正在被心理病“杀死”的都市青年

原创 专题报道 ELLEMEN睿士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2.1%，焦虑障碍患病率4.98%，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接近7%。与此同时，抑郁症的发病年龄正呈“年轻化”趋势。

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代表的心理疾病，正在成为都市青年们的一种“群体性疾病”，因病自杀、自残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什么才是患病率不断走高的“幕后推手”，这样的群体性趋势是否有逆转可能？那些迷失在水泥城市间的年轻迁徙者，又要如何抵御这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敌人”？

红色警报

什么能轻易击溃一个二十出头、年轻漂亮、正预备开启新创业计划的北漂女孩？对1994年出生的任可来说，是一通打给父母的电话。

2017年末，创业热潮依旧在北京持续，因在互联网产品圈积累的工作经验，有人拉任可合伙创业，做一个美学教育项目。任可拿不定主意，打电话回家，一为例行的“人生重大事项汇报”，二也想听听父母的意见。但她收获到的，是这二十几年来惯常听到的打击和责骂。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电话那头，对美学教育毫不了解的母亲嘲讽起打小就喜欢画画的女儿：你以为你还能做美术吗？

“当自己的理想被攻击、被践踏时，我太难过了。”任可回忆，在父母越来越难听的指责里，她一败涂地，坐在地上大哭着向对方求饶，“就说，求求你们不要再骂我了。整个就崩溃掉了。”

一条看不见的导火索被点燃了，第二天，任可发现自己起床变得困难，接着是整晚的失眠或噩梦。梦里，她一遍一遍重温年幼时被父母责打和语言暴力的经历。

正常工作也变得困难，每工作一小时，她就要躲进卫生间里哭二十分钟。白天强撑着把工作做完，晚上回家后，又要靠在沙发上再哭几个小时。

并发症状越来越多，身体各处出现了持续的、不明原因的疼痛，记忆力也快速衰退，她会弄错熟悉的地铁线路，会莫名其妙在楼梯上摔倒，在神经性贪食和厌食的两极奔走……生活支离破碎，她的精神也被摧毁了。

“为了逃避这种病理上的痛苦，当时超级想自杀。但我又觉得，自杀不对。”可怕的念头像潮水，此起彼伏翻涌上来，靠着仅有的求生意志和对工作绩效考核的担忧，任可选择主动求医，她先去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睡眠科，接着转到心理科，然后收到了一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诊断书。

强烈的自杀和自毁倾向，对还未有患病意识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是一个横跨在生死之间的红色警报器。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前半年，同在北京工作的29岁媒体人李萌，几乎复刻了任可发病的整条路径——失眠、作息紊乱、长时间莫名哭泣，精神常处在一种“非常屈辱的状态”。确诊前一周，这个瘦弱的南方女孩差点在一个午后，一脚翻出自己租住的12层小公寓窗外。

“那是那栋楼的顶楼，我当时非常非常强烈地想从窗户上跳下去，那种感受完全控制了我。我知道不应该那样做，但就是非常非常想，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那一刻的强烈情绪，九个月后，依旧残留在李萌身体里。

她还清晰记得，那个初夏午后，两三点突然下起大雨，天空是泼墨般的暗沉，她悬在窗边哭，最后，残存的理智让她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挣扎着向对方描述了自己的状态。“或许因为跟人讲了话，我觉得自己稍微缓过来些，头脑变清醒了一点。”

警报短暂地解除了。将脚从窗沿撤下，李萌在房间里静坐了会儿，然后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不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过激行为。雨依然没停，她披上外套，没带伞，慌忙跑下楼，扎进雨里……

一周后，亲近好友被确认为抑郁症，李萌也走进了在精神疾病领域颇有权威的北京安定医院，很快被确诊为“重度焦虑，中度抑郁和中度强迫”。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也反向造成了新的压力。

“我怎么会得这么没用的病？”

“心理疾病”在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聚焦的常规议题之一。截至2021年3月，知乎话题“心理疾病”有32.5万关注者，“抑郁症”频道的订阅数为78.7万，拥有多个超千万浏览量的精选问题；在年轻人聚集的豆瓣APP上，“群体心理互助治疗”小组也有近5万名成员。

医学杂志《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研究文章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6.9%，十二个月患病率为3.6%。根据数据估算，中国有逾9500万抑郁症患者。

“这个数据绝对是没有涵盖完整的。”拥有15.6万知乎粉丝和六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苟渝笃定认为，“中国真有抑郁症的人，我保守估计，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字。”

苟渝生活在直辖市重庆，曾长期在基层社区工作，他多年观察发现，因为中国人较强的“面子观”，很多抑郁症或者是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特别强”，“他们是不会去就医的”。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该类疾病确诊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与强烈的自杀倾向一样，病耻感也是很多抑郁症患者需要面对的头号敌人。饱受抑郁症状折磨的任可在拿到诊断书后，经历了她人生中最难熬的三个月，“羞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

任可对抑郁症的了解，此前仅限于社会新闻中报道的、因抑郁症自杀的明星和企业家，当疾病轮到自己身上时，她反复质疑自己：“我怎么会得抑郁症这么没用的病呢？”身体和精神上的明显不适，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感，它们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囚笼，将她锁在原地，“每秒钟都觉得痛苦，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最初，任可鼓起勇气，向主张“打压式教育”的父母求助——她把诊疗单的照片发给两人，企图换取一些宽容对待，并将“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马赛克，以免父母自责。但父母那辈人，对这类疾病的接受度显然更低，他们难以理解任可生病的原因，甚至在她春节回家时，父亲当着亲戚的面开口大骂：丧着这张脸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成长过程中其实是有比较不错的物质条件，他们（父母）觉得，明明满足了我的物质条件，我却生病了，那肯定是我自己的抵抗力差，对不对？”说起父母，任可的情绪变得低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我才会特别恨自己，觉得自己特别不中用。”

这些年接手过不少抑郁症案例的苟渝，能一定程度上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大城市的年轻人出现心理问题后，很少能得到长辈们的理解。”苟渝是“80后”，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父母间盛行着单位、大院的概念，这种结构与农耕社会的家族体系接近，“一个单位的人，就是一家人，那些叔叔阿姨，我要是没饭吃，可以随时去他们家吃饭”。

良好的熟人关系为个体提供了复杂的情绪支撑，同时因为社会变化缓慢，就业方向单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不大。“比如说我，我妈是会计。”苟渝记得，小时候母亲加班总要带着他，长久下来，他几乎以为，“（长大后）我也要做会计”。

在过去的稳定生存环境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有自己的定位和清晰的发展路径，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但今天，“随着城市化和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90后’‘00后’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苟渝沉声道：“我儿子现在都不认识邻居的小孩。”

高速发展的城市是完全的“陌生人协作体系”，不断涌入的年轻人被从早年生长的“大家族式确定性”里暴力剥离出来，抛进互联网和高度工业化的迭代浪潮中，周身一切都是时兴和陌生的，在他们与留守家乡的父母亲友间，是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冲刷出的、一道难以逾越的代际裂隙。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信息的产物，接受信息教育的环境，和我们父母所接触的截然不同。”任可在2018年下旬成立了创业项目“抑郁症研究所”，她自学心理学，在网络上连载自己的“抑郁症日记”，建立病友沟通群，尝试为更多的抑郁症和情绪病患者提供解决方案，进行自杀干预。在这样的自救过程中，她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那条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Gap”，“大家生活在同样一个物理空间下，却不知道我们内心的需求是绝对不一样的”。

父母无法代入孩子日趋复杂的心境，那些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理念，又不断拓宽着这道裂隙。任可确诊抑郁后，曾上过一档主流电视台的访谈，父母看到后跑来竭力劝说她：不要说是家庭压力让你抑郁的，你就是工作压力太大，加上身体不好，又熬夜，才会得上这种病。

父母对抑郁症的理解，似乎永远停留在了有限的病理性层面，对女儿控诉的那些童年时自己遭受的暴力教育方式——挥舞的鸡毛掸子、侮辱性的言语暴力、脱衣跪搓衣板、自罚打耳光……到今天，他们似乎也难以理解其中的不当之处。

“他们是真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我是为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任可多次提起那个悬挂在父母家墙上的“文明家庭”牌匾，这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赤裸的嘲讽：“我爸以前打我时都会说，你要知足，现在我们多么文明，你爷爷以前打我都是用铁锨。他现在只是用皮带，他觉得我这已经是享受文明家庭的红利了。”

迷失北京

确诊抑郁后三个月，虽然单位领导表示可以放长假休整，但李萌还是辞去了她从事三年多的记者工作。

记者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载着李萌的理想——她大学本科是市场营销，但却执意选择了一家素有“针砭时弊”之名的大型报纸实习，“（那时）真就满腔热血，觉得新闻本身是个很有正义性的事，你可以替很多人发声，也可能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从学生时代起，李萌就喜欢写作，她认为新闻记者是少见的、能满足她个人喜好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完美职业。但入行第一年，意见相左但态度强硬的老编辑、激烈的同行竞争和长时间的反复出差，让李萌感觉不到外界对个体的尊重，自己“被当成一个工具人在利用”。

她选择换到新单位，但江河日下的从业环境、关键公共事件中无作为的领导和缺乏人文关怀的前辈……又加剧消磨着她。去年三月上旬，武汉疫情后期，她忽然“心里一下觉得不行了，就完全垮掉了”。

职业上的无价值和无归属感，是李萌感到挫败和虚无的源头，也是她发病的诱因——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如此之大，自己也没有最初设想的那样适合这份工作，“我辛苦呆在北京是在干嘛？”沮丧的情绪没顶而来，李萌对未来生活的方向感和动力，很快都消失了。

作为“过来人”，苟渝也有过和李萌一样的迷茫期，他2000年上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能去干什么”，这也是很多大学生面对的普遍困境，“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能接受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我能不能被需要？”

清晰的归属感和多元化的自我定位，是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有效方式，但在苟渝看来，这样的解决路径，或许早在一开始，就已经被严实地堵上了。

“归属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我自己认可我属于这个地方，抱着开放接纳的热情态度，去和我认为与自己同属一个社群的人交往。但你发现了吗？”苟渝再次发问：“这和我们传统应试教育的规则，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教育是，我以优异的表现来取悦你，让你满意，以获得你的接纳。家长告诉你好好读书，上985、211，那都是为了获得认同。在这个认知里，是我被认同了，我才属于这个地方。”

李萌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苟渝的判断。她在决定辞职前曾反复犹豫过，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劝阻，跨专业考取了新闻学院研究生，然后成为记者。现在，哪怕过得煎熬，她还是想为理想再坚持一次。但很快，焦虑和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也开始叠加出现在她身上。

一次和心理咨询师的沟通治疗，让李萌开始重新审视这份职业对于自己的意义。“他说我对这个职业的很多期许，其实是别人的期待和认同，未必是我自己的。”李萌觉得自己像被人“迎头敲了一棒”，她一直坚定认为，自己对职业的选择，都是自我意志的延伸，但当她由此开始追寻病因，曾经笃定的信念，也出现了偏差。

“我小时候就写作文还行，算是所有学科里比较有优势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总会被老师表扬。”李萌从小学到高中，成绩平平、偏科严重，那时，老师们习惯以分数来论好坏，班主任间也多拿优秀生互相攀比，她自然不属于能常获得关注和表扬的好学生。

想要获取关注和进步的李萌回到家，还要面对父母的“批评和打骂教育”，“在那个阶段就很有挫败感，我很希望能被别人看到、关注到，但又觉得自己脑袋也没有很聪明，成绩没那么好，又赶不上别人。”父母的说教和挑剔，不能给予小李萌支持，反倒让她期待得到他人认可的欲望，变得越发强烈。

抑郁症确诊后，李萌读到了苏珊·福沃德的《原生家庭》，结合心理咨询师的判断，她意识到，或许早在少年时代，她接受的教育方式，就为她罹患心理疾病埋下了隐患。

在李萌的记忆里，父亲很爱看报纸，家里一直都有订都市报的习惯，她小时候也总跟着父亲一起读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记者这份职业能让我爸妈比较多地认可我。”李萌思索片刻，慢慢补充道：“我可能非常非常需要他们的认可，我对于外界的认可好像有非常大的需求。”

最终决定辞职前，迷茫的李萌向“点醒”她的咨询师求助：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这个职业的意义对我来说就已经破碎了，那我接下来怎么办？

“你要重新为这件事赋予你认同的意义，或者，你要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方温和鼓励道：“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需要去不断试错。”

任可在去年出版了个人著作《你的第一本抑郁自救指南》，里面汇集了她对抗抑郁症的经验心得，以及“抑郁研究所”近两年对国内抑郁症患者和治疗现状的调查研究。

重生

倍速进化的城市里，执着于寻求他人认同，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你属不属于这个地方，是由人家来定义的，那你永远都处于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状态。”苟渝坚持这样的观点。

在放弃国企“铁饭碗”，转行成为心理咨询师后，苟渝做过很多社会实践，他当过一线社工，“拿着2000块工资，每天跟穷苦的人打交道”，也尝试过卖房子，学着和不同小区的居民打交道，获得消息。

苟渝想要探寻一条建立归属感、重塑自我认同的清晰道路，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完全圈层化了”。社会关系已经由剧本唯一的单机游戏，变成拥有复杂故事线的联机游戏，“在我们父母的时代，社会是个完整的金字塔，你必须爬到塔尖才活得下来。但现代社会是什么？如果我是个游戏玩家，但隔壁小孩是个好学生，不喜欢玩游戏，那我不跟你玩，我通过网络能找到其他朋友。”

抖音和知乎里的美好生活未必是骗局，但那是来自不同圈层的传奇故事，对应着各异的游戏规则和技能门槛。而那些初来城市、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一路往上读，读到了博士出来，突然看到健身教练过得好美好，插画师过得好好，但我一无所有。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博士，我却过得不好”。

苟渝已经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去个性化”的应试教育不培养技能，“你没有入门的那个技能，是真进入不到任何一个协作体系里去”，只能被困在“低复杂度的重复内卷”里。

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是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的重要根源，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任可，将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统称为“不适感”，这是个人的生物节律和高速发展的社会节律产生错位后，滋生的必然后果。

“互联网的普及，让信息获取日趋方便，现在大家都是从各个知识付费平台光荣毕业，我们购买了这个产品之后，就好像可以实现财富自由、阶级跨圈。但实际上，这和每个人能够触达到的，中间有非常大的落差。”不过，任可并不认为，通达的信息网络和割裂的社会只能带来不适，变化的现实也正从另一个层面，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案。

2018年初被确诊抑郁症后，任可曾主动转诊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抑郁症还未能在社会上引发“白热化”的讨论热度，但任可发现，她花400块钱挂上的特需门诊外，等满了人。“医生半天要看五六十个患者，根本就顾不上你。”

待到任可就诊时，把医院当成“救命稻草”的她向医生求助：我快死了，你快救救我。而对面的中年女医生只温和回答：来这都是快死的，你就是重度抑郁，吃药就行了。

“她本意应该是要做患者教育，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三年过去，任可依旧能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心情，“当时我就想，干！我已经这么难受了，我尽全力走到这家医院，你就跟我说‘吃药就行了’，其实是感觉自己被放弃了。”

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在成立“抑郁症研究所”后，任可发现，在她的用户人群中，“这基本上是人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对程度和病状各异的抑郁症患者，医生只能提供病理层面的缓解方式，却难以从“社会人”的角度，给予更加个性化的对待。

任可走出“自杀阴影”、逐渐康复，靠的不仅是有限的医疗手段，朋友的支持和包容，才是先后在医院和父母处受挫的她活下来的重要力量。“抑郁症啊？我之前有朋友也得过。”当她蓬头垢面、带着强烈的病耻感，怯弱暴露在朋友面前时，对方像日常聊天一样回复她。那一瞬间，“我得到了第一次松快。”

在任可确诊初期最难熬的几个月里，身边朋友担心她做出极端行为，会每晚接力给她打电话。任可记得，有次她已经“把所有眼泪都流干了”，但朋友还是没挂电话，安慰她：不想说话可以不说，哭一会儿也行，我等你哭累睡着了再挂。

明天变得有了期待，吃到朋友寄来的车厘子，任可发现，“车厘子真好吃，别人给我买的尤其好吃，我还想吃”，慢慢地，她觉得自己还想多活两天、多活五天、多活到下个月……

“那时，我觉得死亡才是我的母亲，是最亲切和最有安全感的解决方案，但朋友们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真有不求回报的爱，给我构建了一个社会支持的网络。”从强烈的自杀倾向中缓和下来，任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日记，建立病友群，拉着一帮朋友交流“怎么活下去”。

后来，群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情况逐渐好转的她也成了其他患者的“锚点”——病友群里有人提出想自杀，会有老群友劝他：你不要觉得自己惨，看看任可的微博，人家比你惨多了，现在活得好好的！

“你鼓起勇气去分享自己的经历，其他身在病中的人会意识到，原来抑郁症是可以康复的，她有康复的一天，那搞不好我也有。”看到了“活下去”这件事之外的新价值，任可决定将社群“抑郁症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创业项目。

“24岁之前，是父母把我生出来，但24岁之后，我依靠着我身边的连接关系，自己重新把自己生出来了。”2018年秋天，任可变成了“抑郁症研究所”所长“任有病”，某种程度上一个全新的人。

北京安定医院，已经成为很多泛抑郁年轻人的经常性造访地。

活着

“这是一种新的选择。”苟渝将任可搭建的这类社群，定义为“类血缘关系”，一种由当下“圈层社会”提供的福利，它游离在社会主流亲缘网络之外，为个体提供新的群体性支持。

“你获得了支撑，然后具备勇气到未知的世界去，对那些失控、不确定性，你才有更好的抵抗性，心理才不容易出问题。”苟渝认同这种新型关系是缓解当下矛盾的有效方式，但一切有个前提：你要不断向外探索，“知道‘我是谁’，才能去加入自己的圈层”，从而真正获得归属感。

辞职离开北京后，李萌开启了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她先按《原生家庭》一书中的建议，给父母分别写了一封信，用尽量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在信里列举了她认为父母以前做错的事和给她带来的影响。

把信寄给父母，并得到两人理解后，李萌去到了依山傍水的南方小城，在一所山间寺庙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禅修。远离城市、没了工作，生活彻底慢下来，她会整个下午什么事都不做，只在农田里帮助僧人除草，或者在开凿的岩洞里，帮着向外搬运石头。

李萌也在研究心理学，尝试用更多向内探索的方式来自救，她反复练习正念冥想，慢慢发现，“我能比以往更快觉察到，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这个念头？”

躁郁感依旧不定期造访，但几个月后，李萌能在察觉内心变化时，“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因为什么”，她试着去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它们会来，很快也会走。”

今年1月，电影《心灵奇旅》上映，李萌和旧时好友去了电影院。这是一个讲述厌世灵魂“22”在现实世界寻找生命之意的故事。电影过半，意外进入男主角乔伊身体里的“22”坐在阳光充裕的街边，抬手接住一片从树上掉落的金黄落叶，它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生活。李萌坐在黑暗里“疯狂流眼泪”，“看到‘22’试图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我好像和它完全共情了。”

李萌想起自家楼下的一棵树，她在那个小区住了十年，但却从没怎么注意这棵树，直到不久前，她走过树下，抬头发现那棵树挂满了黑色果实，层层叠叠的叶片上有橘红色的斑纹，风吹过，散发出像是柠檬和茶树混合在一起的香气。

“我立刻觉得，我真正活在了当下，我没有为过去发生的事，有任何的遗憾、埋怨，也没有为未来焦虑。”那一刻，李萌感到“很圆满”。

农历新年过后，李萌的状态明显有所好转，她报了舞蹈班，也在学习绘画，并重新考虑职业问题，她想着，自己或许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而对之前的那份理想职业，“最后应该会离它越来越远了”。她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自己才算是康复。“但其实不康复也没关系，我可以带着这个症状，再多尝试一些新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承受得住。”

新年时，处于康复期的任可回了趟老家。她创办的“抑郁研究所”获得了数百万融资，她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年轻商业精英的排行榜上。

任可拎着满手礼物，期待着父母能认可自己的成绩，但却迎面撞上父母说她“太久不回家”“不孝”等指责。连滚带爬逃回北京，她重新陷入到之前的那种抑郁状态中，“六神无主，好像又一个跟头栽倒了”。

哪怕任可多次给父母去信，他们依旧不能与女儿共情，她之前几次濒死，但看到现在她小有所成，母亲也只评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会发现，半个月前我的感受，和两年半前日记中记载的一模一样，它们没有消失，依然是我的一部分，也不保证它们永远都不会再找回来。”对父母燃起的希望再一次熄灭了，任可又要重新面对自己的老对手，好在这次，她不会过于孤独害怕。

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讨论和研究，已经越来越普遍，任可觉得，这是“医疗革命带来的认知进步”，年轻人对心理疾病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近一两年，因为创业压力大，任可常去安定医院开安眠药物，发现候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气氛却并不紧绷。“你就感觉他们心态是，唉呀，我睡不着觉，有点抑郁，那我顺便来开个药。”她偶尔还能碰上一两个年轻“同行”，在研究医院导诊系统的优化。

在“抑郁症研究所”的各个病友群里，好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12岁的小朋友在群里说：当打开“抑郁研究所”这个公众号时，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康复的群友在退群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是这个群，我可能早就死掉了。

许多能力出众的创业者会来鼓励任可：我们之前也想做这么个心理项目，但都没做成，很高兴看到你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了。在任可最害怕病情卷土重来时，创业圈的老病友前辈也会用自己的经历，自然鼓励她：不要怕呀，复发就治啊。

成为“任有病”后，任可能看到更广阔的空间，也积累了更多的勇气。最后一次采访，是在北京周末一个雾蒙蒙的上午，聊到折磨她多年的病症，任可的语气平静放松：“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创业公司有创业公司的问题，哪个组织不是在带病生存呢？能有问题，说明它还是个健康的机体。我觉得人也是，甭管是得了心脏病，还是季节性过敏，还是抑郁症，我说，只要活着，问题就不大。”

（应需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摄影 Nina Liu

采访、撰文 孔明明

原标题：《正在被心理病“杀死”的都市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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