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 | 旧制度下的书籍流通如何引燃了大革命

原创 朱天元 周官雨希 经济观察网 收录于话题#午间阅读❤116个

达恩顿通过18世纪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社纳沙泰尔的档案重建了18世纪的图书世界——启蒙观念、谣言和大众的集体心态，如何通过书籍和书籍背后的流通网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清理了旧制度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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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天元 周官雨希

photo | 图虫创意

也许世界上从未有一场历史事件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实践以及观念世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天起，关于他的性质与争论就从未停歇。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把19世纪称之为双元革命的世纪，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霍布斯鲍姆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归结为三处：其一是“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其次是“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第三则是“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对于人类的知识世界与政治想象的颠覆，和其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造是同样的。然而，当我们聚焦于埃德蒙·伯克对大革命前旧制度和传统及秩序的捍卫，马克思将大革命赞颂为“现代国家的诞生史”之外，大革命前的启蒙观念，如何通过知识与权力的网络滋润了年轻的革命者心灵？知识分子通过阅读与写作如何想象出一个崭新的国家？咖啡馆与沙龙中的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言论和对于旧制度的愤怒攻讦，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其燃起了1789年的熊熊烈焰？对于聚焦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学者来说，这些问题却鲜有人回答。

战后历史学开始了文化史的转向，深受人类学、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对于之前习以为常的以事件和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开始了新的反思与重建。他们希望走入历史的细部，发掘那些被遗忘的人群和声音，在习以为常的世界里找到社会结构与大众心态是如何产生作用，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就是其中之一。他关注法国大革命前书籍是如何逃避审查，流经权力与大众共同编织的权力之网，被读者获得。在他看来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与观念的途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即便阅读同一本书，却可以获得不同的理解与意义。“就像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一样，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阅读，阅读史可以像思想史一样复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

<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达恩顿通过18世纪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社纳沙泰尔的档案重建了18世纪的图书世界——启蒙观念、谣言和大众的集体心态，如何通过书籍和书籍背后的流通网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清理了旧制度的精神世界。

2021年，达恩顿出版了他的最新作品《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在这本书里我们陪伴他书中的一位销售代表，经历了大革命前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焦灼不安，图书贸易的激烈竞争以及启蒙思想如何在权力忽视的角落登堂入室。而书商和小知识分子曾经寄予了无数希望和幻觉的旧世界，最后又被他们亲手培植的种子荡涤殆尽。

访谈

interview

问=经济观察报

答=罗伯特·达恩顿

问：无论是在《启蒙运动的生意》还是在新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您都是通过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档案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与演绎。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发现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这批档案，对于您的阅读史和文化史研究来说，他们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答：当我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我在书中遇到了一条脚注，指出法国大革命吉伦特派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有一批未出版的信件收藏在瑞士纳沙泰尔的市政图书馆。我当时对布里索很感兴趣，所以去信给图书馆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有这些收藏。图书馆管理员回复：“是的，119封信。”他还发来了其中一封的扫描件——一封极其珍贵的信件，足以为我们理解布里索革命之前的政治生涯提供全新的方向。后来，在我成为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后，我去到了纳沙泰尔。那119封信就在那里，随其他5万余封有关图书出版和销售的信件一起，保存完好。

布里索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这是一家靠近瑞法边境的重要出版社，而它的档案基本完整保存到了今天，就存放在纳沙泰尔图书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是目前仅存的外国出版商档案，它使理解旧制度之下的书的力量成为可能。我的原计划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作布里索的传记。但我在写到500页的时候放弃了，因为我决定着手进行书籍史的研究，一个比布里索更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历史学家会遇见他们意料之外的研究课题。我在了解书籍史这门专业学科之前，就已成为了一名书籍史家。

问：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您描绘了书商弗朗索瓦·法瓦尔热行销的路线，并勾连出法国下层社会的体制中，禁书如何运行、传阅的轨迹。您觉得在旧制度下的经销商、出版商、印刷工、书店老板在传播、转运书籍的过程中，除了商业利益驱使的心态之外，是否也怀着一种传播启蒙思想的精神？启蒙运动的影响能否在他们这类人的身上体现？

答：正如我们从法瓦尔热日志中所见，在环法旅程中，他也需要理解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而意识形态并不是值得书商们深思熟虑的因素之一。在研究书商们的卷宗，以及其他出版商卷宗时，我试图探求这些出版、销售启蒙思想家作品的人，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否受到哲学思潮的影响。我找到了很多围绕作者展开的八卦议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启蒙事业的忠诚。有一些出版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克-米歇尔·雷伊、布永的皮埃尔·鲁索、伊韦尔东的巴泰勒米·德费利斯——的确同情启蒙。但是，他们并不是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商人，他们要赚钱生存。因此，要理解他们的行为，关键还是要考虑利益动机。

问：在这本书的第十三章中您统计了纳沙泰尔公司的订购单。卢梭的著作是最为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这也体现了当时法国的读者对于哲学著作有着浓厚的热情。为什么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中，卢梭的学说会脱颖而出？我们能否把法国大革命视作卢梭思想的一种现实版本？

答：我认为卢梭改变了作者和读者间的关系。不同于总是与读者保持距离，以讽刺、高冷的形象示人的伏尔泰，卢梭仿佛在与读者的心灵对话。就像英国的塞缪尔·理查森和德国的歌德，卢梭是表达情感的天才，他仿佛可以丢弃所有传统的修辞和手法，直接与读者内在的自我交流。畅销榜单上的其他作者也会采用不同的修辞技巧，像现在已经被遗忘的里科博尼夫人，也很擅长搅动读者敏感的同情心。但是没有人比卢梭更有力。

卢梭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位名叫诺曼·汉普森的历史学家曾做过一项研究。他统计了革命者演讲时的引用，发现他们引述孟德斯鸠跟引述卢梭一样多。在我看来，卢梭激发了大革命的民主潮流。但我不同意弗朗索瓦·傅勒、基斯·贝克等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是卢梭派话语决定了事态发展。

问：托克维尔曾经提出过“文学政治”这一概念。他认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甚至革命者发挥的作用甚至是负面的。而当时的法国公共文化中知识分子不懂政治却热衷改革，沉溺于理性设计却对社会现实知之甚少，处心积虑地挑战权威，颠覆传统。在纳沙泰尔公司的畅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读者同样也喜爱文学、哲学书籍与虚构类作品。这种思想偏好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革命中的精英分子，这能否说明当时法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和知识结构也影响了最终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答：尽管我很敬仰托克维尔，但我认为他并没有意识到，很多革命领袖曾以律师、政府官员等身份参与政治事务。他们并非过分乐观、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并非对世界运行的规则一无所知，仅从启蒙思想家描绘的乌托邦图景中汲取变革灵感。就作家本身而言，我认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存在某种乌托邦的性质或倾向，因此梅西耶的《2440年》（译注：一部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设计的乌托邦小说）能够在畅销榜单里位居前列。而若论对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了解，没有人能超越孟德斯鸠。他曾担任波尔多议会会长，这段经历给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至于诽谤性书籍，我觉得他们逐步腐蚀了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合法性，以及王权的神圣性。现在我在研究1780年代发生的事件时，也会为无处不在的“专制主义政府”话题感到震惊。那时的法国人相信自己是政府官员独断专行的权力的受害者，尽管有些官员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对他们有利的。对现实的感知、理解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托克维尔的分析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问：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的经典解释中，历史学家认为启蒙思想影响了法国的新兴工商业者，他们也是大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样的说法在战后历史学界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您通过对《百科全书》的订购者名单的分析中发现：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名义上属非法书籍的《百科全书》不感兴趣，对于旧制度体系中的法官甚至依赖于旧制度的贵族反而更具吸引力。我们能否从对于阅读史和书籍史的角度，重新定义启蒙运动的影响和大革命的主导阶层？

答：有一个迅速成长的城市资产阶级，他们的意识形态直接受到启蒙思想的驱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有误导性的想象。虽然我很难统计出关于读者的硬数据，但我确信，对于图书的绝大部分需求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群体——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公证员、军官、大地主——以及贵族和教士。阅读群体里确实包含一些商人，但就我所知，没有手工业者和工人。相对贫穷的百姓也许可以加入读书会，或者可以去图书馆以少量费用借阅图书，但是我们找不到明确材料证明劳动者曾经这样做过。

在巴黎，印刷小册子（译注：内容常以时评、政论为主，也有部分摘自图书）会被大声朗读，在咖啡馆或卢森堡公园、杜乐丽公园、皇家宫殿花园等“公共场所”（lieuxpublics）。普通民众会听到、看到这些朗读表演，一些毁谤性作品，如《路易十五的私人生活》，得以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大量的政治讨论以类似方式进入街头小调、歌谣。它们事实上起到了新闻报纸的作用，不断有新的内容被编入已有的旋律当中。因此在我的想象里，当时的舆论环境是一个口传信息与书面信息混杂的复杂网络，正如大众本身也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合物。我并未看到有所谓统一的、与被明确定义为启蒙著作的语料关联密切的资产阶级。

问：您在青年时代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您对于下层社会与大众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的兴趣。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这种思考视角上的转变？这与战后欧洲左派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兴起有没有关系?

答：自1970年代起，我对年鉴学派的了解逐渐深入。当时我多次受邀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四部做访问学者，那里就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他的弟子们工作的地方。那时，弗朗索瓦·傅勒正带领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从年鉴学派的视角研究书籍史——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评估书籍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我于1970年与傅勒相识，当时他来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后来他又介绍我与丹尼尔·罗什、罗杰·夏蒂埃、雅克·勒韦等历史学家认识，自那时起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和学术伙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非共产主义左派，但他们不是因为政治观点而绑在一起的。他们有共同的学术理想——理解普通民众的集体心理，或言精神世界，而这对我来说也极具吸引力。

问：您热爱意大利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作品。战后历史学同样也试图在文化和权力的角度上对于历史做出新的阐释，更多地注重文化在结构、象征体系、符号上的作用，并且注重妇女、儿童等传统史学中的边缘群体。您怎么看待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等传统文化学者的成就与局限？在您的研究中，又有哪些部分受到了他们的启发？

答：于我而言，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代表一种尝试理解整个文化体系（也即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所称的“文明”）的努力。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他们敢于描述一个整体性的世界，囊括平民和精英的生命经验，将日常习俗与文学艺术融会贯通。这种研究路径的风险是，它使得文化看起来太过同一而稳定，尽管他们承认复杂性并会追踪变化。他们的书写生动优雅，是智识的冒险。我最近重读了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的开篇部分，并再次为之神魂颠倒。我觉得历史是有审美维度的。阅读赫伊津哈、布克哈特这些大师的作品时，历史便成为了艺术，而不只是科学，“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问：在《屠猫记》中，您解读了近代猫的象征意义，以及屠猫与猎巫之间的联系，并以此还原重建当时法国产业工人的心态史。如果说历史学是一门以实证为核心，不断重建的史实的学科。那么象征符号和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多义并且模糊的。从您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在研究、重建某种符号并解释其意义的过程中，是否有过度诠释的风险？

答：尝试解释像屠猫这样的离奇事件确实要冒风险。我可能会因随意或过度解读而被指责。但是，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某种解读，不是吗？所有解读都会根据其建构的严密性而得以维系或被瓦解，不是吗？象征符号的世界的确存在，它们能够被研究、探索，但不是通过僵化的方法理论，而是通过富有同理心、代入感的理解，就像前面提到的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那样。正是从他们那时起，象征人类学这一流派才发展成熟起来。历史学家可以从中撷其所长，因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在保持概念严谨和研究深度的同时解读符号与仪式。当然，人类学家之间也会有方法论上的分歧。他们提供的是我们可以效仿的观念上的指导和示例，而不是研究文化史的通用方程式。

问：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关注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和他们所营造的文化。今天的历史学家则力图超越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层面，试图理解那些被遗忘与被忽略的群体的行为和思想。在您的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您关注的也是在不同情境下和社会关系中人的行动和思考。在您的研究中，您是如何理解“自下而上的历史”这个概念？

答：1960至1964年，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期间，我了解到了英国版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最初是通过我的论文导师理查德·科布的作品，而后是从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和文章里。在本科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思想史或称观念史。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希望能做“自下而上”的思想史的研究，甚至发展出某种观念的社会史。但对于所谓“自上而下的思想史”意味着什么，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我至今仍觉得，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取向或态度。

问：您曾经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扮演上帝》一文中通过发掘史料重建了法国革命家布里索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类似于辩护律师。需要为历史上的人物奠定评价，记录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者，您觉得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写作发言时，有什么特殊的责任与意义？

答：我相信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求真，这听起来也许很扫兴，因为可望而不可及。诸如“另类事实”（alterna－tivefacts）和“后真相”（post-truth）等概念已经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认为，历史学家更应该忠实于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尽可能严谨地理解过去，并与公众而不仅仅是同行交流，尽管我们的理解也许不够完美。当然，有些历史课题的深奥艰涩是难以避免的，只能以专论或专著的形式与同领域学者交流。但总体而言，把历史学家比作律师（或者侦探，也许更贴切），这个比喻在我看来是合理的。我们以证据为基础提出观点，把自己暴露在驳斥与反对下，并设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逐步接近“真相”，并让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了解真相。因为对过往的了解可以提供不同视角，如果视角单一，人常常容易被当下困住，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也许像中国这样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的国家，不会有此类问题。但是美国人倾向于认定现实皆系于当下，而忽略其他时间或空间内的现实。

原标题：《周末阅读 | 旧制度下的书籍流通如何引燃了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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