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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草原深处 | 家族志

2021-04-06 18: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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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镜相栏目最新策划专题“家族志”入选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文 | 苏木(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外祖父母的初遇是在1971年的夏天,在锡林郭勒草原西部苏尼特右旗的马场。那时外祖父已是下乡三年的老知青,骑马圈羊,打草割麦,已做得跟当地人一样娴熟。那年适逢旗里常年管马的老人生了病,外祖父就被调去协助老人的儿子乌恩奇接替养马放马的工作。

也是那时,外祖母随乌兰牧骑队伍一道骑着马来到他的毡房前。在蒙语中,乌兰牧骑意为“红色的嫩芽”,他们的工作也便是这样,几辆马车载着些简单的乐器、道具和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奔走在相隔十几里、几十里的牧户和生产队间,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将歌与舞的种子撒遍草原的角角落落,遍地生出爱党爱国爱民族、积极投身生产建设的嫩芽。这群扎根在草原基层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仿佛天生着一副亲近人民的热心肠,帮着生活困难的农牧户门剪羊毛、打蓄草,借走动之便帮牧民们送信求药、代寄物件,所到之处无不反响热烈。

外祖父和乌恩奇见他们到来,摆出奶食肉干款待,又连连推脱他们要为二人表演的盛情。队长巴图很坚定,强调乌兰牧骑的作风就是,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哪怕只为一个人演出,也要一丝不苟地把歌唱下去、把舞跳下去。 再三推阻过后,原本演员多于观众的尴尬演出就变成了围坐对歌。草原人民只要坐在一起,酒与歌总是不会断绝的。蒙人唱蒙语,汉人唱汉语,同样的调子可以填上各种各样的词,抛出去的乐句总会有人应声和。

作为一众人中为数不多的汉人,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在一首歌的来回中结了眼缘。临走前,外祖母悄悄将半盒凡士林塞给外祖父,要他在干活儿时涂上点,免得冻坏了手。在那个年代,这东西在城里都是极为金贵的,更别提在草原上拿到一盒半盒要费多少周折。

外祖父母初见即投缘可以说既是注定又是巧合。注定是因为二人的兴趣所在和发展道路惊人地交叠着。巧合则在于,二人在命运轨迹发生转变之际所做的每个决定,似乎都是为着这场相遇。

外祖母生于戏曲之家,打小跟着母亲在剧院的后台长大。她早先便和母亲说好自己对唱戏没兴趣,单纯是爱看那仿佛闪着光的舞台上闪着光的人儿的一寸一踱步、一转一拂袖,爱听那京胡弦颤、铜锣铿锵、唱腔婉转绵长,故而总免不了在大幕拉开,大灯照亮舞台的时刻眼里闪起光。

京剧团一位唱花脸的伯伯一见外祖母就喜欢得不得了,连连称赞她嗓子很好,长相也俊,可以学戏。外祖母说不要,嫌学戏太苦要起早,又嫌京戏满,胡琴拉了半天,过门还没拉完,令人着急。伯伯也不生气,总给她讲些戏文故事,讲那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在四面楚歌时目睹自己的爱人自刎君前的悲,讲那孤勇的忠臣为保恩主遗子而亲手葬送自己的孩子时的恸。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样一个老小孩突然就批成了文艺黑线人物。外祖母迷迷糊糊跟着好朋友报名下乡去内蒙,也是循了母亲的嘱托,走得越远越好。她在惊恐不安中捱过了无处寄托的数月,终于在待她如子的长生天脚下寻到怀抱,她总说,草原是她的第二个母亲——这里的人们与天最近,与地最亲,在这里是可以放声歌尽情舞的。

七零年秋,苏旗的乌兰牧骑招募新队员,无论汉族还是蒙族,无论是牧民或是生产队知青,无论能歌或是善舞,但凡有艺术才能的人都可以报名接受考察。外祖母虽未接受过系统训练,天分却是很高的,与当地人民混迹了半载就能把马头琴拉得像模像样,一副好嗓子又学会了不少蒙族的曲子,舞蹈动作也是看一遍就能学会,顺利地通过考核入队,从此告别插队的生产生活,成为乌兰牧骑的一员。

外祖父下乡的道路则顺遂得多。六七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原本打算留校继续进修或者入职研究机构做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可看着一同毕业的好友奔赴祖国各地投入生产学习,青年的热血一时涌上头来,于是主动报名成为了一名下乡知识分子。起先他插包到多兰家,奶奶待他这个初来乍到四肢孱弱的知青们如对待自家孩子一般怜爱,照顾他饱暖周全,又手把手地教他挤奶圈羊等轻松基础的活儿。后来外祖父被调去放马,奶奶也时常托乌兰牧骑队员们在巡演时为他额外送些吃食和衣物。

青年们但凡集会必要赛歌,外祖父经过专业训练的乐理技术也恰有了用武之地,每一次的围坐对唱都是他民乐采风最天然而丰厚的素材。虽隔着难以打破的语言障壁,乐曲的旋律却总能不分民族、不分文化属性地触碰到人心底最柔软的区域。每每听到新的旋律他便掏出笔纸记下乐谱,久而久之,当地会说些汉语的男女老少都乐意在闲时来找他,用或流畅或磕绊的汉语教他一些蕴着青草与马奶酒香的调子。

这项时断时续、不甚规范的采风工作让外祖父同这片草原缔结下某种不可言说的情结,数十年后再哼起那些或广为吟唱,或鲜为人知的曲调,仿佛仍能听见马蹄掠过细草的声音,仍能嗅到雨后潮湿泥土的气息,仍能触目牧民们黑黝面庞笑起来时褶皱出的纹路,仍能跨越语言的隔阂感受到调子和歌词里的悲欢、思念或崇敬。

七一年秋放马工作结束,外祖父被调回生产队,又经知青牧民共同推荐成为旗文化馆下属的民族文艺收录员,随乌兰牧骑队伍奔走各地开展文艺宣传工作,采集整理各种民歌、民戏的词曲素材。队里有些老知青打趣外祖父,问他怎么这时候不惧奔波劳苦了,他对外祖母笑笑,心照不宣。

接下来近三年里,外祖母在一场场演出的筹备中,摸索着学会了四胡、火不思、雅托嘎和胡琴,蒙古舞也跳得越发地道,七二年还随队前往艺校进修学习两个月,论水平也算得上半个民族艺术家了。外祖父则一路随队演出采风,偶尔也协助队员们创作,为蒙族队员们写的好来宝谱上曲子,又为舞蹈演员们一些即兴的舞蹈动作写伴奏。聊起这段创作经历,外祖父母的感受总是出奇地一致——蒙古族的乐曲和舞蹈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挤奶舞、筷子舞、接羔舞无不取材于牧民劳作的重复性动作,大线条的曲调和直白的歌词无不是情动之时脱口而出的吟唱。在这里,艺术家的身姿可以低得匍匐在泥土里,依然可以盛放至美的艺术之花。

队里所有人都默许了外祖父母二人的般配——都来自北京,一个能歌能写,一个善奏善舞,更何况那些不经意间的眼神交流根本骗不了人,只有两人自己不知是嘴犟还是害羞,总不愿承认彼此的心意。后来外祖母坦白,当时因为她在北京已无处可以投靠,所以想要一辈子留在草原,但她觉得外祖父的才华是要有大作为的,不愿拖累外祖父永远困在这片僻壤。

七四年冬,与往年冬天无二,知青要协助牧民们转场到冬季牧场去,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也要投入到劳动中。大家把蒙古包和各类生活生产用具装上勒勒车,赶着千余只牧畜浩浩荡荡地北迁。乌云翻涌,细小的雪粒扑面,是暴风雪将至的迹象。转场途中,乌兰牧骑队员们负责圈的羊群中突然有一只跪地不起,有经验的队员说这可能是只怀孕的母羊,跪地不起可能是要下羔子了。眼看着大队伍越走越远,队长决定把母羊丢在这里,任它自生自灭。外祖母不忍心,蹲下抚着那只母羊的头啜泣起来,任周遭的队员们怎么劝也不肯走。 外祖父见状,让其他队员给他们留下一个小一些的蒙古包,两人接生了羔子就去追他们。这是一个过分危险的决定,两个人独自留在暴风雪将至的荒原是极有可能被冻死或被狼群侵袭的。可这两个人眼里都写满了坚定,队长也自知劝不动,只好让大家卸下蒙古包尽快上马追赶大部队。

外祖父从事生产活动年头久,又有过接生马驹的经验,接羔过程还算顺利母羊挣扎了许久小羊羔才落地,浑身湿漉漉的,前蹄颤巍巍地着了地便踉跄着跑跳起来。新生命的诞生总能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没由来的勇气。那一晚两人虽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却在一场彻夜长谈中彼此坦露了心迹。外祖母终于说明了她此前的担忧,也得到了外祖父的许诺——无论回京或者留在草原,两人总可以守在一起。似乎这就足够了。

那以后,两人一同看过许多次日出日落和月盈月缺,在试探中接近彼此的心,了解彼此的过往,再将彼此安排进各自未来的生命轨迹中。

七五年夏,外祖母在一次舞蹈的托举动作中失去平衡摔落在台上,因长期跳舞和骑马而劳损的腰部在此次舞台事故中严重挫伤,医生给出的诊断是,杜绝一切体力劳动,跳舞更是不可能,如果执意逞能可能导致瘫痪。

草原不是一个适宜养伤的环境。且不说牧场的活儿无论轻重几乎都要耗腰,便是那忽冷忽热、时潮时旱的天气就足够令病情不断反复。队里准许外祖母病退回城,一切看她意愿。外祖母是说什么都不愿走的,她太眷恋这片生灵自由、人民率真的土地,眷恋那个在数个日月里追随陪伴着她,默默记下她唱的每一支歌、奏的每一支曲的人。可外祖父不希望她囿于这短暂的眷恋而永久地放弃重回舞台的机会。那一晚是外祖父母记忆中第一次发生冲突,冲突的结局是外祖母一气之下决定回京,外祖父暗自允诺早晚会回去寻她。

临别那天,所有乌兰牧骑的队员都来送行,独独外祖父没有去。许多年后他向外祖母坦白未去送行的原因——他不愿看见她掉眼泪的样子,心疼。又或许是担心她看见他就舍不得走了,外祖母说这是当时她略带玩笑意味的自我安慰。

回京后,外祖母凭借一身本事在一个蒙族餐厅找到一份演出的工作。她生得俊俏,蒙语歌唱得动听,蒙族乐器也信手拈来,餐厅老板像是捡到宝一样,说什么也要将她留下来。外祖母说,她对工资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管吃住、不让她跳舞、给她提供写信的纸笔,就足矣。

外祖母在京安定下来后,一直与外祖父维持着书信联系。聊职业,聊生活琐事,聊创作。外祖父也时常将新作的曲子随信寄来,外祖母就拉或弹或唱给餐厅的顾客听。欢快的调子偏多,常能引得人们载歌载舞拍起手来,酒盏的交错也密集起来。偶尔也将些许忧思揉进曲子里,念草原,念苍穹,念爱人,无一不牵扯肠肚,吃饭时听这些歌会影响消化,老板也就不让她唱这些忧思了。我曾问外祖母,如果外祖父再也没有来寻她,她会做何打算。外祖母说,没想过,或许就唱下去吧。无论舞台大小,她喜欢站在中央被灯光和目光照拂,喜欢她的歌声和琴声被人倾听,与人共鸣。

七六年十月,无数漫长的别离画上句点,外祖父也被那些举止激烈的知青们裹挟着涌回九年前的来处。下了火车,外祖父就直奔最近一封来信中写的地址。时隔一年重逢,相拥而泣,执手叙旧,万千感喟。当晚两人一同回外祖父家探望父母,经父母的应允和祝福两人终于确定了关系。

年末,在外祖父的鼓励和支持下,外祖母辞去餐厅的工作,报名参加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的考核,并顺利通过入团,合奏中担任胡琴演奏者,在一些特殊演出中偶尔顶替马头琴独奏。尽管不能再肆意演奏自己喜爱的曲目,也不再处于目光聚焦处,这终究是一份更稳定而光鲜的工作,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外祖父则应聘进入舞美工作部,专务灯光、道具、服装等幕后工作,在舞台背后那片黑暗中注视着那个发光的姑娘。

七六年末,两人结为夫妻。

七七年秋,长姐出生;七八年冬,母亲出生;八零年冬,三妹出生;八四年冬,四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外祖母在怀上第二胎时,就决意辞去团里的工作专心抚养孩子。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几乎耗尽了外祖母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那些悠扬辽远的内蒙调子,也大都飘在床头抚慰哭闹的孩子入眠。温柔如旧,却难再拥有夺目的光芒。

母亲和她的姐姐、三妹年龄相仿,都生在高考刚刚恢复、大学生成为一种光鲜身份的年月,青年对知识的渴望可以得到满足,拥有知识者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外祖母坚持要送几个孩子去上普通学校,不让她们重蹈艺术之覆辙的理由很简单:她的十年失学之憾已经无法弥补,但孩子们是尚有希望的。有条件,就该送他们去学文化课、考大学,用知识建设国家。

三姐妹先后被送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实验一小),又按部就班地考入对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一路平朴却一帆风顺。她们年龄相仿,起点相同,却终究在各自的人生关卡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长姐顺利地直升高中,却在高考前突然改了主意,报考了专科学校的空乘专业,毕业后经过考核和筛选成为国航的一名空姐。工作18余年间,从普通舱乘务员一路晋升至主任乘务长。昼夜作息全部打乱,连飞24小时也是家常便饭。飞行期间要时刻保持精神紧张,笑容仪态话语无一不得体,客观上的生理不适大概已经被主观意识的高压状态屏蔽了。17年,即将步入40岁之际,她从容地辞退那分不断侵蚀健康的工作,应聘成为一家空姐培训机构的讲师。一个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独来独往,生活虽不算奢侈却也丰足,不时也来找母亲一起喝茶谈天,乐得自在。

母亲的三妹大概是最顺应外祖母心意的孩子,顺利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的护理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后就进入宣武医院工作,如今已经离开临床进入护理部从事管理工作。实习时分配科室,三姨专挑了大家都不敢选的急诊科,急诊科患者集中且病情复杂,突发事件多,患者及家属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对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和体力都是巨大的挑战。三姨笑称那三个月的经历是自虐式成长。三姨夫毕业于首医口腔医学专业,两人在校期间相识,毕业后共同进入宣武医院工作,自然而然地结为伴侣。三年前我的小表弟诞生,托给爷爷奶奶照料,一大家子生活平淡也安稳。

母亲在长姐考入专科学校之后就辍学离家,在一家专门接待旅游团的餐厅做了服务员,工作包吃包住宿,旅游团大多用餐时间固定,午餐与晚餐之间间隔时间长,空闲时间里她就钻进后厨,以给主厨打下手为由向主厨学些手艺。母亲一向聪明伶俐会来事儿,不出两年就坐上了大堂经理的位置,也学得一手好厨艺。至今回忆起来,母亲竟觉得那段时间才是她最无忧虑也最快乐的年月。

父亲和母亲的相识也当真是我没能想象到的偶像剧般的情节。小时候,每逢年节,饭桌上总会有一小碟琥珀桃仁。连嗜甜的我和弟弟都嫌甜腻的一道菜,父亲总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我才得知这其中的荒唐情缘。

一日午后,母亲照例在后厨帮忙,往常教她做菜的师傅听她念叨中午太忙没来得及吃饭,就将手头刚做好的琥珀桃仁拨出来一小碟让母亲先垫垫肚子,母亲接过来刚尝了一小块,就碰上父亲来巡视后厨。父亲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不常亲自巡查前厅后厨,一来就撞上个小姑娘在这里“偷吃”,当即就发脾气将母亲训斥了一顿。母亲自从进入这家餐厅工作就没犯过大错,更没受过这样重的责骂,听了两句就掉下眼泪来。一旁的师傅赶忙站出来帮母亲解释,父亲本就看不得女孩子哭,听了解释更觉得自己刚刚的责骂有些不妥,又拉不下面子来向一个员工道歉,只好转身离开,暗中着人送了母亲一套崭新的工作服。此后,父亲每次来餐厅巡视总会多留意母亲几眼,母亲也不知怎地在小心翼翼中酝酿出几分倾慕。

两人彼此试探的红线竟是由未出生的我打上了结。得知母亲怀孕后,父亲立即随母亲回家提亲。外祖父母也未作过多阻挠,只说二人虽然身份悬殊,但只要真心实意便好。父亲也应允母亲不必再回餐厅上班,此后可以专心在家带孩子,也可随心做些喜欢的工作,他都会无条件给予支持。

父亲的允诺也确实一一兑现了。母亲在父亲的资助下开了一间私房菜小馆,也将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一路抚养长大成人。

我记得极清晰,是2010年3月5日,母亲告诉我和弟弟,父亲要出一趟远门,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随后的半月里,母亲将外祖父母接到家里照顾我和弟弟,自己早出晚归,眼睛常是红肿的,却从未在我和弟弟面前掉过眼泪。

再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她不用再去小馆里做饭了,每天都可以从早到晚陪着我们,为我们准备三餐。这着实令我们开心了一阵,因为母亲做的饭比学校食堂好吃许多。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父亲去的地方真的很远很远,要不怎么舍得一直不回来看我们呢?我和弟弟私下推测过许多可能,也锁起门来悄悄哭过,却也心照不宣地不曾在母亲面前提起。

母亲学历浅,只能凭借父亲为我们留下的房产和转让餐厅所得的资产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也能将我们的生活起居照料得无微不至,却对小升初、保送高中、转国际部、留学申请等一系列事务一窍不通。这也让我和弟弟有机会提早独立,凡事为自己拿主意。

18年我考入北大,20年弟弟拿到自己Dream school的offer。所有亲朋都感叹母亲熬出头了,其间许多年的心酸和周折大概也只有我和弟弟目睹之、感念之。

08

我曾以为,彼时外祖母的专断决绝就真的一刀斩断了后辈的艺术情缘。直至母亲悄悄告诉我,当年她和姐姐高中期间都花了太多时间和心思在合唱团和舞蹈队,以至于拖累了学习成绩。姐姐之所以在高考前夕决心去考空乘,是因为外祖母坚定地否决了她关于考取艺术院校的一切念想。而母亲决心辍学,也是看到姐姐在外祖母这里碰了壁,知趣地打消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念想。

母亲说她后悔过,如今却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因为她在学业上的无能反而让我和弟弟学会一切靠自己,这大概都是命运的安排。

可我一直不敢告诉母亲的是,我也差点成为她的遗憾。小学二年级,我在全校做广播操的时候被老师选进了校舞蹈队,音乐课上又被老师点进了校合唱团。从那以后,每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都辗转在合唱团和舞蹈队的排练中。那时的我自诩是有歌舞天赋的,旋律听上一两遍就会哼唱,舞蹈动作也只需老师示范一遍就能记住。在班里当班长的性子带到团里,就总爱“多管闲事”,帮周围的同学纠正音准或动作。进团进队两年,就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合唱团团长和舞蹈队队长。

母亲及早地察觉了我可能要重蹈她的覆辙,便劝我在这些与课业无关的活动上少花些时间精力。四年级秋季学期之初,我还哄骗母亲我已经退掉了合唱团和舞蹈队,只是进入新的年级,放学时间要晚一小时。现在想来这个拙劣的谎言应当是早就被母亲看穿了。但她并未揭穿,也未强求,只是默许了我的任性。

我真正彻底推拒掉这些于学业无助的活动是在五年级开始之际——在我和弟弟都意识到父亲可能不会再回来后,在我跟着班上其他同学一起去报名实验中学和八中的“占坑班”后,我发觉自己需要比旁人花更多时间来为自己铺一条坦途,也要更坚定地独自走好这条路。可我始终不愿杀灭心中对歌唱和舞蹈的一切喜爱、向往和感悟力,正如我无法忽视自己每一次坐在漆黑的观众席中仰望绚丽的舞台时内心的悸动,因此我与各种形式的表演艺术保持着观众席与舞台这样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以欣赏者的身份参与到一场场即时艺术的创作中。

16年和19年的夏天我先后随高中和大学的科考团队去过鄂尔多斯和呼伦贝尔,却还未到过外祖父母视作第二家乡的锡林郭勒。但这并不妨碍我仰头便可注视同一片长生天,俯身便可嗅到同样沁人心脾的青草香,与当地人民在蒙古包中围坐,席间唱起长调悠扬、短调活泼,听来也格外亲切。敬天地,敬先祖,敬爱情,敬一切生灵。语言和文化背景将不同种族割裂开来,为之赋予不同的身份烙印,唯有旋律和肢体语言所能表达和引起的情绪是共通的。

我究竟是在哪里听到过这些旋律呢?

似乎是被风拂进了儿时每一个由清醒入睡的朦胧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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