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收藏①｜多伦现代美术馆：逐步完善的收藏意识

【编者按】

在中国，摄影收藏还是一件新鲜事。尽管图片已经是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但收藏摄影似乎仍是一件遥远的事。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影像收藏市场逐渐活跃，越来越多的人与机构开始意识到了影像的价值：出色的摄影是时代的见证，也具有艺术价值，连接了个人与集体的记忆。

一些民营机构走在了前面，还有那些个人收藏者。他们或系统性地围绕一条主线，或全然出自自己的审美，率先投入摄影收藏。而即使是那些最平凡的家庭相册，当我们偶尔拿起它时，褪色的画面仍然会不经意地敲动着我们的心。他们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保留下的影像终究会成为社会、成为家族以及个人的一份宝藏。他们为什么要收藏摄影？怎么收藏的摄影？这些摄影的价值在哪？澎湃新闻在这里采访了这些中国摄影收藏的“先行者”们，听他们聊聊关于收藏的那些事。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由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创建，是一个按现代多功能目标规划建设的、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和服务的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具有展览、研究、教育、收藏、交流五大功能，是一个当代艺术国际化交流的平台。在影像收藏方面，美术馆从早期没有收藏意识，到梳理馆藏的过程中不断地进步完善，澎湃新闻以此主题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馆长曾玉兰和副馆长顾佳君进行了一场对谈。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澎湃新闻：请介绍下个人身份与美术馆建立的初衷与改变。

曾玉兰：2014年来到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现任美术馆馆长。先后参与、策划“隐而未现——第六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超时空影像展”等学术项目，主持编辑出版多本展览图录及学术论文集。

顾佳君：现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副馆长。曾参与策划“穿越城市——台北‧上海 ”、“水墨经验 II”、“超时空影像”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上海展2019” 等展览项目。

曾玉兰：美术馆由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于2003年创建开始，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理念，旨在发展研究、推广、展示和收藏当代艺术等方向。后期因美术馆运营者与体制内领导者理念上的不合，整体文化生态、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改变，将美术馆托管给了企业，以企业化的方式运营一个非盈利的文化艺术机构，在这段曲折的过程中，甚至有了一些经济指标，并于2015年被征用，闭馆一年时间。直到2017年，机制再次发生了改变，回归到非营利机构的管理系统，即公益一类，同时美术馆也回到了建馆的初衷。

顾佳君：当时的经济创收是伴随着体制改革，最早从文化局体制内脱离，到国有企业下的管理，运营者的雄心壮志因受经费的限制而离开。后期在企业化的管理下，也受到了企业经济实力的影响，于2017年第二轮事业单位改革，回到了体制内，运营资金由政府买单，并拥有了一些自主经费来运营我们心中“理想的美术馆”。

李富春和沈钧儒（右），沈阳，1949年1月。
周海婴 摄 图片来自网络

展览《回顾展1948—1949 周海婴镜头下的中国》中的作品。
姐妹淘，1948，周海婴 摄 图片来自网络

打针，上海，1949年。
周海婴 摄 图片来自网络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美术馆目前的影像收藏情况。

曾玉兰： 在梳理建馆以来的展览、馆藏时，发现早期仅以光盘的形式进行数据存档收藏，现在有一些都无法打开了，十分可惜。这主要是因为早期并没有收藏意识，保留下来也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收藏。

顾佳君：摄影方面来看，前期印刷的纸张选择、装裱方式以及保存环境也都不理想。因2011年主办《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展》的契机，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将这一批遗作捐赠给了美术馆。2016年，经过曾馆长对藏品重新梳理研究，筛选了部分作品举办了《回顾展1948—1949 周海婴镜头下的中国》。

曾玉兰：而这一批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算是收藏（级），而是展览级的作品，两者之间是有着区别的。馆内真正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是在2018年举办《超时空影像展》后，曾翰将展出的一组收藏级作品捐赠给了美术馆。至此美术馆才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

顾佳君：目前美术馆共有120多组收藏作品，19组影像收藏，占比六分之一。

曾玉兰：藏品保存在两个恒温恒湿的一共200平米的仓库中，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有一定的区分，满足基本需求。

曾翰作品《宋徽宗的松树》展览现场。

曾翰作品《鹊华秋色图》展览现场。

鹊华冬色图。曾翰作品

鹊华夏色图。曾翰作品

宋徽宗的松树。曾翰作品

澎湃新闻：美术馆收藏的标准是什么？

曾玉兰：多伦美术馆并不只是关注架上、绘画、实验新媒体等方向，每一到两年也会策划影像系列展览，作为建馆以来对重视影像的延续。对于媒介没有特别的划分，更多的是关注当代艺术领域。

收藏的标准与作品自身的质量与关注的问题有关，比如刚刚提到收藏的曾翰作品《鹊华秋色图》，该作品中他找到画作的实景地，发现因城市变迁需拆除周边小村庄，想要恢复到曾经的水乡风景。曾翰从摄影的角度，以当代与古代视角的重叠之处，来观看此时发生的事件。在展览《水墨经验II》中，曾翰的作品《宋徽宗的松树》也是以现实与传统美术史的经典图像进行了对照，一种对古典文化的致敬和以当代摄影角度出发的凝视，两者相互呼应。

过去多伦美术馆也存在学术委员会，项目通过评审后再进行。2017年回归后，美术馆多以我和顾馆长作为展览策划人来挑选契合主题、与美术馆定位符合的作品。因我们是没有收藏经费的，大多数艺术家是出自对展览本身和公益机构性质的认可，将作品捐赠给我们，藏品会作为国有资产入库、登记在册。

摄影师徐杰和他的几幅公园主题作品，被多伦现代美术馆收藏。

朱鹰文拍摄纪录片《秦关路十号》影像截屏。

朱鹰文拍摄纪录片《秦关路十号》影像截屏。

澎湃新闻：美术馆的定位、计划是什么？

顾佳君：《超时空影像展》是2017年回归后比较重要的一个展览，其中朱鹰文导演拍摄的影像纪录片《秦关路十号》，一个离美术馆不远的烟杂店，关注的是上海旧城区所遗留的本土化当下现实和历史记忆。

曾玉兰：朱鹰文与曾翰的作品都与美术馆所在社区、关注的问题和文化生态有很大的关联。展览时，经常有提着菜的阿姨前来观看，这也是当代艺术的可爱之处。多伦美术馆的定位并不是庙堂之上，而是不设防、让大家进入其中的，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一种触碰、激发、打破。

多伦美术馆收藏的计划倾向于更加随机一些，但每年会有一个大致的框架。目前，大部分相关机构都是以展代藏，并没有专项收藏资金进行。作为公立机构，因收藏作品的类别、尺寸、艺术家资历、以及市场价格不同，其经费标准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只能做简单化处理，不细化、切分，给每一个艺术家象征性的经费。目前，更多的是与艺术家“定制”作品，让他们创作符合展览的主题的作品并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也是尊重艺术家，对其劳动的一种认可。

上海变奏，摄影，1988。顾铮作品，多伦美术馆展览“公·园”作品之一

野餐盒里的波拉片，摄影，2012-2020。朱浩作品，多伦美术馆展览“公·园”作品之一

公园，摄影，2012-2015。徐杰作品，多伦美术馆展览“公·园”作品之一

公园里，大宁公园，摄影，2018。许海峰作品，多伦美术馆展览“公·园”作品之一

鸟头，中山公园7.13 下午15:31，摄影，80×150×5cm，2007，©作品版权归属于鸟头工作室所有（Courtesy of Birdhead Art Studio），多伦美术馆展览“公·园”作品之一

澎湃新闻：您刚提到的经费问题，可否介绍一些美术馆的费用是如何分配的？

曾玉兰：每年拨款的项目经费是比较少的，直到去年才过了百万元。这也是公益机构的一个短板，费用可以维持日常运作，但是想要做到更好需要自身的额外付出，比如申请基金、寻求策展人和艺术家的支持等等。这几年里也通过完成一些项目，有良好的反响后再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一两年和主管部门、文旅局领导们不断地交流沟通，借着展览活动，介绍其他美术馆是如何运作的，美术馆为什么一定要有典藏，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等。我们自身的工作需要积淀，以图册等形式供后人研究，这也是美术馆职能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展览馆。

顾佳君：我们自己一直努力和外面的机构合作，最开始可能申请一个项目基金只有几万块，不到十万，随着不断地发展，机构发现展览的效果不错才逐步增加了经费。

澎湃新闻：摄影作为“更易复制品”，中国影像收藏市场的特点是什么？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顾佳君：美国影像收藏的历史已经很长了，过去多为银盐照片，复制性相较数码更低一些，现在国内影像收藏市场还是在发展中的。

曾玉兰：因为摄影作品的“不独一”属性，中产在进行收藏时候还是会首选绘画类。这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审美教育的缺失，学校的失责，导致人们对美的感知能力丧失、找不到价值认同，也无法体会艺术家创作的情感。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广公共教育的初衷，虽然十分艰难，但也是必要的。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未来对于影像及收藏上的发展计划。

曾玉兰：我们目前正在与谷歌艺术合作有关收藏的项目，藏品会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在网站上，与大众共享。作为公益一类机构，其实我们的收藏就是为公众收藏，回馈群众，不断地推广美育，使大家最大化地获取资源。日后，美术馆一楼的书店空间也会开放，展示展览相关研究文献，影像类收藏作品、艺术家自身作品等，更多样化的普及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上海展2019”，崔鋆俊 摄 图片来自网络

海报设计：澎湃新闻记者 周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