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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只拍了四部电影，但这首歌中国人都会唱

2021-04-12 12: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申知沪志方志上海

电通公司与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无论身处何地，每当我们听到这激情昂扬的旋律，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众所周知，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是1935年上映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是如果说起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了解。这就是成立于1934年的电通影业公司。

19世纪末期，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化样式进入上海之后，旋即以其独特的风采，受到了大众青睐。电影放映在浦江畔生根开花，迅速向大江南北辐射，影响日益扩大，经济效益日渐上升，由此引起了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开办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兴趣和愿望。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和中国电影版图上，电通影业公司（以下简称电通公司）与同时代的影片公司相比，在经营业绩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不能算第一集团，从它开业之初到谢幕，历时约一年半的时间，但其出品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四部影片，都成为当年左翼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品。

器材起家的影片公司

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在美国发展起来。中国的类似技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引起轰动。到了下半年，两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有声片，华光影片公司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也相继诞生。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有声电影技术进行不懈的钻研。从1931年开始，共有10多款的有声电影录音机先后问世。1931年5月，留美归国的石世磐研制出的“爱丝通”有声电影录音机，但未实际投入影片摄制工作。

1932年，竺清贤试制成功“清贤通”有声电影录音机，并投入到影片《春风杨柳》的录音制作当中。《春风杨柳》是由汪福庆创办的大东金狮公司拍摄的，于1933年3月5日在上海公映。同年，同济大学机械科毕业生、明星公司摄影师颜鹤鸣研制成功“鹤鸣通”录音机，并自创亨生影片公司，用其设备拍摄屠格涅夫名著《春潮》，并于1933年10月上映。这几款录音机具有开先河之意义，但总体上讲，影响力有限。

1933年，一种名为“三友式”的录声设备开始崭露头角。当年9月22日的《申报》上刊发了题为“（三友式）收音机出现”的消息，其中写道：

“一九三三年，中国电影有着显着的进步，同时在机械的制造方面，也有着惊人的成绩。日前有（三友式）收音机在上海大戏院试音，本刋亦有人参与其盛。结果成绩甚佳，在座者有几位外籍收音技师，亦极口赞美。昨闻此收音机尙在继续研究之中，并不欲急于问世。如此，可见制作者认真与努力。”

同年11月16日，《申报》上又刊发了一则题为“三友式录音机试片记”的报道，作者署名“严肃”。文中提到该机在卡尔登大戏院试机，一些细节颇为生动：

“平常戏院并不这样黑，奇怪。耳朵里虽然听到很明朗的说白，可是眼睛睁了大半天，银幕上还是看不清，不得已问了司徒君什么原因。他说，“这是只收音没摄影的片子。”我才恍然大悟。……“有声影片发明了好多年，收音机都是外国的，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现在由司徒（尙逸）先生，马（德建）先生，龚（理珂）先生发明这三友式录音机，算是成功了，今天试片请来宾指教......”

文中出现的这三位先生，正是“三友式”名字的来历。根据相关文史资料和回忆录记载，马德建曾在华盛顿大学主修机械工程，龚毓珂和司徒逸民都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无线电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制小组，在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家里“把录音技术研究室装设起来”。

龚毓珂曾以创制人的身份从技术角度介绍了“三友式”录音机的创制过程，提到“尤以司徒慧敏君为最，慧敏君服务于录音工作，历有年数，故试验期中，未曾误入旁途，以致虚掷时间，司徒逸民君，非但精于无线电工程，亦会与录音有相当接触，而马君德建以宏富之机械经验，及精确之计划，故能处此困难环境中，而使事卒底于成。”

“中国电影界之权威者：电通三好友马德建龚毓珂司徒逸民 ”刊于《良友》杂志 1934 年第100期，36页

“三友式”录音机简明剖解刊于《时代电影（上海）》 1934 年第4期，16页、17页

经过反复试验，1933年，夏天收音机研发成功，因为整个过程主要是由司徒逸民、马德建和龚毓珂三人共同创制，因此定名为“三友”。司徒慧敏在这期间的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

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广东开平人。1925年，在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就读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广州起义。翌年春赴日本，进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在校参加了留日学生“左翼艺术家联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后又参加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并进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当校外生。这些活动为他以后从事革命电影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0年慧敏回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投身左翼戏剧运动。1932年初，进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设计师。1933年成为以夏衍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三人分别为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

青年时期的夏衍

司徒慧敏借助他在上海影业界的人脉，不断地向制片厂导演、演员介绍“三友式”录音设备的品质。当时蔡楚生正在赶拍《渔光曲》，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商量，能不能把《渔光曲》拍成有声片，两人商议后觉得唱歌部分可以配音。当时，业界对国产录音机持怀疑态度，所以蔡楚生也没有张扬，只是告诉了聂耳和任光，他们都表示赞成。慧敏还向媒体报章记者宣传国产“三友式”的各种优点，这便是前文中《申报》采访内容的呈现。

1933年9月，“电通三友”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在参考美式“慕维通”（Movie tone）内部线路图的基础上，仿制出了国产“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机，并在法租界蒲石路（现今长乐路）245弄73号成立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也称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主要经营自制“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机放音机，并设计各种电机工程。1934年3月16日《申报》有相关刊文：

“现有工业专家马德建、龚毓珂、司徒逸民等、鉴于我国电影事业之发达、但制造有声电影之机器、尙付阙如、特创办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先以制造有声电影之收音放音机器、出租或出售、并于必要时设立摄影场、从事制片、以后逐渐扩充于各种电机上之设计及制造、现已着手招足股本国币十万元、先在上海设立厂场、从事制造及营业、并向国府实业部呈请注册云。”

《渔光曲》小试牛刀《桃李劫》一举成名

身为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五成员之一的司徒慧敏，为“三友式”电影录音设备的研发和推广作出重要贡献。而该设备在《渔光曲》拍摄中的成功运用也为电通公司进入电影领域奠定了基础。

《渔光曲》由联华影业公司出品，采取外景实拍，制作周期有18个月之久，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其精良程度也是首屈一指的。电通公司的“三友式”国产录音设备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1934年6月14日，该片在金城大戏院首映，时值盛暑，观众如潮，连映84天，创造当时国产影片上座纪录。

1934年6月14日《时事新报》《申报》刊登的大幅《渔光曲》首映广告。其中“电通公司三友式”录音设备的介绍都在显著位置

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为纪念苏联电影国有化15周年而举行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并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在该片广告中，电通公司的录音技术都作为重点内容加以宣传。

但当时的大背景却不那么乐观。就在左翼电影人士积极参与制片之际，国民党当局对电影的审查也从武侠神怪片转向左翼电影。并分别与1932年7月、1933年5月和1934年7月和1935年4月召集所谓的“谈话”，加强对左翼电影的管控和围剿。其间便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手主导的1933年11月12日“艺华捣毁事件”。

此次“捣毁事件”，是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电影运动与国民党当局矛盾激化的结果，是政府利用职权压制左翼运动的开始。如此暴行，自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电影工作者的无比愤怒。当时鲁迅不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里纪录了《大美晚报》关于此事的报道，还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里，尖锐地剖析了这一事件的本质，指出它是反动派绞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艺华捣毁事件”发生后，左翼电影的拍摄蒙上了一层阴影，左翼文化人士被迫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传播左翼思想。

鉴于“艺华捣毁事件”后上海电影界形势的逆转，我党电影小组认真考虑了应对策略。增加一个由党内同志参与运作的电影公司不失为一个妥当的办法，作为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渔光曲》热映使“电通”“三友式”名声大噪。随后司徒慧敏赴港开展电影配音工作时，看到原在沪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改拍电影做成大事业，便萌生了“电通”转以拍片为主业的想法。

“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在国内虽质量领先，但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技术瓶颈非短期所能突破，这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和投入。当时国产有声片市场方兴未艾，市场机遇很大，电通公司“三友”也想进一步有所作为。但“三友”多是做技术出身，在影坛人脉有限，办电影制片公司还是要依仗专业人士。这时候，司徒逸民的堂弟慧敏自然是最佳人选了。

1934年3月，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改组启动。出面融资，确保电影录音技术，在组建电影人才队伍方面完全倚重司徒慧敏。改建后的公司由“三友”的领头人马德建任经理，司徒逸民任厂长，龚毓珂任技术主任。由于司徒慧敏对“电通”的贡献突出，与司徒逸民又有亲戚关系，被委以制片主任的重任（一说先为厂务主任，后为制片厂主任兼录音主任）。夏衍、田汉等以不挂名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公司登记的地址还是蒲石路245弄73号，那里也是电通公司以及洗印车间所在地，而拍片则是租用了斜土路上的一处影棚，此地最初是由大华电影社老板顾无为兴建，1928年的报章上就出现关于这个片场的消息，当时称为“大亨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王家堂片场”。

说到这个摄影棚的所在地，我们把话题稍微岔开一下。也是机缘巧合，小编就职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现在的办公地点正是当年这处摄影棚的所在地，斜土路2567号。电通公司的处女作《桃李劫》大部分内景摄制工作都是在此完成。

1934年7月20日《申报》刊文“《渔光曲》与电通公司”。其中提到“《渔光曲》配音是电通锋芒初试之作......公司另设制片厂于斜土路，专摄有声电影。其中第一部全部对白，歌唱影片《桃李劫》......”

1935年初，顾无为又将该棚转租给出价更高的新华影片公司（另一说法是新华老板、电影大亨张善琨已控制该场地，并拒绝电通公司续约），这也直接导致电通公司被迫搬迁至荆州路。该棚在抗战结束后归属“中华电影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隶属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回忆文章“斜土路2567号往事”中（《上海滩》杂志2017年第9期刊载），曾对此有较为生动的记述。

1936年11月27日《申报》刊登新华公司向影迷征求题材启事。其中的联系地址明确标注为斜土路2567号

斜土路2567号，新华影业公司摄影场大门。刊于《新华画报》1936 年第1卷第1期，8页

《青青电影》1949 年第17卷第8期第1页刊文“摄影场巡礼各公司新片一览”其中配图“今日的中华电影工厂，当年是电通影片公司原址，张善琨亦曾租下为新华拍片”。与1936年那幅图片对比可见，大门样式有所改变。据报载，1937年淞沪抗战时期，片场曾遭日寇炮火损毁。推测此后可能经过改建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图中标注的斜土路2567号“中电制片厂”

资料来源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8年修订版

对于电通公司来讲，生产硬件得心应手，但拍摄电影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由于众多参与者都是“新手”，《桃李劫》的拍摄也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电通公司就以强调“新”作为公司的宣传点，在《桃李劫》的广告上写着“新的人才，新的技术，新的作风”。事实也确实如此。

由于电通公司的左翼背景，当时已经成名的演员、导演担心与之合作会导致麻烦，所以该片的演员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而制作班底中，除了司徒慧敏和吴天蔚曾有过电影录音和制片的工作经历外，绝大部分人员，包括导演应云卫、主演和编剧袁牧之都是刚从戏剧界转行而来，没有接触过电影拍摄工作。女一号则是原先活动在左翼戏剧界后到香港拍片的陈波儿。应云卫在艺术手法上力求突破创新，决定用“三友式”录音设备，采取同步录音的方式拍摄《桃李劫》，这在当时可谓是大胆尝试。但是剧照成员缺乏电影拍摄经验的弱点也暴露出来。

在历时半年，耗费大量资金后，拿出的样片故事却令人失望。情节不够清晰，包括袁牧之和陈波儿在内的大多数的表演、语言、动作都不自然，舞台痕迹太过明显，无法面世。加之电通公司资金单薄，经不起折腾。这样下去，处女作《桃李劫》眼看难逃一劫。

关键时刻，还是夏衍挺身而出。在公司负责人马德建的鼓励下，夏衍带领大家共同协助导演应云卫、摄影师吴蔚云、剪辑陈祥兴，进行两个月的补戏，重新剪辑、配音。男女主演也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表演方式。1934年12月16日，《桃李劫》在金城大戏院上映，大获成功，立时引发一阵观影热潮，既叫好又叫座。该片插曲《毕业歌》也成为大家广为传唱的“战歌”。

1934年12月16日，电通公司在《申报》刊发《桃李劫》整版广告

《桃李劫》剧照。刊于《大上海图画杂志》1934 年第2期 23页

后来的诸多学术研究都认为，电通公司转型之际正是左翼电影运动关键之时，而这与司徒慧敏的另一个身份，即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早在司徒慧敏参与创制”三友式”录音机的阶段时，田汉、夏衍多次组织任光、安娥、聂耳、袁牧之等人到司徒家进行试验，不难推测，制造国产收音设备的举动已经受到关注。

《电通》半月刊画报刊登的《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

在司徒慧敏的回忆中，电通公司转型是在“捣毁艺华事件”以后“左联党组织和党的电影小组”做出的决定，由他出面协调此事，这与一以贯之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于是“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说法一致。（“往事不已，后有来者——散记‘左联’的旗帜下进步电影的飞跃”《电影艺术》1980年第6期）

《风云儿女》吹响嘹亮号角

就在《桃李劫》摄制的过程中，电通公司就开始启动筹划第二部影片了。电通这样初入行的企业，如果想要迅速打开局面，赢得市场，每年至少要拍出一定数量的影片才能维持。《桃李劫》摄制已严重逾期，电通公司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迎头赶上，投拍新的影片来拓展市场，维持公司的发展。

要开拍新片，首先要有好的剧本。1934年秋，为解决这个问题，电通管理层在马德建家开会商议。田汉表示可以写一个剧本来支持电通公司，并大体谈了构思：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表现知识分子由象牙塔毅然走向战场。

当时田汉的处境其实是比较困难。一方面他四处奔波，忙于各类革命文艺活动，另外最棘手的就是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尽管如此，他还是按计划于1934年11月完成剧本。据司徒慧敏回忆，田汉辗转送来的创作是“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一说“写在几页十行纸上”），上面“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当初本子标题为《凤凰涅槃图》，此后才定名为《风云儿女》。

青年时期的田汉

另一方面，电通公司的拍摄团队也发生变化。应云卫在执导《桃李劫》后，“跳槽”去了艺华影业公司。陈波儿也远赴广东为一家香港影业公司拍片。如果要继续维持电通公司的运作和影片拍摄就需要增加财力、人力和物力。这对于资本基础较为薄弱的电通来说可谓难事。经过各方协调，以及马德建、司徒慧敏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出资方，才解燃眉之急。

1934年11月，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负责电影摄影的吴印咸，在上海青年会联合举办表现进步革命题材的绘画、摄影作品展。当时，夏衍看过展览后便约见许幸之，鼓励他和吴印咸一起由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了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并参与《风云儿女》的拍摄工作。根据《青青电影》（1934年第10期）刊文内容及后人的研究考证，1934年底，田汉的故事梗概由夏衍和许幸之接手，并最终形成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

然而此时，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人士的抓捕也更为猖狂。1935年2月19日，田汉被捕入狱。据田汉长子田申回忆：“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2月19日晚上，父亲和梅兰芳研究访苏联演出的剧目后回家时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了。”

许幸之曾经回忆说，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电影剧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孙师毅（电通公司编导，《电通》画报半月刊编委）也曾回忆说，那时田汉被监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给我转给聂耳。最初这曲子是用五线谱写成的（手稿遗失），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许幸之商量，把歌词加以改动。

1982年，许幸之还写过一篇题为《忆聂耳》的回忆录，以深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聂耳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些日子：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的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

各项筹备基本到位以及审查程序完成后，《风云儿女》开拍。据许幸之回忆，那时应该是在1935年年初。但此时还有一个难题有待解决，那就是摄影棚。前文中已提到，斜土路的场地是电通公司租借的，并与其他公司合用（许幸之回忆：与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摄制组日夜轮班交替使用斜土路摄影棚，并遇到《新女性》主演阮玲玉，《新女性》1935年2月2日夜首映）。

但小编在梳理中发现，该段历史细节还有待厘清。一般认为新华影片公司（1934年成立）老板张善琨已获得斜土路场地控制权，且决意不与电通续约。从1935年开始，各大报章上刊发的信息中，新华公司片场地址就标注为斜土路2567号。那么就此推断，电通公司搬离该地，应该是在1935年2月前，此时的《风云儿女》已经开拍了一段时间。1935年3月17日《申报》上一则介绍电通公司的信息也证实了这点。

1935年2月14日《申报》刊文“1935年电通公司新计划”。其中提到“《风云儿女》已经开拍，第三部也将工作之际，原来的斜土路摄影场却是无论如何不敷应用了......”

1935年年初《风云儿女》开拍场景。当时使用的应该还是斜土路片场

图片来源 | 国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斜土路片场无法继续使用，电通公司只能另觅它处。而根据绝大多数文献史料的记载，公司于1935年初被迫搬迁至荆州路405号，但为何会选中这个地点？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个场地的？

小编并没看到令人信服且确凿的依据，但有个细节值得探讨。荆州路405号之前是岭南学校（也称广州岭南大学分校、私立上海岭南中小学校。后搬迁至江湾高境庙），而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司徒卫。关于广东开平司徒家族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力，众人皆知，此处就不再赘述。通过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同为司徒大家族一员的慧敏和逸民也许从中得到了某些帮助，解了燃眉之急，这也是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风云儿女》的拍摄过程，也是永恒经典《义勇军进行曲》孕育的过程。田汉、聂耳、夏衍等投入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据许幸之的回忆，聂耳当时领导着一支业余歌咏队，自任歌咏队的指挥。这个歌咏队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电通影片公司排练，参加合唱的除了当时影剧界的演员外，还有工人和职员。许幸之记得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由于合唱队来的人太少，唱完以后听录音时，大家都觉得声音略显单薄气势不够，于是聂耳就让许幸之动员几个剧组里的演职员一起来重新演唱，最后连导演自己也成了合唱队员。

1935年4月1日前后，又传来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马上离沪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4月15日，聂耳急匆匆告别了祖国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出国前一天，聂耳还赶到荆州路405号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认真倾听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的修改意见。

聂耳赴日后不久便寄乐谱（当时暂名《进行曲》）给孙师毅和司徒慧敏。从歌词曲谱完整而言，这就算是定稿，但歌名未定，《进行曲》显然不适合作为歌名。有学者研究认为“进行曲”这三字，也是聂耳赴日期间受日本乐曲的刺激而来。当时，孙师毅主编《电通画报》半月刊要发表此歌曲，需要拟定歌名。电影文学剧本称此为“军歌”，片中又提到东北有义勇军，左翼电影多有表现关内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于是，《进行曲》顺理成章地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4月，聂耳在离沪赴日前与袁牧之在一起

聂耳谱写的《进行曲》手稿

聂耳在东方百代公司任职时使用的名片

图片来源 | 国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其实聂耳早在行前，就已经把《风云儿女》的两首歌曲谱好了初稿。聂耳出国之后，为使主题歌的演奏效果更好些，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并得到侨居上海的犹太裔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Aaron Avshalomoff）帮助，请其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进行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初，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在吕骥、任光等音乐家的鼓励下，组成一个小小的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于5月9日第一次将《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灌制成唱片发行。

20世纪30年代的东方百代公司办公楼

百代公司灌录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封面

1935年5月8日《申报》在《风云儿女》首映前就刊登了其中的两首歌曲曲谱

据司徒慧敏回忆，电通公司合唱队队员用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唱腔演唱的这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声录音母版，灌制成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后将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

近年来有研究认为，“义勇军”这三个字的定名，与当时的著名慈善家、爱国将领朱庆澜有密切关系。小编查询相关史料发现，朱庆澜与电影界早在1919年就有了交集。据《上海电影志》大事记内容，那年5月张季直（张謇）、朱庆澜、程龄荪、卢寿联等人创办中国影片制造公司。该公司在仁记路（今宛平路）百代公司内设立办事处，在南通建有摄影场。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经常在沪活动，为东北抗日奔走各方，呼吁各界捐助。1934年11月15日《申报》刊登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经收捐欵收付报告表（自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起至二十三年七月底结束止）”中，许多款项朱庆澜都是主要交接人。

1934年12月15日《申报》一篇题为“各界推崇桃李劫”的消息中还写道:“电通公司自发明三友式录音机后、良以国人绝无自已发明有声影片摄制机之故……近则该公司更添设制片厂、从事摄制声片、其处女作“桃李劫”即由话剧界特出人才应灵术导演、袁牧之、陈波儿、唐槐秋、周伯动等主演、……十二日试演、特请社会闻人参观、结果如王一亭、米春霖、朱庆澜、俞佐庭、许世英、虞洽卿、邬志豪、开兰亭、熊希龄等各一致推崇、并亲笔签名、题词读美、认为国人自制声片中之无上佳片、尤因该剧切论敎育与失业问题、故一般学生及薪给阶级、俱不可不看”。综合上述信息判断，朱将军以某种形式帮助电通公司及《风云儿女》的拍摄是很有可能的。

1935年3月17日《申报》刊文“电通公司的新阵容”，其中提到搬迁荆州路及新片细节。全文如下：

拥有自己发明的最新利器“三友式录音机”的电通公司，以新人材新技术制成的处女作“桃李劫”，一鸣惊人地获得成功之后，内部积极扩大，力谋充实，本着科学化，集体化，效率化的生产方式与人材主义；在这蒸蒸日上的观众中，一九三五年的新春前，首先解决了厂址问题。现在荆州路的新址，场地宽厂，环境优美，公园装置的幽闲，运动器械的齐备，所以不仅工作效率宏大，而且极适宜各人身心与艺术的休养。社会人们视为“黑暗的电影圈”内，电通却向着光明灿烂的艺术前程迈进。最近，顺利地除完成第二部声片，新导演许幸之，新摄影吴印咸与袁牧之王人美主演的“风云儿女”外，更将开摄第三部新片，这是新导演司徒慧敏与名摄影家杨霄明合作的。一群新艺人，在活跃紧张的情绪中，本着创造艺术的精神，走向银幕去，在艺术上定能放一异彩也。

《风云儿女》在各方的努力下，顺利杀青。为了回避国民党当局严厉的“审查”，最终呈现的剧情被巧妙地做了加工。在貌似“三角恋”的故事中贯注了抗战主题，受国民党禁令和上海租界当局的限制，部分人物线索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但整部影片仍能让观众感受到抗战救亡的热切召唤。辛白华由一时的沉沦而最终走上抗战的前线，起到了先抑后扬表现主题的良好效果。特别是序幕与结尾唱响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高亢豪迈，歌词直白犀利，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表达了风云儿女义无反顾走上自卫战场的勇毅决心，进一步提振了影片的思想主题。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举行首映，嘹亮的战歌响彻浦江两岸！

1935年5月24日《申报》《时事新报》刊发的大幅《风云儿女》首映广告

电通公司编辑发行的《电通》半月刊画报1935年第二期《风云儿女》特辑

20世纪30年代，金城大戏院外景

《风云儿女》原版片头，中国电影资料馆复制收藏

2014年，整修后的黄浦剧场。有《风云儿女》主题浮雕及“国歌由此唱响”纪念铭牌等

图片来源 | 《文汇报》

当时沪上各大报章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并配以“这是初夏中国影坛上一阕胜利的凯歌”“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使你知道对祖国的责任”“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等鼓舞人心的用语。

《风云儿女》公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以其激昂的曲调及动人心魄的歌词感染了无数观众。许多人为了学会这首歌曲反复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电影，不久就出现了电影院内银幕上下一起高声歌唱的动人场面。

1936年6月7日，许多持枪警察包围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的群众歌咏大会，但沪江大学爱国学生刘良模仍坦然站在两米多高的木凳上指挥，一首首悲壮的救亡之歌响起，警察由哄乱到肃静再到潸然泪下，直至全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时，警察已同五千群众唱成一片。

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朋友们也在唱这支歌。1938年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有42个国家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上，音乐家任光指挥巴黎华侨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从此，这首歌走向了世界。

1938年6月12日《新华日报》刊文“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武汉，在会场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尾声及谢幕

继《风云儿女》之后，电通公司的第三部有声电影《自由神》开拍，由司徒慧敏执导，并于1935年8月24日首映。该片由夏衍编剧（以司徒慧敏编导的名义），杨霁明摄影。影片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先进知识女性陈行素。影片以十数年的时间长度，生动地展现一个出身于封建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反抗包办婚姻，经历五四运动，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遭遇淞沪抗战，备受丧夫失子、爱恨情仇磨难的精神成长过程。该片在表现新女性成长经历的同时，弘扬了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也留下了时代演进的历史面影。由于大革命是国共合作，如此选材既宣扬继续革命，又可凭其合法性来避开国民党当局电影检查的干扰。遗憾的是，这部片子的市场收益却没有达到预期。

《电通》半月刊画报1935年第1期刊登的“《自由神》导演司徒慧敏（居中）与主演者王萤、周伯勋合影”

19358月25日《申报》刊登的《自由神》首映广告

在当时竞争惨烈的上海电影市场，票房收益是影业公司生存的首要任务。片子赔本，公司的生计就有问题。为了挽回颓势，电通公司不得不做出改变。加之田汉、阳翰笙被捕，夏衍因为“怪西人案”的连锁反应被迫隐居起来。这种情况下，助成电通公司打响头炮的编剧袁牧之重获机缘。但这次他却剑走偏锋，构思起了音乐片，并且编、导重任一肩挑，摄影仍由吴印咸担任。

于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在电通公司诞生了，并于1935年10月9日首映。单从技术角度来讲，该片在音乐和声音的同步技术上也算创举，被评价为“中国人自制乐曲为全片之音乐配奏本片首开纪录，中国影坛第一部幽默讽刺的新型喜剧。”

但是该片上映之时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之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大激发了民族觉醒，喜剧片不能迎合当时观众心理。这类略显高雅的影片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结果可想而知，该片上映仅二十余天便下线了，市场收益自然也是惨淡。

1935年10月8日《申报》刊发《都市风光》上映预告。其中重点介绍“特请上海工部局音乐队全体六十余人参加演奏”。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电通公司为了影片卖座，不惜血本

此时，电通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十分严峻。后人的研究中基本有一个共识，电通公司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其实起于该公司迁址荆州路。为了修建和搬迁进新的摄影场，电通公司“付出了一大笔装修和搬迁费用”，以至于“这样一折腾，不但耽误了生产时间，更把由《桃李劫》所得的盈余资金，大部分消耗在搬迁和装修上，拍完第二部影片时，资金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电通公司未能实现拍摄成本控制的管理弊端就成为了致命伤。

此后，电通公司经历了欠薪、抵押、借款等等，一般的史料记载中都认为电通是在1935年11月停业。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是一蹴而就，从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春季宣告关门，这期间关于电通停顿、复业或是复业无望的传闻不绝于耳。

《电声（上海）》杂志1935 年第4卷第46期 1003页刊文“入不敷出，难以久持电通公司裁员减薪内幕”

1936年4月，《电声（上海）》杂志（第五卷第十五期）扉页特刊《电通的丧钟》一文

《电声（上海）》杂志（第五卷第十六期）刊文“电通影片公司被瓜分，摄影机售与新华，收音机让与联华”

终于，电通出资人（老板）马德建心灰意冷，无意再在影业圈继续维持。1936年4月，电通公司宣告结束。当时《电声（上海）》杂志扉页特别刊登出《电通的丧钟》一文，用“电通终于元气尽丧，回魂乏术”来宣布此事，并且对于此前关于复业以及《街头巷尾》（电通筹拍的第五部影片）的消息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电通关门之后将摄影机卖给新华公司，收音机卖给联华，至此彻底谢幕。从1934年6月开拍《桃李劫》到1936年4月宣告结束，历经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多时间。但后世的评价普遍认为，他们“真真实实地从事电影的制作，以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奋斗着，敢正视现实，努力于中国电影之新生命的获得。”电通公司在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压迫下，在经营不善，入不敷出的困局中坚持年余，一群有理想有热血的左翼电影人士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后记

电通公司的谢幕却丝毫不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永恒的经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战歌之一。二战期间，美国、英国、苏联、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广播电台都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共同心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经过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同志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1949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个决议案中第三个决议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礼炮齐鸣28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

1949年9月29日《新闻日报》头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的报道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部分歌词作了修改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