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马海德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一名美国医学博士，怀着治病救人的善念来到中国。他原本打算在中国停留一年，最终却永远留在了这里，还成了第一位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士。他就是新中国卫生保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消灭皮肤病、防治麻风病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马海德。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的一个阿拉伯移民家庭，原籍黎巴嫩。1933年11月，刚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马海德听说中国上海一带流行热带病，便漂洋过海，从瑞士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解除病痛。

马海德来到上海后，先后在广慈医院和外滩的米斯德特医院工作，还曾开了一家诊所。遇到贫困的病人就减免收费为他们诊治。他的做法很快引起上海进步人士的关注，他因此结识了一些爱国人士，如宋庆龄等。

陕北岁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得悉，便动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去陕北。宋庆龄对马海德说，在陕北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是革命的、 是优秀的、是好的，是将来能够改变中国面貌的，现在他们很需要医生，问他愿意不愿意去。马海德听后，当即表示同意。

马海德出发时，除了带着出诊用的皮箱和两箱药品，还将季米特洛夫 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以及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支部的文件指示，藏在箱子的夹层。那时，陕北党中央和莫斯科的电信往来全部中断，对于中共来说，这些文件尤为重要。马海德带着这些东西，首先到达西安。

马海德与毛主席在一起

在西安，他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安排下，坐上东北军的卡车，于1936年6月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们。

斯诺和马海德到保安不久，就要求去红军前线部队访问。党中央安排伍修权为翻译，陪同他们访问。经过长途跋涉，当年8月16日，他们来到宁夏豫旺县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等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当地群众多为回民，信奉伊斯兰教。马海德虽是美国人，但祖籍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因此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尊重，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作客吃饭。他和回族红军医生戴济民经常一起为群众看病。他的高超医术和医德，使得他获得群众的更大信任。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请他帮助做回民群众的工作，他把我党的有关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文，让红军战士照着他写的样子刷在墙上，对动员回民支援红军起了很大作用。

马海德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发现回民姓马的人很多，为了更好地融入回族兄弟中去，决定也姓马。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他改名叫马海德。

几个月后，斯诺完成了对毛泽东等人的采访，离开陕北，之后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马海德没有离去，自愿留下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1月，他随红军队伍回到陕北延安，以满腔的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作调查研究。在一个多月中，他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工作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马海德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红军的卫生顾问。

马海德夫妇与子女在一起

1937年马海德在延安结识了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学习的周苏菲。他们结婚后，相伴了48年。

“主人翁”精神

1937年2月，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 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 我感到极大的愉快。”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 马海德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 随军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返回延安，他担当起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同时参与筹建八路军军医院的工作。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受宋庆龄的委托，马海德经常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1942年，他被调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1944年至1947年，马海德在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同时，诊治伤病员4万多人次。由于工作出色，他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多次奖励。

马海德夫妇与斯诺（左一）在一起

马海德在延安期间，为中国的外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他帮助新华社创立英文部，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他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在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他接待过所有的外国来访者，为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因为马海德是外国人，是一个医生，不是政治宣传员，所以，到延安访问的外国人，都想和他接触，想从他那里得到延安方面的真实情况。每遇到这种情况，马海德总是热心地向来访者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情况，并让他们实地调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为了与美军观察组更好地接触，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任命马海德为外事组顾问。这个外事组就是后来外交部的前身。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重要使命就是营救掉在解放区的美军飞行员，把他们收容上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救了不少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马海德大多接待过，和他们聊过天，给他们讲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情况，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1946年，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国、 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不久，马海德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因而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至此，他彻底留在了中国。

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和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此后， 他一如战争年代那样，经常在医疗第一线为病人服务，坚持每周到北京协和医院看门诊、参加会诊。当病人问他是哪国人时，他总是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外国专家涨工资，其中也有马海德一份， 他拒绝领取。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 他经常说：“不要因为我的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的一分子！”

1953年，马海德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该所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他会同有关专家制订了消灭性病计划。为消灭性病，他带医疗队上山下乡，先后到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实地考察和治疗，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消除了这些地区的性病。

马海德与一位老年患者

接着，马海德又确立新的奋斗目标——消灭麻风病。马海德去麻风病医院，从来不穿隔离衣，也不穿白大褂， 还与病人握手问好，查病时总是多次复查，生怕误诊。碰上患者脚底溃疡，他把病人的脚抱在怀里仔细检查。病人请他喝水，吃水果，他从不拒绝，以示亲近。他告诉身边的医生们，麻风病传染率很低， 不需要担心。他不穿防护服，也告诉大家不要穿。

“文革”结束后，马海德回到国家卫生部工作，担任卫生部顾问。当时，他精神振奋，加紧防治麻风病的工作。1981年，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论证，他提出“中国要在 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1985 年在广州召开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1986年，为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风基金会给中国的援助，他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争取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去世前一个月，马海德仍依然念念不忘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他强忍病痛，召集云南、贵州等省负责防治麻风病的工作人员开会，研究同国外合作等问题。在病床上，病危的他还要求妻子周苏菲为他读各地寄来的有关防治麻风病的材料和信件。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与世长辞，终年78岁。临终前，他满怀深情地对亲友们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 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 这是毫无疑问的。”

资料来源：

►《马海德——献身中国革命的美国人》，作者：春雨，原载于《炎黄纵横》2013年第4期

►《马海德的中国情缘》，作者：林莉， 原载于《炎黄纵横》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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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马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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