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合肥│追寻历史足迹,铭刻红色记忆

2021-04-12 11: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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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遗址 红色丰碑
合肥
是一片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
曾四处燃起抗战烽火
于群峰莽莽、阡陌河涌间
无数军民充分利用地理环境
坚持开展
艰苦卓绝、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
用信仰和忠诚、热血和生命
筑就了英雄的丰碑
留下了薪火相传的红色革命印记
肥东县撮镇镇瑶岗村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吹响解放全国的“集结号”
3月25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瑶岗1949》在全国上映,其以小视角展现大事件,讲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秘密前移,在谋划、指挥渡江战役中发生的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片名中的“瑶岗”,就是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邓小平、陈毅在此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四野十二兵团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让这个不知名的小村落成为千里战线百万大军的指挥中枢。肥东县撮镇镇瑶岗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邓小平、陈毅等5位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召开了有中原局和华东局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华野、中野指挥机关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做准备。随后,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意见,并决定淮海战役时期成立的总前委继续负责指挥渡江作战,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初步规划选在合肥附近,但具体地点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经过邓小平、陈毅等人的深入细致研究,最终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建议下选定了瑶岗。瑶岗位于肥东县撮镇,它的地理位置很微妙——毗邻合肥,又不在合肥,这意味着既可利用合肥便捷的交通,运输粮食、药品、枪弹等军需物资,又远离繁华利于隐蔽。此外,居于巢湖之滨,也是瑶岗的一个重要地域优势,“巢湖水域广袤,是天然的水上练兵好场所,有利于渡江船只的筹集,有利于船工、水手的选择与调配。”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昭堂介绍。
1949年3月,一支解放军部队悄悄进入瑶岗村。他们纪律严明,从不碰老乡家里的东西,还主动帮忙打扫家里家外,每天早上把水缸里的水挑满,与曾驻扎于此的国民党部队天壤之别。1949年4月2日,邓小平和陈毅“乘坐着一节‘闷罐车厢’,沿铁路从蚌埠到达合肥,并立即驱车前往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邓小平之女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写道。随同渡江战役总前委进驻瑶岗的,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华东军区,“总前委搞渡江作战,华东局搞后勤和干部配备”,共用两部电台。
总前委所驻的三进四厢两座四合院,是一处晚清风格浓郁的建筑群,原是清末五品顶戴中书科中书衔太学生王景贤的宅第。总前委进驻后,将一进正屋东房作为陈毅卧室,西边一间是舒同的卧室,最西边一间是刘伯承的卧室;二进东间是邓小平卧室,一墙之隔的二进正厅是总前委会议室。由于刘伯承、粟裕、谭震林都在前线,常驻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人是邓小平和陈毅,其他首长通常召开会议时才到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内部
如今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内,仍遗存着邓小平、陈毅留下的印记。邓小平的卧室内,按原状陈列着架子床和一套西式办公桌,上面还摆放着他当年用过的一盏煤油灯。据介绍,这盏灯是邓小平离开瑶岗时送给房东的,幸得房东后代捐赠了出来,才让这盏灯与游客“见面”。会议室内,挂着巨幅《敌我态势图》和《京沪杭战役想定图》,会议桌上还摆放着陈毅用的501电话机。此外,总前委旧址各处的办公桌椅、生活用具等也都是按原物、原状陈列,再现了渡江作战时的工作场景。
当年,总前委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每天都满是高度紧张的工作气氛和工作人员来去匆匆的身影。在瑶岗,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以总前委的名义将其上报中央军委。渡江战役发起后,邓小平、陈毅更是彻夜不眠、通宵工作,听取前线各部队关于战况的报告,不断发出相机处置的指示,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决胜千里。直至4月22日早晨,大军过江的喜讯如春风般瞬间传遍瑶岗,全村沉浸在一片喜悦中。
1949年4月27日,总前委离开瑶岗向南京进发。总前委在瑶岗指挥渡江战役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韬伟略和崇高品德也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庐江县汤池镇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背后功臣”
庐江县汤池镇,西南环山、地势险要,是西进大别山的通道。革命时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开国大将”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曾在此运筹帷幄,推动了第四支队挺进皖东,为创建、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在安徽省,日寇侵占了合肥、六安、安庆等城市,并控制了皖江水路、淮南铁路和合六公路等交通要道。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战争暴行,广大安徽军民拿起武器奋起抵抗,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其中在江北地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巢湖、庐江、无为等地活动,设伏出击、对战日寇,还在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东进第一枪。
1939年5月前后,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从皖南出发来到了庐江东汤池,在第四支队驻地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之所以选择将指挥部设在汤池,是因为这里地处大别山余脉,北接合肥、南邻安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另外,这里党组织建立得早,群众基础非常好,很适合做江北指挥部驻扎地。”庐江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统一协调整编新四军江北部队,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2个支队,徐海东、罗炳辉分别担任司令员;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孙仲德任司令员。此外,江北指挥部还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教导大队,赖传珠兼任大队长。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部,所属各部队分别驻扎在庐江与舒城交界处的东、西港冲和大、小马槽一带。庐江县汤池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
至今,当地百姓还口口相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扎时的点滴片段:官兵们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群众一草一木,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生产、解除群众疾苦,与周边百姓鱼水相依;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之中,春耕夏忙之际帮助群众种地、收割庄稼、挑水等,晚上邀集群众谈心,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使人们懂得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当时东汤池一带疟疾流行,指挥部及时组织卫生队深入乡村、集镇,一面宣传卫生常识,一面为群众免费治疗,终于控制了疾病的流行。
与此同时,江北指挥部还出版了《抗敌报》(江北版),组织文工团和宣传队深入乡村、街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定期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与他们共商抗日大计。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指挥部驻地的广大民众抗日斗争情绪高涨,仅东汤池周围地区就有600多人参军,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同入伍的动人场面。农抗会员还经常给新四军送粮、送草,有的主动腾出房子让部队住,并发动农民自卫队,打更放哨,捉拿镇压汉奸、坏蛋,维护地方治安。
在江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以来安东北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则继续在庐江、巢县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战,保持皖南新四军与江北指挥部交通联系。至此,新四军江北部队完成了向皖东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使江淮平原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1940年10月,江北指挥部指挥所属部队击退了顽固派的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守住了路西,保卫了路东,配合了苏北作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已发展到近2万人,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日伪军近9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保证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厂褚老圩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旧址:
曾被誉为“江北小延安”
说到新四军东进抗日,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厂褚老圩,这里曾是淮军老圩,抗战时期是新四军四支队、江北游击队司令部驻地,是新四军江北抗日指挥部移驻地,也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所在地,有着“江北小延安”之称。
在肥东县,带“龙”字的地名比比皆是,其中又以白龙镇、青龙厂最为出名。据说,古时的庐州是王朝重要的养马地之一,三国时的曹操就曾在肥东一带屯兵,也就在附近养殖了大量军马,而“厂”就是古代养马之地的意思。曹操的军马中有两匹良驹,一匹白龙驹一匹青龙驹,毛色油光滑溜,一日可跑500里,在战斗中表现非凡。不料,青白马在一次瘟疫中感染死去,士兵们伤心地将它们安葬在紧邻的两地,分别改名为青龙厂和白龙厂。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厂褚老圩,建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纪念馆(中共合肥党史馆)
清朝年间,淮军将领褚老泰在青龙厂建造了一座庄园,取名“褚老圩”。1939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来到了青龙厂,就在褚老圩外面驻扎露宿。“圩子有两道壕沟,大门前面有碉堡,有自卫战士守卫。”当地村民、抗日老兵龚炜在回忆那段烽火岁月时说道。当时,褚老圩的主人是褚俊斋、褚逮云兄弟俩,他们思想开明又有抗日救国思想,只是对共产党和新四军不太了解。在龚炜父亲的牵线搭桥下,褚俊斋兄弟俩将新四军官兵请进了褚老圩,并积极配合在青龙厂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宣传抗日救国。褚老圩因此从地主庄园,变成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合肥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中心。
将司令部驻在褚老圩之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将士们在司令员高敬亭的带领下,不畏生死、顽强作战。在肥东地区,与敌人交锋不断:在昂集与桥头集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150余人;开展梁园歼敌战,迫使日伪军不敢立足于梁园镇进行破坏活动;活捉伪军头目刘孟一,缴获步枪百余支,俘虏一百多人。
1939年5月20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到四支队视察并指导工作,进驻褚老圩。“从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初,肥东青龙厂这个地方变得很重要,是新四军到皖东的必经之地。加之青龙厂的褚老圩很大,瓦屋也多,所以,部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褚老圩。当时,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还有大别山区党委委员郭述申同志也都住在褚老圩里。”曾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涂中庸,在肥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肥东抗日烽火》一书中回忆。褚老圩又成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驻地。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纪念馆场景雕塑
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游击武装,1939年11月,根据中共苏皖省委指示,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在褚老圩成立,涂中庸担任书记。当时,“合肥中心县委在青龙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扩大地方武装。这时,孙仲德同志带着江北游击队一个营也来到青龙厂,大家在一起发展扩大地方武装。孙仲德同志是合肥人,郑抱真同志是寿县人,对这一带地区的情况熟悉,这是个有利条件,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合肥中心县委和江北游击纵队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发展扩大武装方面,总共发展了十来个游击队,谢大队(谢禄轩)、褚大队(褚明安),林恒在造店子有个大队,还有杨大队、方大队、耿大队、裴大队、张大队等,人数不一。还接待了动委会、工作团、学生军、党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等,我们把他们介绍给苏皖省委后,有的留下,有的走了。”涂中庸在书中写道。1940年春,国民党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将其反共中心转向华中地区,不断地袭击江北新四军,进攻抗日根据地。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炮轰褚老圩,将褚老圩变成了废墟。
如今,在褚老圩旧址上,建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纪念馆,又叫中共合肥党史馆。其内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新四军老战士当年收缴的两把日本军刀和中正剑、新四军老战士在这里抗战时使用的军用号角、叶剑英元帅的亲笔信函等,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见证了新四军在此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长丰县杨庙镇
安徽工委旧址:
建在杂货铺的抗战指挥中枢
从合肥市区出发,沿合淮公路驱车向北约35公里,就抵达了长丰县杨庙镇。抗战时期,从这里“走”出了安徽工委,领导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斗争中。
安徽工委的成立,与当地革命青年、中共党员张如屏密不可分。少时,张如屏曾在姑母家读私塾,经姑父弟弟陶淮的引导,荫发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率部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也曾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军阀、抓土豪、分粮食,屡建战功,在人民群众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安徽工委旧址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相继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鄂豫皖边区,同地方干部一起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及时建立适应抗日形势的组织机构,张如屏也受命回到家乡开展抗日工作。在团结救亡的口号下,各界爱国人士和原本分散隐蔽的红军干部纷纷来投,其中有烈士弟弟赵筹、共产党员涂中庸、地方耆宿曹少修和李雨村、革命青年吕子让和董积贤等。见群众热情高涨,张如屏和搭档曹云露在杨庙镇,与坚持地方工作的宋天觉等召开了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
当时,张、曹二人召集开会的地方,在杨庙镇张政修的“张同泰”杂货铺里。之所以选择“张同泰”杂货铺,是因为张政修是张如屏的叔叔,也是当地颇具名气的开明绅士。“张政修家是做生意的,开有杂货铺和酒厂,家里吃穿不愁,房子也比较多,从而资助中共安徽工委抗日救亡,为共产党人提供食宿。”当地村民、张政修孙子的发小徐贵成曾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介绍,杂货铺是一进三间房屋,后面是厢房、堂屋、更楼等,曾有日本人的飞机在张家更楼上方不断盘旋。
据中共长丰县委党史研究室新编的《中国共产党长丰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记载,当时参加安徽工委成立会议的还有涂中庸、史泗群、曹少修、马实、方和平等。会上,张如屏宣布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曹云露任安徽工委书记,张如屏任安徽工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宋天觉任安徽工委宣传部长。这次会议明确了安徽工委的工作任务,即恢复与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抗战武装,其主要活动范围有合肥、长丰、六安等地。
安徽工委成立之后,相继建立了2个区委、1个独立党支部和14个基层党支部,并在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教导大队秘密成立中共特支。与此同时,安徽工委还积极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来打倒日本侵略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以及对地方实力派、士绅名流的统战工作,爱国人士们纷纷积极响应:商人吕子让收集了一些民间枪支,组织30多人枪找工委,要求参加抗日;赵筹拿出护家的几十条枪,全部都送给安徽工委;曹少修、董吉贤等人也纷纷带领人和枪,要求尽快组织抗日队伍。
浓烈的抗日气氛,带动了不少处在犹豫彷徨中的上层人士。杨家庙地方民团团长张焕亭,在土地革命时期镇压过农民运动,听了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后,有心交出武装参加抗日,但又害怕共产党不容他。张、曹二人知道后,开诚布公地表示:“只要你真心抗日,我们共产党人不咎既往。”张焕亭解开心结后,立即率领民团武装全部投靠抗日武装组织。安徽工委把各类武装集中起来,成立了约300人的抗日游击支队,张焕亭担任支队长,张如屏任副支队长。成立当月,游击队就开赴前线,攻打日寇。
在安徽工委的指示下,合肥(肥西)工委成立,组织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投身抗日。由很多共产党员参加的群众团体,如:合肥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日工作团等相继成立,工抗、农抗、商抗、女抗、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各界积极筹款、筹粮、购买武器,支援新四军抗日。安徽工委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加入抗日自卫队,于1939年春天挺进白龙镇青龙厂,集体加入了新四军,成为敌后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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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靓 摄影/高博 通讯员/杨娟娟
原标题:《文化合肥│追寻历史足迹,铭刻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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