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绿色浪潮”：一份堕胎法案，半部女性斗争史

一条绿色的三角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是最时髦的饰品。它被女孩们缠在包带上，系在腰带上，戴在脖子上。大部分时候，三角巾上印着的白色小字还可以被辨认出来：争取合法、安全和免费堕胎权的全国运动（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 legal, Seguro y Gratuito）。

2020年12月30日，距离新年还有两天，一片由绿色三角巾组成的海洋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广场，阿根廷人把这一幕称做“绿色浪潮（marea verde）”。将近两万名阿根廷女性彻夜守候国会的投票，她们不想再把关于堕胎的斗争留到下一年。凌晨五点，参议院的决定传到了大街上：以38票多数通过，阿根廷将立法保护堕胎权。欢呼声一瞬间响彻黎明前的国会广场，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女性互相拥抱、歌唱，流下难以置信的泪水。

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支持者在堕胎合法化法案通过后庆祝。

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师范学生Cecilia Lopez Dualde也在这人群中，震撼和惊喜让她甚至几乎忘记了流泪。“人们简直疯了，”她告诉我，“我们一直在等待，但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在那一刻如何反应”。广场上全是系着绿色头巾的女孩和闪闪发光的亮片。

“这是一个里程碑，但也是一场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拉美文化研究者Garciela Montaldo在播客节目中评价道，“这场运动的特征是年轻女性，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的动员。”

距离Cecilia开始参加女权运动已经过去了10多年，她才终于看到堕胎权被写入了法律。她还记得3年前，堕胎权法案首次进入参议院表决的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暴雨如注。而3年后的这一天，布市热浪滚滚。“太美妙了，”Cecilia说。

阿根廷左翼-女权双重运动的历史语境

阿根廷最早的公开堕胎权提案出现在1973年。当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PST（工人社会主义党，为左翼社会主义党Izquierda Socialista的前身）的两名候选人搭档Juan Carlos Coral和Nora Ciapponi在执政纲领中首次提出了要求“爱和堕胎的自由（la libertad de amar y abortar）”，Ciapponi也成为首个参选副总统的女性。然而很可惜，最终PST还是淹没在了阿根廷最著名的领袖胡安·庇隆（Juan Peron）声势浩大的回归之下，仅获得了18万张选票。

庇隆时代的阿根廷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庇隆主持的经济改革下，几乎未受二战波及的阿根廷经济总量迅速发展到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创造了整个拉丁美洲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同时，以亲民形象示人、支持工人运动的庇隆治下，阿根廷也成立了同时期拉丁美洲组织最完善的工会系统，工人们享受的高待遇前所未有。然而，这一切在军政府上台后都将一一化为乌有。

1970年代的阿根廷风起云涌。流亡海外长达18年之后，庇隆在1973年终于回国。350万人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机场迎接他，却没察觉到军政府安插的狙击手。枪手向人群开火，13人因此身亡、300余人受伤，史称埃塞萨屠杀（Ezeiza Massacre）。短短一年后，庇隆暴病而逝，庇隆的第二任夫人伊莎贝尔执政两年，复又被军队夺权：1976年，军阀魏地拉上台，阿根廷七年白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在时代嘈杂的背景下，现代阿根廷的女权运动与左翼政治分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黄金年代。一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看到了欧美女权主义在60年代的蓬勃发展，以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蓝本逐渐开始发展阿根廷本地的女权运动。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小组阿根廷女性联合会（Union Feminista Argentina）、女性解放运动（Movimiento Liberacion Feminista）等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依托强大的工会组织，阿根廷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泛左翼政治开始了高速发展。庇隆时期特殊的社会主义特征——包括国有化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以及被高度动员的民众——让阿根廷左翼政治意识有了发展的基础。而在军政府时代，受美国影响，社会主义被污名化，左翼被大规模关押和屠杀，大部分左翼政治活动转移到地下。而从军政府时代复苏后的庇隆主义联盟实行了改良主义，与8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和托派联盟划清界限，也成功成为了两大主流执政联盟之一。但社会主义的脉络仍通过托派得到延续，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有成建制的托派政党，并在议会中拥有席位，而阿根廷就是其中一员。

阿根廷学者Marcela Nari以系统研究阿根廷女性运动历史著称，她在短文《女性主义觉醒》中指出一个关键问题：阿根廷女权主义的发展与激进左翼的发展难分彼此，1970年代也是左翼-女权双重运动（double leftist and feminist activism）的萌芽时期。许多女性同时参与女权运动和左翼政治运动，这也允许了一部分女性议题进入了左翼政治框架。于是在1973年，阿根廷出现了首次在公开领域、由左翼政党带头提出的堕胎合法化的尝试，这尽管令人振奋，却宛如昙花一现；就连提出这个议程的PST政党，都并未把它当作一个核心议题。阿根廷的女权主义当下的规模和形式，则是在1983年军政府垮台、民主化以后，才慢慢形成。

以1984年布市首次妇女节大游行为分水岭，被噤声多年的女性领袖在媒体界、政界、独立出版物中集中发声，艰难打开着女性的言论空间。诸如Alfonsina和Feminaria这样的杂志期刊为女性提供了平台、也提供了讨论女权主义思想理论的空间。1991年，在女性议员们的不断斗争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Ley 24.012）：每一次全国选举中，各政党必须保证提名30%的候选人为女性。同时，90年代阿根廷的LGBTQ运动逐渐崛起，同性恋、跨性别和变装（travesti）等其他身份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运动，女权主义开始呈现多样化趋势。

1990年代，生育权利和母职成为了女权运动的中心议题，堕胎权当然也包含在这一讨论中。但问题在于，依然没有任何主流政党对推动堕胎合法化表示兴趣。

进入千禧年，阿根廷的女权运动终于渐入佳境。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一大批女性被迫失业。为了生存，她们走上街头，开始了被称为“人民女权主义（feminismo popular）”的新时代，形成了诸多诉求不同、形态各异的草根女权组织。此时的女权运动不仅规模更大，还与左翼议程产生了根本上的呼应。阿根廷堕胎权法案的最终胜利，和这场思潮有直接的联系。

人民女权主义

“人民女权主义”是理解阿根廷女权运动的重要脉络，也是它今天能保持有机和强大动员能力的主要原因。

所谓的“人民女权主义”在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阿根廷甚至并不是最初的开创者之一。这1968年，墨西哥城发生震惊世界的学运惨案后，当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女性运动不能脱离于其它社会冲突和社会现实而存在，她们希望与别的运动力量产生联动，“人民女权主义”的概念开始萌芽。然而当时的女权主义者群体，尚未对自身的多元性进行深入反思，这样的呼吁下产生的动员也比较有限。

但在千禧年前后，“人民女权主义”的意涵逐渐改变了。当原住民女性、混血和非裔参与到关于自身权益和身份的讨论中来，女权主义者群体的阶级和种族意识也随之增强。而当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扩大了，广义的女权主义阵线变得越来越复杂，拉美的女权活动家们于是不得不思考一种新的叙述女权主义的方式。

恰恰在2001年，阿根廷陷入了民主化后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阿根廷比索汇率与美元捆绑长达十年后，这一举措尝试挽救的严重债务危机并未得到缓解，反而一路恶化。当政的保守主义总统德拉鲁阿限制购买外汇导致大规模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大量阿根廷人上街抗议，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最终抗议以大选提前、德拉鲁阿乘坐直升机仓皇逃离玫瑰宫收场。

这些上街的人里，有一大部分是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的妇女。在全国性的反债务、反国际资本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女性的命运和广义上的左翼联盟紧紧联系在一起，阿根廷的女权运动也从根本上向左翼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父权制相结合，在阿根廷的草根女性中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在她们之中，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是原住民女性和年轻女性。

从历史角度说，原住民女性在此前的女权运动中几乎是缺位的，但是她们作为一种符号不断出现在20世纪的拉美民族意识当中。在学者戴锦华的分析中，20世纪60年代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浪潮，是从作为“强奸之子”的拉美民族，在欧洲白人殖民者父系与原住民母系之中，选择了认同于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原住民母系而发展壮大的。原住民女性，也作为一种拉美大陆长期被动、被剥削的文化象征形象存在。在21世纪，加入运动的原住民女性在人数上并非主力。然而她们的觉醒和参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动员，是紧贴拉美本土语境的特殊实践。

如果说过去参与运动的以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为主，千禧年后则是以学生为主的年轻女性承担了中坚力量，她们接纳了左翼政治的议程，主动将各种阶级的女性、各种性少数群体和对女性权益关心的人团结到女权主义框架下。

这些年轻的阿根廷女孩们缔造了整个拉丁美洲声势最浩大、议题最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2005年诞生的全国堕胎权运动，让绿色三角巾洒遍了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绿色浪潮”，不断向政客施压，并在2018年首度把这项议案送进了众议院；2010年代，她们与LGBTQ群体一起，接连让同性婚姻和跨性别身份合法化。女孩们抗议生育权不自由，抗议杀害妇女，抗议妇女薪资不平等，她们的联盟越来越壮大：可以说，只要有抗争的地方，就有与女性议题出现。这些无所不包的议题渗透着女性生命的方方面面，与几乎每一个女性有关：这是“人民女权主义”强大号召力的秘密之一。

2015年，在19岁女孩Daiana Garcia被装在塑料袋里抛尸、14岁女孩Chiara Paez被男友杀害后，“一个（女性）也不能少”（#Niunamenos）运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并在3年时间内传遍西语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甚至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2017年，Chiara Paez一案宣判其男友Manuel Masilla因谋杀被判处21年徒刑。但是运动没有就此终结，女性们将动员延续了下去，与劳工运动和其他女性运动相结合，继续发挥影响力。

起初，“一个也不能少”是一些女性活动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运动，但在第一次线下游行后，“一个也不能少”在拉美社会如同病毒一般扩散。运动开始后3年间，有四次以上的跨国女性罢工都与其相关，其中以2019年妇女节的大罢工规模最大，参与其中的国家有57个之多。

2018年6月，堕胎权法案首次在国会投票审议，15万阿根廷女性从全国各地赶来，在大雨中的国会广场集结，向国会施压。虽然最后，法案没有通过，“一个也不能少”运动和全国堕胎权运动合流形成的强大动员为两年后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新时代的阿根廷左翼政党也在有意识地吸纳更多女性议题，推动它的合法化。对于托派政党来说，女性议题也是它今天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托派联盟组成的左翼工人阵线联合体（FIT-U）也成为了女权主义运动在阿根廷政坛和国会中主要的发声筒。这样有机的结合在70年代还是难以想象的。70年代，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仍会把阶级斗争和女性议题分开讨论，并且认为女权议题是次于阶级的“二等议题”。为了选举利益，一些左翼政党会将女性议题印在选票上，但他们只在选举临近的时候才开始对女权主义感兴趣。

今天，包括庇隆主义联盟在内的各类左翼政党及其青年组织在女性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根廷的激进左翼和托派政党，虽然仍在政坛主流之外，但经过了数十年的更迭和动员，它们在今日大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一时无两。同时，泛左派的庇隆主义联盟也在积极地动员年轻人。深入到社区和学校的动员，让更多年轻人熟悉女权主义、接受它作为一种日常，乃至时髦。

阿根廷的女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而今天有关生育权利的胜利只是这个庞大讨论和动员的冰山一角。

2018年8月8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参议院对堕胎合法化法案进行投票表决，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加布里埃拉·米切蒂（Gabriela Michetti）出席会议并发言。该法案的实施目的是废除只允许母亲在被强奸或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堕胎的现行法律，将阿根廷妇女的堕胎权扩大。上个月，该法案以129票对125票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全国女性大会

今天的阿根廷女权运动，得益于越来越多年轻女性扛起大旗，拥有了更多样的传播平台和更成熟的组织方式。在这其中，有一种尤为独创的活动不断赋予阿根廷女权运动新的生机：这就是孕育了2005年“绿色浪潮”的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Encuentro nacional de mujeres)。这场一年一度，由草根女性自发组织的性别文化和性别政治活动，在拓宽性别讨论边界的同时，也在创造女性间的团结，并打破固有的女权运动框架、把理论带向实践。如今的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已经是女权运动不可或缺的阵地。

2019年10月，我作为参会者来到了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市举办的第34届全国女性大会现场。

“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压迫”，一名来自阿根廷西北部多巴-孔（Toba-qom）族群的原住民女性在大会上说道，“Toba（本族群母语）被转变成了一种外语。”她的族群正面临语言灭绝的危机；作为原住民，她们的语言和领土被侵蚀的过程是危险的，而这时最需要女性团结起来共同保护原住民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发言最后，她请全场起立，教大家吟唱了一首母语的歌谣。在与一种长久被忽视的土生语言对话中，来自各地各民族的女性一同打着节拍、沉浸其中。

这里是2019年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的分会场：原住民女性研讨会。位于拉普拉塔大学室内操场的分会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女性在后排站着听会。而这只是本届女性大会80多个分会场中的一个。

10月13日午后，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拉普拉塔市中心被染成了绿色的海洋。从全国各地乃至临近各国赶来的女性高举手中的绿色三角巾，高喊着各种口号：“合法堕胎，无论何处（el aborto legal en cualquier lugar）”；“所有女性一起来，所有女性齐声喊，不再非法去堕胎，为了生命来抗争”。在一片女性摇旗呐喊、高声吟唱的间隙，一群身着蓝色工服的女性在广场中央即兴舞蹈，用身体展现出呼吸的节奏和释放的情绪。

大游行——这是女性大会的高潮环节。各行各业的女性挤满了拉普拉塔的大街，现场热闹非凡。街道两旁，手工艺人自发组成的跳蚤市场售卖女性手工制作的鞋子、与女性相关的创意饰品、各种女性主义的手幅旗帜，以及遍布游行现场的绿色三角巾。

这些女性当中，许多人跟随本地的左翼女权组织来到现场。不同女权组织有鲜明的旗帜和颜色作为区分：紫色旗帜的Pan y Rosas；红色旗帜的Las Rojas；粉色旗帜的ISADORA。它们和阿根廷左翼工人阵线（FIT-U）旗下的党派一一对应：Pan y Rosas对应社会主义工人党（PTS），Las Rojas对应社会主义工人运动（MST），ISADORA则对应左翼社会主义党（IS）。

游行现场还有不少其他组织的身影：我所在的布大文学院学生中心也组建了一支队伍来到这里，她们扛着绿色的大横幅。“那些人都是庇隆主义者罢了，”一名队伍里的女孩和我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

漫长的队伍环绕了拉普拉塔市中心一圈，不知不觉已经夜幕降临。ISADORA领队的女孩手里拿着喇叭，一路高喊口号和歌曲，队伍里扛旗和打鼓的姑娘已经换了好几轮；到路程过半，姑娘们大多都已经声音嘶哑。队伍里也有为数不多的男性随行，但他们仅仅负责参会女性队伍的后勤。安排餐点、收缴餐费、当司机……男性不参与游行，也不参与会议讨论，这是女性大会无需言说的规则。

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于1986年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最初的与会者只有1000人。到了2019年，破纪录的20万人涌入了拉普拉塔参会。而过去的2020年，这项延续了34年的传统被新冠疫情打断了，今年能否再度举办也悬而未决。

全国女性大会的34年，标志着女性群体解放自身、走向自治的历程。不幸的是，阿根廷社会的主流声音、乃至一大部分阿根廷人，对女性权益的态度都是冷淡、观望，或干脆反对的。就连在阿根廷政坛活跃近20年的女性前总统、现副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都从未正面支持过合法堕胎权。首次严肃地讨论并推动它进入主流政治议程的尝试，是从2003和2004年的两届全国妇女大会开始的。

今年，抗议杀害妇女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如今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然而在2020年被谋杀的阿根廷女性数目甚至创下10年来的新高，达到了触目惊心的219位。 

最近的悲剧就发生在今年2月，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18岁女孩Ursula Bahillo被前男友捅死。作案前，这名身为警察的嫌疑人向Ursula发出过死亡威胁，而Ursula在最后一次报案不久后被谋杀。大批愤怒的女孩们又冒着疫情的风险回到了街上，“还Ursula一个公道（Justicia por Ursula）”的标牌遍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

在最初创办全国女性大会的时候，阿根廷的女性几乎没有可参照的范本：除了70年代墨西哥召开的全球妇女大会，就仅剩下1980年代初、拉美独裁政府逐渐垮台时哥伦比亚举办的拉美-加勒比女性大会。在尝试的过程中，阿根廷女权主义活动家们想象一种独立的、让女性完全开放、自由、平等交流的空间。这些尝试是本土化的，阿根廷女性通过自治（autogestion），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阿根廷的女权组织实现了惊人的去中心化：由于每年举办的城市不同，全国女性大会的主办方每年都会随之更改，通常都是深度参与会议的社会女权组织。在大会最后一天的闭幕游行过后，参会女性将会投票决定下一年会议的主办方。 “一个也不能少”运动，如同“MeToo”一样，把它的名字借给了一切对杀害妇女问题感到愤怒的女性，以此为名的抗议在阿根廷遍地开花。今天，阿根廷的女权运动还表现出了惊人的多样性（diversity）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提到阿根廷女性，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白皮肤；但是原住民和混血女性不仅在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她们的作用远远高于一个象征符号——她们把原住民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带到了讨论中，赋予了阿根廷女性运动自己的文化语境。女权运动和左翼政治的交融放大了这种交叉性，更多关注不同议题的女性能够走到一起。在女性大会的分会场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关于女性性工作者、老年女性、移民女性等等的讨论。

学者Garciela Montaldo认为阿根廷女权运动已经在文化程度上融合了不同的女性社会诉求，而对文化的关注意味着对差异性的关注。在过去，这些诉求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和统一；但如今，阿根廷的女性可以通过自身建立起关于差异性的讨论，甚至还可以在不同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建立代际沟通。这样的文化，可以说和阿根廷女性的自治性互为因果。

时至今日，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境线内。出自大会的“绿色浪潮”启发了邻国智利的另一场“绿色浪潮”，那里的女性要求取消对女性堕胎的法律惩罚。2018年，墨西哥的女性也开始组织类似阿根廷的、多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的全国女性大会。与阿根廷类似，墨西哥也是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也在性别暴力的顽疾中挣扎多年。

“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统一体，国家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但民族解放运动却曾经达到了同步……”学者Garciela Montaldo举例提到拉丁美洲许多类似的社会运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应和连接，“我认为阿根廷为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和女权运动带来了启发”。

尾声

堕胎权法案通过的第二天，Cecilia坐在家里打开了前一晚的视频。在她重温她们的胜利时刻，以及阅读其他女性分享的心情和故事时，她终于落下泪来。“那时候许多事情才开始向我涌来，“她说，“我们得到了法案。但就像昨天一样，我还是无法相信”。

即使在欢呼庆祝的同时，Cecilia和同伴也清楚地记得这是属于斗争的日子：“我们不是来开party的，”她说。刚刚通过的这份法案，仍然有一小部分条款经过了和国会的妥协。但对她们而言，最紧要的是先把法案通过，“接着再继续斗争，去修改它”。

至于绿色三角巾，许多人现在还把它带在身边，挂在背包上。它成了运动的象征和纪念，如同三角巾属于每个拥有它的人，这场运动也属于每个参与过的人。“为了继续争夺那些我们仍未得到的权利，继续反抗这个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将会变得更强大。”在法案通过几天前，ISADORA杂志的12月刊登出了这样一段话。女孩们仍在准备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