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红韵|施家河沿：崇明的“初心之地”

原创 吴晓燕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红色记忆 革命精神

由上海通志馆主办的《上海滩》杂志于2021年第2期、第3期上，连续刊载《施家河沿：崇明的“初心之地”》（上、下），讲述崇明施家河沿地区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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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河沿：崇明的“初心之地”（下）

吴晓燕

SHIJIAHEYAN

民国时期的崇明县被划分成四个行政区。抗战爆发后，中共区级组织仅在崇明三区（今建设镇东半部、新河镇、竖新镇、堡镇、港沿镇）建立中共区委，流动驻地一直设在施家河沿。崇明三区区委下辖四个党支部，分别是大新、强民、海桥、合作党支部，其中大新党支部地下党员人数最多。

大新地处崇明岛中部，北濒长江，江边芦苇丛生，有利于游击战，且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交通方便。抗战开始后，施群、吴文斗、施泽等一批大新乡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吴文斗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大新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次年6月，施群、周展、吴明福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大新地区成立了党支部。“崇总”北撤后，大新更是成为党领导地下斗争的主要基地之一。

吴文斗

地下党员率众抗击天灾人祸

1939年崇明发生灾荒，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地主土豪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一时间各乡镇集市颗粒无售，广大贫苦百姓面临断炊绝食的困境。

这时候，三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新河镇集中，分东西两路游行示威。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要求平粜，粮商大户们见势不妙，只得把囤积的粮食平价出售。施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新、新民一带的农民还举着围腰旗，列队游行到大椿镇。一到镇上，我们先派代表与粮户交涉，要求他们出售存粮。然而，有几个囤粮地主并没有理睬大家。”于是，人群中有人高喊“他们不答应，我们自己动手”，便冲进地主顾大盛的宅院，将其供应敌伪的数百担军粮全部分光。第二天一早，群众再次聚集到大椿镇囤粮大户沈大有的粮行门前。沈仗着有护院武装，不予理睬。周展带头大喝一声：“不卖，就砸他的粮行！”沈当即命令护院开枪。那些护院本就心虚，面对一拥而上的群众更是慌了神，现场只听枪响，却不见有人受伤。沈大有正想怒斥手下，一回头发现自己的粮行已被砸烂。

1940年7月日军大烧杀后“崇总”北撤，三区区委仍坚持在大新地区与日伪作斗争。大新党支部成员吴明福在派捐会上，曾厉声质问伪乡长：“你们要老百姓出钱让日本人买枪炮、养伪军，然后来打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心肝？”吴明福因此遭到拘捕（后被出钱保释），但他的言行大大激励了群众的抗日意志。那几年，日伪派捐名目繁多，老百姓不胜重负，一些伪乡保长狐假虎威，也乘机鱼肉百姓。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乡长造船砌屋，保长吃鱼吃肉，百姓哭南哭北……”

随后，大新党支部暗中收集伪乡保长贪污作恶的证据，由施群编写成小字报，一开始用复写纸，后利用地下党员顾廷琛创办的义化小学里的油印机，将小报复印到处张贴。吴明福本身是一名木匠，经常在乡镇走街串巷，他利用这一身份，甚至把小字报贴到了施家河沿伪军驻地的宅门上。

吴明福与其孙女（即作者）吴晓燕

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巧施“离间计”

1945年8月下旬，苏北新四军四分区专署专员梁灵光、洪泽率领东南警卫团来到崇明，驻扎在施家河沿一房、二房、四房、六房等几处大宅子。“中共崇明工委”组织党员群众在施惠清、施兰田的宅上，与部队将士一起召开抗战胜利庆祝会。庆祝会上，梁灵光唱了一首抗日歌曲。

大会主持人问：“梁灵光唱得好听吗？”

大家回答：“好听！”

他又问：“灵光勿灵光？”

“灵光！”

他再问：“要不要再来一个？”

大家齐声高呼：“要！”

梁灵光率队来崇，是准备从日伪手中接收崇明。不过，后来因接收未成又率队回到苏北。此后，“崇总”与新四军地方武装先后数次攻城。为防止堡镇敌军增援，大新党支部全体出动，带领群众将高石桥至东兴镇一线的公路、桥梁以及电话线尽数破坏，并为我方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为配合攻城，周展还乔装成磨刀匠进城刺探敌情。一次，敌人见他在城里转悠，心生怀疑，便将他捉去拷问。但周展面对险情毫不畏惧，沉着应对，敌人终因问不出什么名堂，把他释放。

1945年10月，国民党中统在崇明设立了“调统室”。调统室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对付中共地下党和社会进步力量；二是调查统计国民党内部各界情况，按时向上汇报。这是国民党上层监督地方机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大新党支部指派施民打入调统室，担任文书兼档案管理员，一旦接触到涉及敌方军政机密的资料，就复印一份交给支部，再由施群或另一支部成员吴文彬送去苏北。所以，当时即便领导崇明工作的负责同志在苏北，也能及时掌握崇明的斗争情况。此外，施民还配合其他地下党员，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巧施“离间计”引起敌人内讧，令调统室前后四任中统专员无一办成“反共案”。

苏北新四军驻扎的六房大宅

施群遭追捕北撤苏北根据地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为补充兵力在崇明大抓壮丁，几天之内抓了300余人，青壮年有家不敢回。大新、强民党支部组织青年成立“反捉丁联合会”，由施潜、谢志安、刘廷超负责，他们一起住宿，集体行动，带着钉耙、铁揪、棍棒进行反抗。与此同时，“中共崇明工委”还采取“锄奸法”反捉丁，先文后武，警告那些作恶多端的乡保长。一系列行动吓得反动派如惊弓之鸟，不得不缓征壮丁。

1948年春，地下党员吴文森将“戡乱建国委员会”的部分会议记录作为新闻刊登在报纸上，向全县彻底曝光了国民党捉丁的丑行。后他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采访新兵“征集所”，鼓励新兵奋起反抗。此后，国民党迫于形势改“捉丁”为“买丁”，一丁二十石米。

这个时候，苏北“中共崇明工委”领导综合各方面情报，判断大新党支部书记施群已处于危险之中，让交通员吴文彬通知施群立即北撤。施群于7月26日接到通知，准备27日傍晚离开崇明。谁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通缉令竟已提早一步到达崇明。

7月27日中午，施群正在家中吃饭，地下党员周英赶来对他说：“情况不好，相见港河西姚家宅来了一支国民党部队。他们一到就封锁路口，扣留过路行人。我父亲（周展）认为矛头是对准我们的。”施群听了立刻放下碗筷，拿起一只篮子假装除草，疾步走出宅子到北边的农田躲避。不一会儿，宅上就传来狗吠声。下午3点左右，施群二叔母张亚琴到田里找到他，说：“一个穿黄衣裳背着手枪的人，带着一群人刚来宅上。施民（张亚琴养子）说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龚义。”施群说：“请二叔母帮我回家整理一些衣服，再筹措一点钱，并转告我妻子吴品仙也赶紧躲起来。如果今晚他们再来宅上抓不到我，就会抓我父母，叫两老说什么都不知道。”当晚，施群决定露宿田野。凌晨，吴明福匆匆跑来告诉他：“半夜你家宅子被国民党包围，幸好吴品仙走得快。宅子被抄了，连被子和衣缝也被拆开检查。”

施群隐蔽在施家河沿周围期间，仍和大新党支部保持着联系。四个多月后，经党组织精心安排，施群安全北撤到苏北根据地。

吴文彬施群当年躲避的玉米田

千方百计说服国民党将领投诚

1949年三四月间，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团一个营突然进驻大椿镇倪家河沿（今竖新镇时桥村2队），营长杨德章（江苏江阴人）；营部设在倪家河沿南的程宇平宅上，所部各连分东、南、西三处驻扎，距离施家河沿地下党中心联络点仅一公里。此时，大椿镇保安队也转移到倪家河沿北半里许的陆家宅上。这样一来，恰好对施家河沿形成四面包围。

敌营进驻后，大椿党支部按照“中共崇明工委”指示：分化瓦解敌军，配合解放崇明，把工作重点放到策反敌营上。当时，大椿党支部由吴明福和施民负责，周士良（竖新镇跃进村人）进行具体工作。周士良一边指派人员监视敌营一举一动，一边和华岱（崇明县城人）商议如何策反敌营。

为此，华岱悄悄住进他娘舅、倪家河沿“名绅”倪介桓的家里。倪介桓家与敌营驻地南北相距仅三百米左右。他利用“邻里关系”有意结交杨德章，两人一来二往成了“知交”。

不久后，敌营官兵不知何故纷纷染上痢疾。华岱原就是一名医生，见状便出手相助，不收分文医治染病人员，官兵们都很感激他。在与官兵接触中，华岱从“旁敲侧击”到“推心置腹”，宣传解放战争形势，逐渐使杨德章和他的部下在思想上有了较大转变。眼见条件已然成熟，华岱把杨德章请到自己在倪家宅的房间，让杨与周士良直接面谈，杨最后表示愿意投诚起义。

1949年5月3日，杨德章急向华岱告知，已接到上级命令，当晚部队要开拔到新桥港（今新河镇），乘船撤往舟山。杨德章还跟华岱说，副营长是个顽固分子，要把全营拉过来有一定困难。华岱将情况转告周士良，并由周汇报施民后，决定由华岱为杨德章等人准备便装，让他们在夜行中脱离部队。那夜敌营分批开拔，当杨德章走到新河镇西启蒙小学堂时，乘隙离队与华岱会合。而其他投诚官兵按事前谋划，转移到施家河沿施惠清的宅上驻扎，直至崇明解放。此次，国民党保安营投诚官兵共计136人，他们的武器弹药被分散保管在吴明福、张亚琴等人家中。

之后，身在南通的施群布置大新支部党员新任务：力争说服驻扎在崇明堡镇的国民党部队投诚。有意思的是，该支国民党部队的师长认为，崇明地下党组织代表中共华东野战军苏北军分区前来劝降，就必须要有军分区的公章，这样他们才能接受。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派人专程前往苏北盖章，于是吴明福、施民就找到施家河沿毛家老宅毛文谟，让他刻制了一枚“中共华东野战军苏北军分区崇明工作委员会”公章。周士良书写劝降书并盖章后，再次与敌军师长面谈，签订有关投诚协议书。最后，这支国民党部队于6月1日在堡镇宣布起义，6月4日整编开往南通。

1949年6月，崇明解放，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崇明施家河沿地下党斗争史展览馆内陈列的吴明福雕塑

THE

END

制作：冯 晔

原标题：《【海上红韵】施家河沿：崇明的“初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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