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后的早先几年里，就国内政党格局而言，无疑属于一个小党，此乃政党发展的正常现象。如何使一个小党发展壮大，不能不摆在初创时期的中共面前。作为现代型政党组织，中共在1921年夏季由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革命志士所创建，这个历史时刻预示着现代中国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出现。历史已过去百年，人们回眸历史，不禁要追问：在那个历史时刻，为何要创建这样性质的政党？这个政党早期经历了什么？其政治初衷又是什么？它试图解决中国现代社会的何种问题？它以何种方式聚集政治能量以发展壮大自身？这些问题无疑只能从中共初创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局势之中去寻找，从中共应对时局变化的历史中去解答，从而使中共建党的早期初衷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中共一大会址

一、因应时局与政治聚焦

中共创建的历史时刻，并不是一个时间凝固点，它表征的反而是一个历史时期，因而它不能由单向度的起源就可以涵盖。中共作为一个现代型政党，其创建起源与组织成型，经历了一个早期变迁时刻，通常可以依据史料表征所显示的历史实践，将20世纪20年代视作它的年代学历史标注。

在表征历史的史料可供利用的意义上说，尽管记录中共早期历史的史料大抵俱在，这些史料也并非有必要用作测定历史年代，因为这些史料已显示它所记录的历史发生时期。但是，哪些史料更能说明中共早期政治活动的历史特征，恐怕就要有所讲究。在中共创建后的六七年时间里，共召开过五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大会都出台相关的政治报告以及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决议案（或称“议决案”）。这些政治报告或决议案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确认中共短期和长期的方针政策与奋斗目标，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的特征，如中共三大确认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即是。作为历史文献的政治报告或决议案，尽管可以说明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总体方案，却不能显示这种总体方案如何付诸具体革命行动，反倒是这个时期中共发布的几次关于时局的“主张”或“宣言”，更能够反映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政党行为方式。

在1922年至1927年间，中共针对国内外政治时局的变化，发布过七次以“时局主张（宣言）”为名义的因应对策，但直接针对军阀政治统治所造成的政治危局，中共分别发表的“时局主张”主要有四次。这四次“时局主张”中显示的政治局势，具体地记录了中共建党早期为何要推动中国革命的初衷，而这个过程就是中共置身于其中的“时局”历史，它显示的是中共在因应“时局”中而形成自身的历史，反之亦是“时局”承载了中共的历史活动。“时局”历史是观察中共早期历史的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可以瞭望中共发展壮大的政治舞台。

实际上，中共在创党时刻，对建立一个现代型革命政党的意图就有了雏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延续“五四”以来盛行的社会改造之风，提出社会革命的政治主张，这在中共一大纲领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对于社会革命针对的政治对象，中共一开始就锁定在“军阀”的政治统治上，强调：“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军阀”一词在中共建党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国内时论或新闻之中，但最初具体指称并无定说，往后才统称“北洋军阀”。有述史者说：“‘北洋军阀’四字，已成近代史上习见名词，但多忘其语源。”其实，“北洋军阀”一词涵盖的政治势力颇为复杂，并不是用这个政治术语就能够囊括所有史事，对于中共社会革命的政治诉求来说更是如此，中共对于“北洋军阀”概念涵盖中的不同政治派别，在不同时段所采取的革命策略往往不尽相同。

晚近的研究表明，“北洋军阀”一词大致出现在1917年，其内涵“一开始矛头所向，就直指执掌全国政权的段祺瑞及安福俱乐部”。时至20年代，国内报刊才将北洋派系中的直系和皖系纳入“北洋军阀”范畴。此时的《申报》在一篇国内要闻中称：“北洋军阀内讧，直皖两系，明争暗斗。”尽管直、皖、奉派系都属于“军阀”范畴的政治势力，但中共建党之后不久遭际的主要是直系军阀及其掌控的北京政府。军阀统治造成的中国内乱，是中共甫一建立所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正合时人的感叹：“军阀之变乱，不外军阀之巩固地盘与扩张地盘之一原因。甲军阀欲扩张其地盘，乙军阀必从而抵抗之；乙军阀欲巩固其地位，甲军阀必从而撼动之。甲愈前进，乙愈抵抗；乙愈巩固，甲愈撼动。一攘一夺，一守一攻，利害相同者则联络之，利害相反者则摈去之。因果相生，万象纷起。故民国以来，无时无地不入于战争状态。”如此混乱局面，可见时论赋“军阀”以负面形象固非其所污，时局的现状也给出了事实印证。

中共初创之际，直皖战争刚结束不久，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执掌中央政府统治权，但很快因北京政府控制权之争又引发冲突，遂使第一次直奉战争在1922年4月间爆发，最终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局面。这场战争以及随后直系独揽北京政府大权所形成的局面，既给中共提出如何应对危局的时代课题，也为中共提供展示政治智慧与政治谋略的契机。实际上，这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政治权力的军阀混战，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军事交锋事件，它牵扯到前后几年间中国政局的方方面面。面对复杂的政治乱象，尽管国内出现各种不同的应对政见，但最能揭示时局要害和政治本质的分析政见，则来自中共6月15日第一次发表的“时局主张”，这是一份体现中共建立后最具前瞻性的政治革命行动宣示的历史文献。

对于中共草创初期政治革命计划与设想的分析，不能不考虑军阀统治的政治语境，也就是说，军阀政治所构成的“时局”历史，正是中共政治主张形成的实践前提。基于军阀主导中国政局的现实情形，在如何应对第一次直奉战争所带来的政治乱局上，中共审时度势，聚焦“时局”历史中的关键性问题，对早期中国革命的对象进行政治定位。中共在建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已经将“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作为革命的对象，但“军阀”这个政治符号，对于时人来说，并不都犹如日后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恶魔的象征。尽管“军阀”一词频繁出现于报刊时论之中，但国人对某些“军阀”个体仍抱有许多幻想。一些拥兵自重的“武人”，并未完全暴露其祸国殃民的面目，以至于还获得社会舆论的嘉许。比如军阀吴佩孚在中共发表第一次“时局主张”之前十日，就针对北京政府内阁纷争致电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发出“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骛私利，真可痛也”的感慨，居然也博得“所持言论，未尝不光明磊落”的评价。中共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也透露时人有“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而且有力量可解决时局”的消息，显示此时社会舆论确实存在对军阀某些个体身份的“误识”，并不像日后史书所声称的那样，一律将其视为可共同声讨的对象。这种悖论式的政治怪相，恰恰给中共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道义性带来障碍。对此，中共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试图进行矫正并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

中共根据对此时国内政局的观察，态度坚决并敏锐地指出，导致国内政治混乱与动荡的病根，就在于“军阀存在”，认为政局的纠纷、冲突、内讧及战乱，都源自“军阀存在”这个“共通病根”，而解决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中共政治主张的聚焦点，显然与此时其他党派的政见，在政治见识与政治态度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

在如何应对“军阀存在”所造成的时局危机上，时论与各种政治派别的政见实际上颇为复杂，但中共坚持认为，在现有条件诸如正在筹划中的“联合战线”策略下，最有可能与军阀统治抗衡的力量，是被中共看成“民主派”（主要指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但是，“民主派”的政治立场恰恰是中共最为顾虑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民主派”在处理与军阀政治的关系时，往往陷入妥协、摇摆、投机的境地。中共对“民主派”之所以存有这种顾虑，更大的原因还因为“民主派”对“军阀”本质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共在“时局主张”中径直将“军阀”统称为“北洋军阀”，且属性是“封建的军阀势力”，而这种军阀势力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在这种认知主导下，即便当时有的政见以为所谓的“恢复法统”可以挽救时局，中共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不过是以“北洋正统”的方式在维护军阀政治的存在。因此，在中共看来，改变时局的路径，只能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政权。在这种性质的政权中，绝不能在军阀政治势力的框架下，选一个“民主派”的人物来充任总统，或选几个“民主派”人物来组成内阁，而应当“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但是，这些事关国家政权建构的重大问题，在“民主派”的政治见识中似乎不存在，以至于才可能产生依赖军阀统治来解决政治危局的幻觉。

置于“时局”历史中的中共对时局变化脉络的把握，在观察深度与体认程度上，显然远高于此际其他党派的政见。不用说“民主派”没有意识到军阀统治的政治痼疾，无法洞彻这种政治痼疾的症结所在，就是那种蔓延多年、表面上有助于抵抗军阀“武力统一”的联省自治政治主张，在中共看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破解政局纷乱的局面。联省自治成为一场运动，发端于晚清的地方主义，到20年代前后形成一种以寻求“自决”为目的的政治思潮。这股政治思潮在公共舆论上体面地声称：“以各省自定省宪以促成自治，用省自治来实现保障国民自身之权利。”中共在“时局主张”中也承认：“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自然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在政治实践上，联省自治运动还是被军阀政治所利用，因为“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主张联省自治的政见，在时论中盛行一时，也迷惑了不少有心改造社会的政界人物和社会贤达，以为如此一来，便可抑制军阀的混战与割据。

对此，中共及时以发表对“时局主张”的方式，揭示联省自治这类政见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掩盖军阀“联督自保”的实质。在第一次“时局主张”后，中共于次年8月发布第二次“时局主张”，其中将西南军阀（中共认为其“无异于北洋军阀”）鼓吹的联省自治看成是“联督自保之老文章”。随后，一些中共政治活动家也撰文揭示联省自治运动的实质。陈独秀在《东方杂志》（8月）和《努力周刊》（9月）发表同名文章，指出联省自治只不过是“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陈独秀两处发表同一文章，似乎不是没有意图，至少可以为中共发表的“时局主张”提供助力，以扩大中共政治主张的影响力。蔡和森也统一步调，在《向导》上撰文强调指出，联省自治不过是“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显然，联省自治运动并不是解决中国政治时局的有效办法，但其政治舆论的扩散，显然对中共政治主张的传播形成阻碍和影响，中共因此才在“时局主张”中以较大的文字篇幅进行正本清源的揭示。

在中共看来，北洋军阀统治“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解救政局就必须从破解这个“恶因”入手。对此，中共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给出的政治方案，主要是强调“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这种应对时局而形成的“民主政治”观念，实际上是中共早期政治革命追求的初衷，也是此后中共建构民主革命政治理论的雏形。中共以发布“时局主张”的方式，旗帜鲜明地标示政治主张，既反映了其在早期政治革命中展开舆论战与理论战的特征，也反映了其试图以此方式凝聚党内的政治共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二、“国民会议”：国民革命的别样方式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变化急剧，促使创建不久的中共不得不考虑作为政党在政治革命中应当如何发挥作用，以显示政党存在的意义。为此，中共抓住能够展示政治能量的机会，制定符合时局变化的政治方案，以应对政治危局和社会纷扰的需要。中共的这种政治考虑，既是中共政党宗旨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中共政党方略实践性的要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发表的“时局主张”期间（1922年6月—1923年8月），中共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二大（1922年7月）与三大（1923年6月）。就中共置身于“时局”历史而言，历史的政治诉求赋予中共政治主张以革命性的要求，因此二大宣言提出要反对军阀政治的“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三大宣言则强调中国革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以反对军阀及其凭恃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无论是追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抑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都是建立在军阀统治导致政局纷乱基础上的政治考虑。

曹锟

中共的政治考虑所依凭的“时局”语境，最直接的是第二次“时局主张”中所称的“曹党之乱”。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控了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力，大搞所谓“法统重光”，恢复旧国会，继而驱离徐世昌，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权。然而，对于军阀曹锟等人而言，黎元洪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曹锟为了攫取总统宝座，于1923年6月驱离黎元洪，明目张胆地搞起贿选总统，致使政局越发紧张与动荡，这就是“曹党之乱”所源。实际上，中共发表第一次“时局主张”的时间点，正是“驱徐”事件的发生，而第二次“时局主张”发表的时间点，则是“驱黎”事件的发生。两次事件的发生，在中共看来都是政治局势处于危机的时刻，而政界提出的各种挽救时局的政见或方案都不切合实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时局问题。对此，中共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如何因应这种乱局，中共显然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因而根据二大确定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原则，首度呼吁国民党站出来联合全国各界各阶层，组织召开“国民会议”。在中共看来，“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但是，中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回响。中共在1923年11月召开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承认，这个因应时局的政治主张，在国内舆论界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甚至函请国民党的孙中山出面召集这种会议，也同样毫无结果。实际上，中共在军阀政治造成的紧张与混乱时局中，掂量自身创建不久的有限政治资源，不是将政治能量投注于谋求现有军阀政治格局中的利益，而是将政治目标放在如何挽救危局、改变与解决全国人民关注的政局发展问题。提出召开具有代表全社会参与意义的“国民会议”，正是时局动荡背景下的一种政治谋划。中共试图通过召开“国民会议”这种政治革命方式，来推动一场代表性广泛的“国民运动”。

从“国民运动”的实际效果看，中共的政治策略并不仅仅停留在政党的政治战略上，而是贯彻于基层地方组织的政治活动中。但实践效果其实不尽如人意，这从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各委员会有关“国民运动”的工作汇报中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各地推动“国民运动”的状况并不理想，各地方组织的推进程度也不完全相同，如“京区”的“国民运动”“无速效”、“湖北区”开展“国民运动”的“态度转为消极”、“沪区”的“国民运动”“不容易执行”等。在社会层面，中共的“国民会议”号召，似乎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作为亲历者的林育南当时就承认，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都未引起国人的注意”。这些都反映出中共试图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来推进“国民运动”的政治主张举步维艰，这既与中共初创时期政治力量不足紧密相关，也与时局的严重性尚未累积到相应程度有关。即便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还是坚持拟定计划，将推动“国民运动”当作全党的“目前全部工作”，尽管在“目前”主要“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

中共以提议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来推动“国民运动”的开展，以此应对军阀统治所酿成的危局，同样未得到像国民党这样的政党的积极回应，即便是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发表的宣言，都没有特别将此纳入政治议程。直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国民会议”问题才逐渐被政界特别是国民党所关注。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夺得总统大位，但也迅速形成直系与反直系的矛盾，1924年9月初爆发的江浙战争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中共就这场战争发表了第三次“时局宣言”，指出这场战争的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因此，即便“反直”一方也不代表“正义”。时局变化开始出现了动荡的迹象，中共在此申明应当以“国民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对内对外的政治问题。

中共的预感与判断符合时局的变化。江浙战争发生后不久的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就顺势爆发。由于军阀内部的固有矛盾与利益冲突，这次战争直接导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并力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即所谓的“和平会议”）。尽管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中共对孙中山的北上决定还是持基本赞成的态度，并在一份通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同时提出忠告和建议，希望孙中山在和会上能够“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行前发表《时局宣言》（11月10日），正式接纳中共早先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其中强调“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且计划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先召集一次预备会，由下列范围的社会代表组成：“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在其后的几次讲话如对上海新闻记者的演讲中，孙中山强调北上的用意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要由“国民自决”，这就是有必要召开“国民会议”的理由。

对孙中山以上所划定的“国民”范围，中共在“时局主张”中并没有提出异议。中共积极回应孙中山的《时局宣言》，认为推动一场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主题的“国民运动”，正是中共在时局动荡中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可行办法，也是中共在政治格局纷争中参与政治活动的体现方式。中共党内尽管有人对孙中山北上是否能够达成目的存有疑虑，但对于召集“国民会议”的必要性基本持有共识。赵世炎为此撰文称：“中山离粤宣言，就为的是号召反抗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止军阀专政，要求中央与地方分权，并倡议全国国民会议，得以对抗军阀秉承帝国主义意旨之所谓元老会议，巨头会议，和平会议。”中共从政党组织作用出发，也特发通告，要求党的地方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召开之时，能够“负支配选举及监督会议的责任”。其后，中共甚至强调对“国民会议”召集的推动，不宜使用“促进会”“后援会”等用语，而应当统一使用“促成会”，其中含有无论如何都必须达成目标的意味。

此时的中国政局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经过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势已经形成。孙中山北上多次发表有关“国民会议”的演讲或谈话，其中强调“国民会议”的目的就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但得到中共的全力支持，而且成为中共政治革命的主要目标。1924年11月19日，中共发表第四次“时局主张”，首度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列为政治革命的口号，尽管此前曾经提出过要“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等主张。

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对这一时期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国共合作的政治势力、军阀统治的政治势力、列强在华的政治势力，构成了这个历史时刻“时局”历史的基本样态。经过中共“时局主张”的倡导、孙中山北上的系列表态，以“国民会议”为政治主题的诉求，迅速在全国范围形成一场政治运动即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1月至12月间，这场运动骤然在全国主要城市发展起来，各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力支持了这场运动。在诸如“善后会议”等时局舆情的刺激下，国共合作共同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最终在1925年3月1日至4月16日的月余间，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据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披露，到会代表有200余人，代表了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导大会的核心成员主要由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如赵世炎、苏兆征等以及国民党人构成。大会讨论的主题及其政治诉求，主要包括国内国际两大方面：国际方面包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及特权”“租借地与租借问题”“关税问题”“外人在华驻兵问题”等共16项，国内方面包括“军阀军队与内乱”“联省自治问题”“人民自由问题”等共9项。大会结束后刊行的会刊申明国民会议运动的起因与目的：“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其使命乃为客观情势所确定无疑；质言之，他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

实际上，中共主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政治议题，显示了中共在时局变化历史中的角色定位。尽管国民会议运动只是因应时局变化的一种政治对策，但这是中共极力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国民会议”与“国民革命”构成了中共早期推进民主革命呼声的回响。国民会议运动的政治诉求，既反映了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目标，也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共同追求，它对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内外交错的时局应对

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共以及国共合作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发展之际，国内军阀政治势力的寻机介入——“善后会议”的搅局、西方列强的矛盾加剧以及“道威斯计划”的威胁，使得中国政局愈发复杂，也令中共早期政治革命面临时局危机的双重压力。

中共原本以倡导国民会议运动作为推动国民革命的方式，但北洋军阀统治在北京政变之后，终结了直系军阀一方独大的统治局面。这并没有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治格局，反而变成段祺瑞回巢组建临时政府、继续维持军阀执掌中央政权的局面。段祺瑞为了阻止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动的国民会议运动，于1924年11月21日入京执掌大权之前，就提出意欲组织两种会议：一为“善后会议”，二为“国民代表大会”。段祺瑞主导的执政府试图通过这两种会议来重订宪法，以获得新法统的正当性，并且用来对抗国民会议运动。表面看来，这只不过是军阀政治的又一轮回重演，但实际上是对中共以及国共合作试图推进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阻挠与取代。对此时局，国民党人却存有天真的期待与幻想。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发电文给段祺瑞称：“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会等，其代表由各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善后会议，及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这则电文显示一开始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是心存妥协期待的，并且没有考虑到这种妥协对中共以及国共合作可能带来的根本性负面影响。至于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则是其后的事。

国民党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妥协性政治态度，实际上造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危机，因为一旦承认并参与“善后会议”，那么这场以反对军阀统治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无疑宣告流产。对此，中共审时度势，以“决议案”的形式公开表明政治立场。其实，在“善后会议”主张出笼之前，中共已经意识到北京政变后，政局会一时陷入混乱；冯玉祥虽然倾向革命，但其提议招集“国内贤豪”，以召开由各派军阀及社会贤达参与的“和平会议”，实质上只能是一种军阀操纵国事的分赃会议。因此，中共在第四次“时局主张”中强调“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时下推动的“国民会议”。中共对时局变化的预感，很快就被其后“善后会议”的提出所证实。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会者的范围以各地军阀、政客为主。对此，中共立即作出回应，于1925年1月19日发布《中共中央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指出：“段氏之善后会议纯以团结安福系军阀以图继续军事行动摧残其反对派之军阀为目的，此种政策不但将使国内重现极反动之政局，且使帝国主义又有所以借口而施行干涉。”

三天后，中共四大宣言再次强调“善后会议”不过是段祺瑞执政府借助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工具”既可造成“军阀愚弄国家”的危险，也可造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大军备”。在中共看来，这种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正是造成时局混乱和政治危机的根源。

尽管此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期间，但中共对国内外严重局势提出的警示，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善后会议”的抵制，国民党并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中共在“议决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的政治实质，在中共作出“议决案”的几个月之后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5月22日，国民党发布了一个“时局宣言”，其中指出段祺瑞的“北京临时执政仍不外蹈袭历来北洋军阀之蹊径，与国民利益相背驰，而惟知依附帝国主义以求生存，决无与本党携手进行国民革命之可能”。受到中共及其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制约，尽管“善后会议”照样举行，但其结果已不能阻止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现状，中共在四大上取得了会议共识，认为这个历史时刻，正是军阀政治瓦解加速的时期，旧军阀（如直系）统治已经垮台，而新统治的军阀（如皖系）尚未重新巩固势力，列强势力也因此加深了利益冲突，这样就留下开展民众运动的空间，而“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

中共对国内时局的应对策略，在实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因为它有效地维护了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初衷。也是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共同时因应着国际局势给中国带来的危局。在当时信息不那么便捷的条件下，中共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却相当敏锐，并且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国内政治局势联系起来，未雨绸缪地安排政治对策。1924年国际政治关系中出现的“道威斯计划”，就被中共看成是影响国内时局的重大事件。如何应对这个事件，中共发表了有针对性的政治主张。

“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赔款的计划，于1923年由以美国芝加哥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拟定，同年七八月间由伦敦会议通过并实施。对于这项由美国主导的计划的出台，晚近以来学界的研究都存在异议。这个计划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缓解一战后欧洲政治、经济的紧张关系，斯大林当年就看到这个计划的积极作用：“道威斯计划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它已经使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美国资本的投入德国工业，通货的稳定，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改善（以上三点决不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好转），以及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国资产阶级的阵地得到一定的巩固。”显然，“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从中国获得的信息看，德国必须付出“八万万金马克赔款”，但毕竟还是有利于德国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尽管它只不过是一种防止世界经济崩溃的有限举措。但是，中共对此的反应似乎并不是这样，原因究竟出自何处？

“道威斯计划”甫一出台，中共就迅速在第四次“时局主张”中给出反应，并且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中共强调指出，晚近西方列强宰制中国采取了三种方式：其一是瓜分政策，亦即通过列强协议在华划定势力范围；其二是共管政策，亦即列强协力共同宰制中国；其三是分立政策，亦即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利用当地军阀势力，通过经济支配方式，组织政治机关，进行分裂中国。中共意识到第三种政策是后到者美国企图在中国攫取利益的政策，也就是所谓“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计划”，可称之为“分立或道威斯计划”。在欧洲实施的“道威斯计划”，确实暗含着美国试图控制德国经济命脉的企图，如对于德国的铁路，“此项计划实行后，德国国有铁路，将由德政府特准交给新组织之公司经营，除禁收特别不公平之车价运费暨保护公众安全外，地方官吏不干涉路政”。中共十分警觉的正是类似于“道威斯计划”的模式，成为西方列强“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之阴谋”或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之阴谋”。

原本“道威斯计划”明面上只是战后西方列强维护自身利益的妥协产物，但暗含的目的“正在于使美国资本攫取德国工业的监督权”，这实际上与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不存在直接的内在关联，而在中共看来，这种以经济援助为名的计划，完全有可能转化为施用于中国并形成经济掠夺和政治分立的政策。中共对于“道威斯计划”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在第四次“时局主张”发表之前，《向导》刊载张太雷的文章预先作了解释。张太雷提示，在华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大陆报》极力鼓吹所谓的军阀商人“和平会议”，目的无非就是试图利用江浙战争的政治博弈，在中国预备实行“道威斯计划”，以便在中国划分利益区域。虽然“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共同管理德国。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亦将用同一样的计划”，其中“投资改造中国者就是共管中国经济”，所以“道威斯计划”是帝国主义各国“共同剥削的计划”。中共党内的时局观察者大都认为，江浙战争实际上是“英美与日法两派帝国主义为得要宰制中国，各用金钱军械及种种帮助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军阀战争”，战争一旦结束，帝国主义各国就必然“以宰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或类似的政策来宰制中国”。中共的这种时局判断，显然是以军阀混战造成的内乱作为依据，但在实际上也是基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观察。

1924年10月26日，《政治生活》发表一篇题为《国际新形势与中国政局》的分析文章，其间透露了中共深感国内时局危机的外部因素的缘由。该文开篇就告诫说：“自从欧洲赔款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人的心中都感觉得中国问题马上会紧急起来，中国马上会步德国之后尘做一国际共管的殖民地了。”文章相信，这种判断绝非耸人听闻，因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对外市场扩展和资本输出正是其征服世界的需要，因而开拓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并将其转变为殖民地，就成为西方列强的目标。中国此时正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而“道威斯计划”可以“干涉中国政治，将中国夷为殖民地以便投资管理”，“用共管德国之方式，以共管中国”。该文还举证说，以美国为主导的“道威斯计划”出台期间，国内时局政运多蹇，江浙战争及其接续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肆虐，而“这次中国全国的战争，是以美国为领袖所发起的战争。我们可以说这是英美帝国主义希图共管中国的阴谋”。正是由于军阀的混战，西方列强就可以“或用防止战争的名义，要求铁路共管；或以要求还债的手段整理中国财政，收全国税收于掌握之中；或召集各派军阀，开一和平会议，划分经济的势力范围……总之奉直战后，各国对华态度必不如从前之旁观，重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显然，中共所担忧的正是“道威斯计划”与列强共管中国、瓜分中国等恶果之间形成相互关联，这就是为何中共对“道威斯计划”的出台产生担忧并且必须作出回应的原因。

中共对国际关系中出现这种“新形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历史的经验所作的反应，也是对军阀政治祸国的强烈反抗。因此，中共在第四次“时局主张”中才会认为，“分立或道威斯计划”一旦在中国形成或实施，“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划之实现”。正因如此，中共在次年1月召开的四大所制定的宣传工作“议决案”中，提出将国民革命运动改称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尽管日后还延续使用“国民革命”一词，并且强调这是中共应对国内外时局变化所制定的“新审定”，这也正是中共此时开始形成反帝反封建政治理论的来源和实践依据。

四、余论：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初衷

讨论“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用意并不在于重述民初政治格局的分合，而在于分析中共遭际政治危局的因应策略，并且显示中共在“时局”历史中自我处置的方式。显然，中共初创之际，无论组织上抑或政治上尚属能量不济，但这并不妨碍中共对自身作为一个现代型政党的政治担当作出初步谋划。由一份叙述中共一大召开情况的文献记录可知，在一大会议上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时，虽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将军阀统治确立为政治革命的主要对象取得了基本共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亦即确认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内外交困的成因，为中共建党后强调“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提供了动机依据，而此后的一系列国内外时局变化又为中共展开政治活动提供了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早期提出的政治主张，主要就在于因应军阀统治造成的危局及其变化，而这也是构成中共早期“时局”历史的成因。

对中共早期历史的分析显然存在多元的探讨路径，但将中共早期政治活动置于“时局”历史中进行观察，恐怕更能反映中共早期历史的政治活动面貌。中共建党固然有其崇高的政治理想，但在面对建党后中国社会现状与政治时势，中共早期政治主张则不能不落实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分别发表四次“时局主张”，反映的正是中共应对不同阶段政局变化的现实初衷。

蔡和森

正如前述所示，中共发表的四次“时局主张”，应对的都是北洋军阀统治所带来的政治危机，这就意味着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军阀统治政权。这种被蔡和森称之为“半封建的武人政治”的军阀统治，在中共政治革命的初期目标上，之所以成为一个革命对象并非缺少理据，而是由军阀政治所形成的时局现状来决定的。“军阀”是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对象符号，以至于在这个时期内，中共的一系列文件都将此符号具体化为“军阀主义”“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封建武人”“封建的军阀势力”等指称，其中既有全称也有单称，总体上统称“北洋军阀”。革命对象的命名，使得中共政治主张可以据此而确定。正因如此，中共三大才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

对于为何将军阀统治作为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当然可以从“军阀存在”找到政治根源。毛泽东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两条“理由”。他首先对社会局势作出总体判断：“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统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造成这种社会现状的政治导因，毛泽东认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西方列强持续干涉中国内政，试图通过军阀的政治统治来分裂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攫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因而他们虽然各自存在利益冲突，但在维护军阀在中国统治上则是共同的，这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成因，也是军阀在相当时期内能够统治中国的“第一理由”；其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极其落后，各行各业的不振、社会骚乱与动荡的频发，都“便利于军阀统治”，这是军阀能够维持政治统治的“第二理由”。从此时中共对军阀统治的政治反应来看，毛泽东的观察应该是中共党内的一种共识。

中共在初创后的几年里，始终处于军阀政治所造成的动荡“时局”历史之中，为了因应“时局”中发生的政治危局，中共针对不同的危机事件，及时发布政治主张，体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这些政治主张即如张太雷所说的是“救中国的意见”，也是中共初创后致力于政治革命的初衷标识。“军阀”现象和“时局”历史早已成为过往烟云，但今人回溯中共的早期革命历程，可以看到正是中共早期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实践，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理论提供了合理依据。“反帝反封建”从此际开始，就构成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理论的内核，它不是“此际”应对时局的一句临时豪语，但“此际”的时局提供了这个理论形成的实践经验。因而，中共没有这一时段“时局”历史的经历，也就没有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理论的成熟建构，而正是这个革命理论（无论其中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内涵因时势转移发生了何种变化），才使得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原题《“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作者郭若平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