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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其死，不恨其未嫁”：宋代程颢之女至死未嫁，只因不将就

2021-04-21 08: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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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女无外事”，女性生命的价值通常附丽在家庭上——必须结婚，成为妻子，才能在丈夫的成就中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必须生儿育女，成为母亲，才能在丈夫的家族传承中获得现世的承认和死后的追祀，以及在儿子的功业中与外部世界建立进一步的联系。

武则天画像。来源/网络

一个女人在成年之后，倘若不能通过婚姻进入另外一个家族，成为妻子和母亲，她的生命则近乎荒废，死后肉体和灵魂也将无处安顿。武则天晚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心怀犹疑，明明亲生儿子已经备位东宫，却还有数百人上疏拥戴她的侄子武承嗣做太子。

最终，李昭德的一席话打消了武则天废子立侄的念头，李昭德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 哪有侄子做了皇帝，为姑妈立庙享祀的呢？陛下想要在死后享受子孙的血食祭祀，就必须立自己的儿子，侄子姓武也没有用——父系传承，子孙奉养和祭祀的是自家的列祖列宗，姑妈是别人家的鬼，“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姑妈不在侄子的祭祀范围之内，这是制度，是文化，是传统时期人们赖以安顿身心的信仰。通过婚和生育成为夫家的祖妣，进入夫家的祭祀序列，从而获得灵魂的安顿，血食永享，这是传统世界中女性生命的终极价值。所以，在传统世界中，婚姻对于女性而言不是选项，而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没有不结婚的女人，只有嫁不出去的女人。

在传统的传奇故事中，像“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西式的结尾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传奇的圆满结尾一定要夫贵妻荣、子孙繁衍、婚宦两得才好。比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妓女李娃与高门子弟郑生的传奇故事，结尾就非常典型：首先，郑生官运亨通，这是必须的；其次，“李娃封汧国夫人”，这也是必须的；再次，还必须有“绵绵瓜瓞”的内容——李娃生的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官儿最小的也是个太原尹；哥儿四个娶的老婆都出自高门甲第，郑家的兴隆繁盛，举世无双。

唯有这样的结尾，方称得上美满。这其实很像宋朝正常女性的墓志铭：必须要嫁，要孝顺公婆，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照顾公婆，那就恭谨地祭祀追悼；必须要生，儿女双全，福寿绵绵；必须要教，丈夫不幸早逝，寡妻则要承担儿子的教育工作，克服丧夫和贫困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为了给儿子寻找最好的学区，要不惜搬家，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要舍得拔下钗环首饰换钱买酒菜款待儿子的学友；必须要亲睦丈夫的亲族，自己的生活可以很简朴，但是丈夫用家中钱财来周济亲戚，则必须舍得，不能吝惜。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最终在儿子和丈夫的仕途成功中得到了丰硕的回报，这样的故事，一直是传统时期女性人生故事的主调。

不仅如此，通过儿子和丈夫的舍生取义，母亲与妻子还获得了名垂青史的机会。东汉末年，宦官兴起党锢打击儒生官僚，范滂被捕，唯一不放心的是母亲，母亲反过来以名节勉励范滂从容就义。“滂母”成为后世贤母爱子以义的典范，“汝能为范滂，吾岂不能为滂母耶？”这样的话，包括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内的很多贤母都说过。“岳母刺字”的民间故事里，隐隐然也有“滂母”的影子。范滂与滂母之间的联结已经从血脉、伦理上升到了道义。通过儿子的舍生取义，母亲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丈夫与妻子之间也有类似的关联。明嘉靖年间的忠臣杨继盛被贬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他创办超然书院，购置学田两千亩，以为书院永久之资，还拿出了自己的俸银，又“鬻所乘马，出妇服装”，把自己的交通工具卖了，还卖了老婆的衣服。杨太太张氏对此的真实反应，以杨继盛为主角的记载是不会加以理会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用现代女性的心理来妄意揣度，认为杨太太一定是委屈的。现代婚姻的基本逻辑是两个自由独立的个体间的自愿结合，结婚之后，夫妇之间在经济权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有着清晰的你我界限，在现代婚姻之中，人们衡量利弊得失的基本单位越来越倾向于个人。

而在传统时期，家庭才是利弊得失的基本计量单位，在家庭之中，男性是核心与主导性因素，女性是依附性因素。所以，杨太太应该是能理解并接纳丈夫要求自己所做出的牺牲的。有时候，女性对大义大节的秉持，会比男性纯粹果决。比如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当南明政权覆亡之际，按照钱夫人柳如是的想法，是要夫妇一同殉节的，钱谦益面有难色，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钱氏夫妇后来都投身了反清复明的民族大业，可是在投水殉国的那一刻，柳如是比钱谦益坚决。

“妇人隐德闺门，非遇事莫显”，女性的日常活动的空间是在闺门之内，只有遇到特殊事件，女性的美德才能光大彰显。这就是传统社会所认定、允许的女性价值。传统时期为女性所提供的人生选择空间是极度狭窄的，相夫教子是唯一正途。

出家为比丘尼、女道士是不得已的选择。不幸堕入风尘，纵然有千种风情、万般才华，也不过是文人风流的点缀而已。

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个体活出不同一般的精彩。这些精彩个体的存在，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无法上升到一般，她们是特殊的奇异花朵。但是，她们存在于黄茅白苇之中，就尤显珍贵，值得褒扬。

奇花之一是程家的女儿，虽然她终身未嫁，却赢得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尊重与赞美。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 年）九月初一，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程颢的府上又添了一位姑娘，这是程颢最小的女儿，程颐的侄女，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这一年程颢三十岁，虽然官职卑微，却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四年前，程颢中进士，跟他同年考中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曾巩和张载，而他们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程颢、程颐兄弟的学术声誉在程颢中进士之前就已经确立。张载在开封，开办《周易》系列讲座，他坐在铺了虎皮的椅子上讲，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兄弟来旁听，并参与了讨论。次日，张载就让人撤去了虎皮，说：你们还是向程氏兄弟学习吧。当时张载三十七岁，程颢二十五岁，程颐二十四岁，都是在开封准备参加科举的举人，那种追求真理当仁不让的锐气与胸襟，令人感佩。程姑娘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家，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程姑娘从小就是一个安静爱思考的孩子。因为是女孩子，所以程家并没有刻意教她读书，只是小姑娘耳濡目染，“自通文义”。到了十六七岁，程姑娘开始谈婚论嫁。“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从宋朝开始，中国进入科举时代，选女婿的最核心标准是能不能读书，科举成功的概率有多大。程家的官位虽然不高，但是学术声望极高，特别是程颢“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而且，从程颢的高祖程羽开始，五代为官，社会关系资源丰厚。按道理讲，选一个能读书、肯上进的女婿应该不难，然而“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或许因为程姑娘尊从自己的本心，没有把世俗标准放在眼里，而家人又十分尊重程姑娘的心意，所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人。

二十岁过后，程姑娘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问题人物——“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交旧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家人甚至曾想找个差不多的人家把她嫁出去算了，然而终是不忍心，“不得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知，盖度其不屑也”。二十四岁，程姑娘的母亲过世，在为母服丧期间，她因悲伤劳累，也染上了重病，次年（1085 年）二月初二，程姑娘病逝。她被葬在了洛阳伊川程氏家族墓地，也就是父母身旁。

程颐亲自为侄女书写了《孝女程氏墓志》。志文中，程颐回顾了程姑娘临终前的一幕：姑娘病得很重了，我想这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她开心的，就对她说，你喜欢听道义，就让我再为你讲一讲吧。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程颐给予侄女的可谓儒家的最高礼遇，像圣人一样，闻道而后死。程姑娘喜欢读书，她的父亲、叔父都是当世大儒，可是在此之前，由于性别限制，她都只能是旁听生，没有听讲的资格。终于，在这一刻，程颐赋予了程姑娘“闻道”的资格。待程颐讲完，侄女说：叔父为什么没早点教我呢？我现在脑子已经不行了。不过我死而无憾了，只可惜没能为母亲完成丧礼。说完，程姑娘让人召来了家中的兄弟和晚辈，嘱咐安抚完毕，溘然长逝。

宋代女子起居。来源/网络

对短命而亡的侄女，程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呜呼，是虽女子，亦天地中一异人也。如其高识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励俗，并前古贤妇，垂光简册。不幸短命，何痛如之！”对程姑娘的未嫁，程颐也明确地表达了态度：“众人皆以未得所归为恨，颐独不然。颐与其父以圣贤为师，所为尚恐不当其意，苟未遇贤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没世。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

“恨其死，不恨其未嫁”，是宋朝大儒对家中未嫁女儿的悲悯。对程姑娘，程颐既有对侄女的怜爱，更有对一个同样高尚的灵魂的尊重之爱。有学者研究汉代女性“过时不嫁”的现象，认为史书中晚嫁的女性，主要包括了贫女、丑女、巫女、宫人，以及残缺家庭的长女等。

纵观历史，还有像程姑娘这样自愿选择不将就的。而在芸芸的催嫁父母中，也有像程颐这样赞美、尊重、怜惜不嫁女儿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希望她好，给予尊重。宋朝人有这样的觉悟，况今日之父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