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大星”出圈背后：上海的他们在海上忙碌、遇险、探索

张瑞峰在北极冰川采水

2019年1月，阿蒙森海域，雪龙号，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

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张瑞峰刚吃完饭，准备给自己来杯咖啡。咖啡刚打上，他猝不及防，一声巨响传来，咖啡随着刹停的惯性泼了出来。

张瑞峰蒙了一秒，心里却出奇冷静，那一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等船长下达指令。在科考船上，船长保障安全，首席科学家负责科研任务，这是最自然的事情。这个时间，他从窗口向外望了望，白色的云，白色的冰，天地一片雾茫茫。在可见的范围里，他看到船的前端满甲板都是冰块——雪龙号撞冰山了。

所幸，雪龙号的船速在很短的时间内降了下来，加之周边浮冰的阻力，最终刹停。如果没有及时停下来，或直接倾覆，那一船的人，可能就有去无回了。

张瑞峰（中）和学生在海上  本文图片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除署名外）

但无论是张瑞峰，还是船上的同事，都没有因为惊险停下出海科考的脚步。在张瑞峰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出海是每名研究生的必修学分。此时此刻，他带的博士生，正在第37次南极科考船上做科研。

几乎没有人在同一片“学海”

2021年3月，2020年度“十大海洋新物种”名单发布，背板海星榜上有名，它被命名为“派大星”，命名者张睿妍出圈，她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也由此走进公众视野。

“派大星”背板海星附着于深海海绵之上。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官网

然而，为海洋生物命名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每个海洋学院的学生都会接触到。“张师妹是着重研究海洋生物的，新物种命名属于她的专业范畴，我们非专业的同学很难会有这种灵感。”苏志强笑着说。

苏志强是上海交大海洋学院201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是物理海洋。除此之外，海洋学院的研究方向还有海洋化学、海洋生态和海洋技术等。不同学科研究方向大相径庭，即使是在同一领域下，大家的差异也有很多。

苏志强的导师周朦教授团队目前共有10名学生，他们中有研究南极罗斯海的，有研究西南极半岛海域的，有研究挪威海的，有研究长江口海域的，有研究南海的……“几乎没有人在同一片'学海'。”苏志强说，“虽然同在物理海洋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有共通性，但具体到自己的课题，深挖下去，每人又都截然不同。”

国家重大仪器研发项目长江口海试，左为苏志强，右为其导师周朦。

但出海科考是每个学生都向往的。尽管促成出海科考的项目大多已有既定的方向和主题，但学生往往会借宝贵的实践机会，去看看脚下这片海域与自身研究课题的相关性。

这些学生抵达的海域中，近一些的在长江口海域，远一些的，则伸到了南海、亚北极海域等。目前，国内拥有海洋科考船的高校数目寥寥，虽然有海洋科研需求的高校可以申请搭载他校船只，但总的来说，出海项目机会依然宝贵。

长江口的海浪 受访者苏志强供图

亚北极海岸边的鲸鱼遗体  受访者苏志强供图

从2014年3月至今，苏志强已经历过大大小小14次出海科考。苏志强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海是大四去南海进行观测仪器的海试，23天的航程，他足足晕了22天。天旋地转的晕眩感充斥了整个航程，力气被抽空，吃不下东西，但试验还要继续。从仪器的布放，到通过卫星回传仪器工况，再到发送指令完成测试流程，全程需要精力高度集中。只有等下放到海里的仪器被安全收回甲板，他那口气才能松下来。

苏志强在科考船上工作。

现在，他已经可以基本克服晕船问题了，更何况导师周朦亲测出一款“神药”，头天晚上吃了，一觉醒来，第二天多大的浪都能顶住。

苏志强在南海出海时拍下的闪电  受访者苏志强供图

苏志强介绍，国内的科考船主体由三部分组成，最上面是驾驶室和卫星通讯、气象等装备，往下是船员及科研人员们的生活区，再往下是干、湿实验室。干实验室一般会留给物理、地质相关的科研人员，湿实验室留给生物、化学相关的科研人员。实验室的条件虽比不上高校实验室，却也是“五脏俱全”。为方便收放观测仪器，实验室一般同甲板位于同一层。

苏志强在中挪航次上   

2019年4月的中挪航次，是苏志强第一次登上别国的科考船。他在船上主要有两项任务，一则是和老师一起负责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操作以及数据处理；第二是和来自挪威、法国的科学家一起进行海洋生物的采样工作。

此次出行对中国的科研团队还有个重要意义：中国南海北部陆坡和挪威海北部陆坡生态系统同属生物资源热点区，是多种经济鱼种的产卵场和育幼地，也是受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的区域。通过实地出海，他们有机会亲身将二者进行对照研究。

如果说科研紧张刺激，航行头晕目眩，除了万能晕船药，碧海蓝天也是一剂治愈良药。“有时候从实验室出去看一眼蔚蓝的大海，真的可以缓解很多。”苏志强说。

他记得从甲板看过去，南海好胜的海豚非要与船速一争高下，游得起劲；挪威海的朝阳与西北太平洋的落日让人流连忘返，那是大海给航行者最好的礼物；东海的夜光藻如梦似幻，有如银河落凡间……

南海海域驱船而行的海豚   苏志强供图

长江口的夜光藻   苏志强供图

但有件事情苏志强不太理解，他的很多航次被安排在夏季，台风过境的季节。苏志强以为这是偶然，但在张瑞峰的眼里，对这些学生来说，这目前还是一种必然。

“未来这片海上的事情，看他们的了”

“如果你见过那样的海面，是那种最光滑的绸缎一样的布，延展出很长很长地铺在海面上。”张瑞峰说着，他的手平平长长地划过空气，向上一折，复又折下去。那是夏季的海面，冬季的就没那么温柔了。

张瑞峰在海洋学院有个别称叫“出海小能手”，朋友们经常开玩笑问他“你是在上海还是海上”？

张瑞峰和Boyle教授在海上下放采样器

张瑞峰给人这种印象并不奇怪。走进他的办公室，柜子上摆放着几个背包和行李箱，最大最醒目的红色行李包上印着“中国南极科学考察”字样，柜子下横着一辆小单车，有一种随时可以出发的动势；另外还有个陈列柜，陈放着每次出海时张瑞峰用大海制作的小杯子——他每次会把发泡塑料杯放进海里，从这些形状各异的小杯子里，深海强大的压力被凝固下来。

张瑞峰办公室的“出海”纪念品们。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邹佳雯 摄

张瑞峰是海洋学院海洋化学方向的教师，每年平均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到海上去，完成科研项目。截至目前，他累计出海时间超过600天，经历航次20余个，足迹遍布除了印度洋以外的所有大洲和大洋。

第一次出海，张瑞峰也曾吐得“肝肠寸断”，那是他作为访问博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Edward Boyle实验室的时候，航次横跨大西洋，调查研究在撒哈拉沙漠下风带的该片海域中的金属含量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在张瑞峰看来，自己真正意义上克服晕船，是在成为一名教师以后，几乎是有明确的分水岭——一旦站在学生面前，身体里的“晕船”开关就生理性地被关上，“在船上不止带自己实验室的学生，有时候还要带一整个科研方向的学生。如果我晕了，这个工作还能不能进行下去，就很难说了。”

相较于学生，张瑞峰自身参与的科考分量往往更重，压力也更大。每次上船前的半年多乃至更久以前，大到航次规划，小到船上实验室设备，他都要亲力亲为做准备。有一次，他甚至将实验室装在集装箱里搬上科考船。

“打个比方，我的仪器上少一个螺丝钉，如果我忘记带备件，那就完了。”张瑞峰手一摊，“待在一天十几万元燃油费的船上，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的准备，都浪费了。”

张瑞峰参加第35次南极科考（右一） 

但这些年来，张瑞峰开始有意把更多学生往前推。在他眼里，出海对学生的历练非常大，一些学生起先毛毛躁躁，他便从在船上怎么走路最安全教起，告诉他们什么动作会伤害自己，什么动作会伤害仪器，什么情况下不能在仪器旁边走来走去。手把手教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把工作交给学生独立完成。

“从海洋的角度，我想和我们人类生存关系最密切的问题还是海洋与气候……”张瑞峰坐在一张海洋地图前，有学生推门进来，想取一些他从海域带回来的样品做实验，张瑞峰愉快地点点头。

“未来这片海上的事情，看他们的了。”目送着学生出去，张瑞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