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的生动写照——从沈钧儒的一封信谈起

195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正在太湖疗养，他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发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大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情形，沈钧儒于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长、生育、生产、生活以至生命。此病传染主要由于粪便及水中钉螺。据不完全统计，苏南一带患此病者近二百万人，有全家因此死亡者。太湖面积三万六千顷，其中渔民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余人，半渔半农者二万一千二百余人。渔民终年在水中劳动尤易沾染虫病。闻此病不仅传染太湖区域，全国十二省，二百十三县市均有此病。我生长浙西，辛亥革命，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曾赴各地视察，目睹农民遇此病致死，不知防治。此次重游太湖，当地已设血吸虫病防治所，不知其他各地政府均注意及之否。但就太湖区所见，农村环境卫生，仍未臻美善。居民在湖中洗浴游泳，习以为常，因此病毒传播仍甚广。为此特嘱孙女沈瑜写报告以了解实际情况。兹将孙女来信及报告一并附呈，藉供参考。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否有当，请予核示。顺致

敬礼

沈钧儒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

这封信和附带的材料很快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于9月27日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给沈钧儒的回信血吸虫病是世界上对人类危害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在中国流传历史同样久远。沈钧儒给毛泽东的信，再次引起毛泽东对血吸虫病的高度重视。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接到毛泽东指示后，协调相关部门，为防治血吸虫病做了大量工作。自此以后，毛泽东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1月22日至25日全国第一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为了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开展更为细致的实地调研，摸索消灭血吸虫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不断的督促，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毛泽东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统筹领导防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做了全面报道。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报告后欣然命笔提诗二首《送瘟神》,并在诗后小记中写道:“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生命而言，远强于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这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以外，现在1000万人患疫，1万万人受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如果从毛泽东发表《七律二首·送瘟神》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中国民主同盟建立80周年的历史重要节点，至少有如下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今人认真汲取：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十分关心血防工作，1950年4月，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事实表明这项工作绝非卫生部门孤军作战就能完成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直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1957年7月又在上海成立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加强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此后，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一举扭转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统一领导的局面。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筹调动全国力量，充分整合了卫生、农业、水利、化工、商业、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军队和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组织资源。在地域上，整合了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区的组织资源。此外，党中央强调要克服“条件较好地区部分同志的自满思想和条件较差地区部分同志的畏难情绪”，对一些重灾区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当时参加灭螺工作的不仅有流行地区的群众，而且还有大量非流行地区的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国务院特别强调，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发扬同舟共济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灾区人民极大支援。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非易事，毛泽东充分考虑到它的严重危害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讨论研究后，将工作时限明确为七年。为完成这一目标，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对这项工作出总体部署。随后，党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市都要制定本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计划，并将执行情况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党的领导始终是血防工作的核心力量。时任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带领干部群众，仅仅用两年内时间消灭血吸虫病，其事迹感人至深。他不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是为了让老百姓尽快脱离病痛折磨。李俊九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为民情怀，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事迹的当代启迪意义深刻。正是在李俊九式党员干部带领下，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攻关，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余江才迎来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灿烂今天。

第二是民主人士、科学及医卫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沈钧儒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但是当他在太湖畔疗养时，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血吸虫病对人民生民健康的极大危害，并“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沈钧儒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也许是新中国最早的越级直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社情民意”，文字不多，却体现了民主人士奔走国是的初心。正是他的“管闲事”和越级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人民领袖虽日理万机，却在沈钧儒发出信后第11天就给予十分明确的答复，体现了执政党“人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为此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党中央认真听取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支持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强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该科研组织整合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医学院、血吸虫病防治所和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明确了科学开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在该机构之下，各省、市、区都成立了对口的血防科研组织。《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不仅要积极地帮助和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应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发展，经常地向科学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门也组织兽医专家，积极开展防治牲畜血吸虫病和科学研究工作，并动员流行地区所属畜牧兽医部门，同卫生部门共同消灭危害人体和牲畜健康的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还实现了中西医的结合，各级党组织整合中医研究院、卫生实验院、中央和各地的卫生研究院等医学科研组织，发挥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坚的合力作用。1956年4月，徐运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具体建议，并附上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同志指示把这份报告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委书记。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

第三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长期以来，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社会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也难以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全面的防治，尽管疫区的卫生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未能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趋势。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众志成城打响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国务院在《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强调，“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相关部门通过编辑出版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凝聚共识。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病害的一场斗争。打赢这场仗，既是为了群众，也要依靠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发动下，各地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钉螺运动，这是最终送走瘟神的根本力量。

第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

我们知道，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毛泽东在《送瘟神》诗后小记中所说“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经验，正是“鞍钢宪法”的雏形。

（本文写作中得到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刘亦文、葛军、曾小军；民盟江西省委刘文萍；余江中国血防纪念馆童晓庆、李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郭家纲；鹰潭红旗干部学院车文军、罗群来等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奉献，特此一并致谢。）

文字：马驰（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原标题：《多党合作的生动写照——从沈钧儒的一封信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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