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头看花｜安迪：假如海沃德与钱默存有场对谈

一

英国珍本书界的泰斗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在接受恺蒂的采访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8月2日），提到英国藏书界的一位前辈奇人——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他是英国《藏书家》（The Book Collector）杂志的创办者和首任主编。巴克说：海沃德是一位残障人士，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非常痛苦的一种病症。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精细的学者和评论家，相当犀利、敏锐，大家对他的评论都非常敬畏。他坐着轮椅，行动不便，“我非常崇敬他，也很喜欢他”（恺蒂：《这个小时属于你——英伦访谈》，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185页）。

约翰·海沃德

巴克还介绍说，约翰·海沃德曾与T. S.艾略特在泰晤士河边的卡莱尔公寓里同住多年，有人说海沃德对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的创作贡献很大。

在林德尔·戈登的《T. 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许小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海沃德，他在艾略特生涯的后期扮演了顾问和室友的重要角色。书里是这样介绍的：他是温布尔登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生于1905年，1922年从霍尔特的格雷沙姆寄宿学校获剑桥国王学院奖学金。1923年入学时，他已经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导致的瘫痪而残疾。他的同学们都认为他活不长了，但他到底战胜了命运——用他机敏的谈吐、明亮的眼神、音乐社团里浑厚的低音，以及一样不可或缺的、惟妙惟肖模仿人物与喷气火车的才能（259-260页）。1927年毕业后，他定居伦敦，开始他作为职业作家、编辑、选集编注家、批评家和书志学家的生涯。艾略特三十年代初结识海沃德，因为同样爱好福尔摩斯而成为朋友，一度过从甚密。二战后的1946年初，他们搬到一个公寓合住，直到1957年1月艾略特秘密结婚不辞而别。

海沃德的热衷交际，和艾略特的离群索居，形成强烈对比，海沃德以他们的公寓为中心，网罗着大西洋两岸的文人墨客，他的访客络绎不绝，“海沃德就坐在客厅，从他的轮椅里半纽着身子面朝他的客人，凌驾在对方的世界之上，用气势压过外面隐约的鸮鸣。从他的世界向外接连涌出各种断语和讽刺，如果你不是那个不幸中招的人，就会从中感到无限乐趣。他的手常不停地摸索一支小烟卷，也总有办法把它点着。‘他的双眼一睁大，你就知道他又有一个恶毒又好笑的想法要不吐不快了’”（同上，466页）。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艾略特传》里说海沃德是个“刻薄、饶舌、爱讲色情故事的家伙。他是那种由于残疾而被迫使其性能量向内心发展的男子，其内向的性能量采取心智激情的方式，在过分苛求的学术研究及温和的好色中释放出来”（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265页）。

“〇〇七”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也爱好藏书，他在1950年搬到海沃德和艾略特合住的那个卡莱尔公寓的顶层，共同的爱好让他们在1952年创办了《藏书家》杂志，弗莱明是主要股权人，海沃德是主编。

弗莱明1964年去世，海沃德次年去世。海沃德去世后，1965年冬季号的《藏书家》刊发了一组回忆纪念文章，英美近二十位作者撰文回忆，包括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藏书家约翰·卡特（John Carter）、佩西·穆尔（P. H. Muir）等，尼古拉斯·巴克也写了纪念文章。

格林在文中写道，他在写这篇文章时海沃德的形象仿佛在眼前，如果问他对某个泛泛之交的作家的看法，“他就把头往后一仰，深吸一口气，手抓银质烟盒，像章鱼的触须那样挥舞着左臂，一阵停顿，然后说出一个骇人听闻的轶事——好笑，富有启迪”。海沃德好客而尖刻，一个访客走后，又一个访客进来，前者都会不由自主地担心：“他会怎么说我？”藏书家芒比（A. N. L. Munby）回忆说。

海沃德写过一本《查理二世传》（Charles II），编过《牛津十九世纪诗选》（Oxford 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Verse）、《企鹅英国诗选》（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企鹅丛书”中的多恩和赫里克诗选，以及斯威夫特和艾略特文集。还写过一本仅五十几页的小册子，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这是介绍二战中英国文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

二

我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这本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小册子的，红色封面白色的字，1947年初版，品相甚好，只是封面上有些污渍。翻开书，书名页作者名字下方有钢笔小字：“林子清读 1949，5，31.”原来是林子清先生的旧藏，他有在此处留名的习惯，多年前我在山东路外文旧书店淘到过一本梁遇春译注的《英国诗歌选》，精装本，北新书局1931年再版，书名页的同样位置有两行钢笔小字：“林子清读 1950，6，1购于中州路旧书摊”。

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书影

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上的林子清签名

林子清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老师，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过交往。他是四十年代钱锺书先生在暨南大学的学生，我约他写了一篇《钱锺书先生在暨大》，刊发在1990年11月2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文章刊出前，我先在一张大纸上打了一份小样，寄给钱先生请他审定。钱先生删去了五分之一多，并在附信中说：“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林先生原文中有这么一段：

有一次俞晶同学说，方光焘先生佩服钱先生的学问，新闻系助教童文沛告诉我，詹文浒（《四用英汉字典》的主编）佩服钱先生。葛传椝先生也佩服钱先生，他编了一本《英文新字字典》，请钱先生写评语，报上把这评语公布出来了。我旁听李健吾先生的《欧美名著选读》时，李先生在课堂上赞扬《围城》，说钱先生真聪明，妙语连珠；并说钱先生写这本书得到杨绛先生的帮助。孙贵定先生比钱先生大十八岁，曾在英国留学十年，得到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又在欧洲考察一年，他很器重钱先生。有一次我在外文系办公室里看到孙先生当面用英语赞扬钱先生，钱先生逊谢。郝楚同学告诉我，孙先生曾对他说，“钱先生比我聪明。”外文系同学的普遍看法是：孙先生的口语，钱先生的文采，堪称二绝。像钱先生这样一位得到学生敬爱、得到同行佩服的教授，却并没有得到以李寿雍为首的学校当政的特殊照顾。在当时的暨南，“官”逼“学”的现象是存在的。

钱先生把这一大段全部圈掉，并加旁批曰：“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我和孙先生绝少来往，他寓所和我邻近，我只知道他公余只打牌。”孙贵定当时是暨南大学的外文系主任。

林先生文章里还有一段说：

钱先生不喜欢当时的美国电影，我有一次对他说我看了Lady Hamilton，他说他从来不看美国电影的。他对某些美国人写的英文也有意见，有一次他对郭智石先生说，他看到一个美国人写的英文，在不该用“of”的地方用了这个介词，郭先生同意他的看法。

钱先生把这段也圈掉了，旁批曰：“亦无此事，至少在我的记忆里。”

钱锺书先生在林子清文章校样上的批改（局部）

另外还有一些删去或修改的地方，我在回忆钱先生的文章里已经介绍了，这里不多引述了。

三

钱锺书先生是在1946年夏，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刘大杰之邀，担任外文系教授的。差不多同时，他还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中国地区（British Council in China）的顾问。海沃德的这本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就是这个委员会策划出版的“英国文化丛书”（The Arts In Britain）的一种。当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十二种，钱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编委，而海沃德这本的译者，正是杨绛先生。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约翰·黑瓦德著，杨绛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初版。书前列有“英国文化丛书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朱经农、林超、钱锺书、萧乾、G. Hedley、H. McAleavy，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介绍，贺德立（G. Hedley）是英国文化委员会主任；朱经农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这套书的总序就是他写的；林超是留英地理学家（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212页）。

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英国文化丛书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委员会名单下面是十二种书名、作者和译者名，《听杨绛谈往事》中已全部转引，这里只提几位译者，均为一时之选：《现代科学发明谈》译者任鸿隽，《英国大学》译者张芝联，《英国绘画》译者傅雷，《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诗》译者邵洵美，《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译者全增嘏，《一九三九年以来电影》译者张骏祥……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译成中文也只有六十一页，包括十多页照片、十多页参考书目。据吴学昭介绍，杨先生在翻译这本小册子里提到的书名或篇名时，“为避免错误，常向锺书和他的英国朋友、也是丛书委员的麦克里维请教。例如牛津学者所著《魔鬼通信》（The Screwtape Letters）的书名，就是听麦克里维讲述书评原作的内容后译出的”。《魔鬼通信》作者C. S. Lewis，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四册中有此书笔记（411-415页），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读的。吴学昭书里说，杨先生的译著出版后，钱先生补充了一则详尽的注，说《魔鬼通信》“共信三十一封。Screwtape乃写信魔鬼之名，收信之魔鬼名Wormwood，皆‘地府’（The Lowerarchy）（一〇二页）大魔鬼手上之‘特务’，引诱世人背叛上帝者。二人之关系，于私为舅甥或叔侄，于公为‘引诱部长’与下属（二四页）”。吴先生说：“因该书后来未再版，锺书的这则注解迄今只留在杨绛仅存的本子上。”（《听杨绛谈往事》，214页）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中译本出版时，林子清先生已在暨南大学外文系当助教，与钱先生接触较多，一定听钱先生介绍过海沃德的这本书，应该也会去读杨先生的译本。第二年，他读到了原著。

再过七十多年，这本书被我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