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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50城|广西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新文旅之路

澎湃新闻记者 张家然 发自广西桂林
2021-04-23 21: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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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让每一个到这的人都流连其中 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张家然 摄

抬头望山,低头见水。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其中。不过,并不广为人知的是,这座山水如画的城市曾经历战争的洗礼,也曾在战时出现过一段文艺兴盛的时期。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大转移,本就是广西首府的桂林成为抗战的战时要地。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徐悲鸿、丰子恺等一千多名文化人士聚集到此,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当时的桂林因此被称为‘抗战文化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文丰义这样讲述。

根植在桂林这座城市中的“文化基因”从未中断,而今被赋予了新的展现形式。

“通过不断挖掘桂林红色文化,积极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有利于了解和理解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大政治工程。”4月21日,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桂林的旅游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从事桂林文化、旅游研究的桂林市委党校教授陈宪忠称,“文化旅游有望成为桂林旅游业的‘救命稻草’,特别是红色文旅。”

在桂林市的规划中,计划构建文旅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深入挖掘桂林文化,推出一批文艺精品,打造世界文化演艺之都,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

这座满载山水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在讲述新的文旅故事。

“八办”

正值春末夏初,桂林的气温不冷不热,天气偶尔飘些小雨,这样的时候最适合出游。

在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一游,这里就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中央武汉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决定在重庆、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刘恕与民主友好人士熊子民的运作下,租下了原桂北路138号名为“万祥醩坊”的一栋砖木结构两层楼房。1938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等人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了“万祥醩坊”。不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成立,也被称为“八办”。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为什么是桂林?

“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大转移,本就是广西首府的桂林成为通达华中、华南和西南的交通枢纽,成为抗战的战略要地。日军企图进入中国西南及中南半岛,独霸亚洲,桂林是必经之地。”文丰义称。

同时,新桂系军阀是国民党内较有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出抗日积极性,能够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成为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据文丰义等人考证,在那段特殊时期,周恩来曾连续三次来到桂林。

1938年12月初,周恩来第一次到桂林,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桂林“八办”的设立和《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等事宜。到达桂林后,他首先与郭沫若一起拜会了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白崇禧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答应每月给《救亡日报》200元办报经费。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到桂林的周恩来还应蒋介石之邀进行会谈,蒋的目的是希望“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但被周恩来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之下,成立于上海的《救亡日报》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复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由“八办”处长李克农直接领导。

1939年2月,周恩来由重庆到桂林,主要是送叶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赴任,并解决项英和叶挺之间的矛盾。在桂林期间,周恩来和叶挺应白崇禧之邀,出席了一次公开活动并发表演讲,号召“不仅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

1939年4月,送叶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赴任后,周恩来回重庆途中,又在桂林停留,这次停留时间近半月,主要是为了做新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

在桂期间,他不仅看望了李济深、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人士,还会见了很多黄埔军校学员和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要员,广泛联系在桂的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

周恩来曾在桂林住过的地方

事实上,桂林“八办”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两年多时间。

“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新桂系“开明”的程度降到了冰点,桂林“八办”被勒令查封关门。

在此形势之下,周恩来就致电时任国民党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请他对“八办”的撤离工作尽力给予帮助。

因此,李克农在蒋系特务包围办事处的情况下,仍收到了李济深“克农即走”的信息,成功逃出;生活书店主持人邹韬奋经桂林去香港时,需要找个“保人”才能买到机票,李济深让自己的外甥作保,帮助邹韬奋顺利撤离。

“绝不用这些文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李济深当时这样承诺。

而今,在桂林市区的木龙湖畔,一座米白色的中西结合风格的小洋楼格外醒目,这就是李济深当年在桂林的居住地,这里已是广西自治区文保单位。

李济深故居

文化城

当年,中共的统战对象除了新桂系之外,还有聚集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当时的桂林被称作“抗战文化城”。

1938年底,桂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短期内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士。

《桂林日报》资料显示,当时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有1000多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人。如,文学方面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艾青等,戏剧方面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蔡楚生等,美术方面有徐悲鸿、丰子恺等,音乐方面有张曙、李凌等,专家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李四光,等等。

在1938年至1944年这6年间,这些文化人士在桂林掀起的一场形式独特的抗战——文化抗战,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因此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抗战时期部分到桂林的文化名人代表

当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应该是那场轰动全国、影响世界的“西南剧展”。

“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给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当时,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这样评论。

“西南剧展”的全称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发生在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八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聚集桂林,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了这场盛典。

“‘西南剧展’最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文丰义称。

1943年元旦,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剧社和抗敌演剧宣传九队在长沙会师,两个单位的领导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的老同事,又都是很早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他们一起商讨时认为,抗战以来,政治环境日趋恶劣,许多戏剧团队渐渐变得悄无声息,这个时候如果能把散处在西南及附近各地的戏剧团队聚集起来,“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呀!”

这一提议得到了我国话剧事业奠基人的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认同。后来,他们共同向广西周边省份发出举办戏剧展览会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各省多数戏剧团队的响应。

办展览会得有场馆,欧阳予倩开始主持新建艺术馆。

这些热心抗战事业的艺术家们靠义演募集来的钱,请来了著名建筑师钱乃仁负责设计广西省立艺术馆,后于1943年3月开工,1944年2月竣工。这座新建的艺术馆是按照话剧演出的要求设计的,共有800个座位,是当时全国少有的一座新型话剧剧场。

广西省立艺术馆落成那天,也是西南剧展的开幕之日。在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参加剧展的团队有33个,戏剧工作者895人,演出各类剧目及节目80个。

1944年11月,随着桂林沦陷,这段文化盛世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场场文化盛宴却深深影响着桂林这座城市,从古至今。

抗日战争以前,桂林只不过是一座只有7万人的小城市。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底,桂林人口增至12万人,1940年接近20万人,1942年达31万人,到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人口已经高达50余万人。

近几年,一场名为“新西南剧展”的活动上演。2014年起,位于广西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组织策划重排经典剧目《秋声赋》《旧家》《桃花扇》、原创优秀作品《花桥荣记》,形成“新西南剧展”的文化品牌。

徐悲鸿故居

旅游城

新中国成立后,曾处于文化之巅的桂林,并没有意识到山水资源的价值,为此还走了一段弯路。

据《桂林日报》资料显示,1958年,桂林建成第一批工厂。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中,桂林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漓江两岸建起了很多工厂,城市人口也急剧增加,但环境保护工作被严重忽视,导致原本清澈见底的漓江水变得浑浊。

陈宪忠对此深有感悟。他初中毕业后就下乡了,直至1972年才得以回城,后被安排在了当时的沙河电厂,这座电厂就建在漓江边上。

“当时电厂的废水都是直接往漓江里排,特别是煤灰水,污染极大!”1973年初,沙河电厂投产运营,陈宪忠回忆当时的情景。

是一位伟人拯救了漓江,也让桂林走上了旅游发展之路。

1973年的金秋时节,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根据安排,特鲁多结束在北京的活动后顺访洛阳、桂林,桂林站的陪同工作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负责。

第二天,邓小平陪同特鲁多的过程中发现,漓江沿江多处污水正排入江中,在江面上形成许多“黑带子”,南溪河里的黑水流入漓江,形成了一清一黑的“鸳鸯”江,造纸厂排出的污水在漓江上漂浮成一片泡沫。

当时,邓小平向桂林市委时任主要领导连发三问。

“你们桂林有什么工业?”,“有制药、纺织、橡胶、机械等工业,有造纸厂、炼钢厂等。”

“桂林人民是不是喝漓江水?”,“是。”

“漓江污染成这个样子,还能山水‘甲天下’吗?”

随后,邓小平实地察看漓江污染情况,看到工业和生活污水从多处排入漓江,岸边垃圾遍地,他表情严肃。

返京后,邓小平亲自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并主持会议,研究漓江的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不久,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1978年10月,邓小平再提桂林治污,批示称:“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不干净怎么行?”

随后,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把桂林市列为全国重点治理环境污染的20个城市之一,要求三至五年内重点控制包括漓江在内的全国主要河流湖海的污染,八年内使水质恢复到良好状态,基本解决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

1979年1月,针对桂林治理污染进展不力的情况,邓小平再次批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随后,国务院就以文件批转原国家建委《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转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贯彻执行。

随后,桂林市开始壮士断腕式地抓环保。

1979—1980年,桂林市集中关、停、并、转、迁污染严重、废水废气排放量大而一时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的造纸厂、轴线厂、二电厂、钢厂、染织厂、化工厂等27个企业和车间,削减废水排放量每年1326万吨(合每日3.64万吨),占漓江纳污量的19.9%。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决策是对的。

以游山玩水为支撑的旅游业已成为桂林市的主业。“十三五”期间,桂林接待旅游总人数从2015年的4469.95万人次增长到2020年的10241.20万人次,年均增长18.03%;旅游总消费从2015年的517.33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233.54亿元,年均增长18.98%。

其中,从2016年起,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拉动桂林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桂林一景区演出现场

新篇章

然而,历经几十年发展的桂林旅游业如今也需要新的突破,“不能不来,不能再来”的说法背后是桂林旅游的文化短板。

“其实仅从感官上去开发旅游就太肤浅了,要给山水赋予文化的内涵。这种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民族文化构成了桂林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特征,红色文化也是桂林文化的一大长处。”陈宪忠称。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旅游业正从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桂林红色文化旅游大多以静态展示为主,游客主要以听看为主,参与度较低,难以满足游客深度体验革命场景和红色文化精神的需求。

“红色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处理好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红色与绿色的关系,要把红色文化遗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与绿色等文化旅游项目相结合,不断丰富桂林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和线路,推动分类集中、功能衔接和融合发展。”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述相关负责人这样分析。

“十四五”时期的桂林旅游业有望插上文化的“翅膀”。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十四五”时期明确了一个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即“建设世界一流国际旅游胜地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构建文旅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深入挖掘桂林文化,推出一批文艺精品,打造世界文化演艺之都,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这样规划。

文化的新篇章本就应从文化开始写起。

目前,位于解放路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正在被紧锣密鼓地升级改造。

“这次改造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对屋面漏雨、瓦件碎裂,木构件腐朽、损坏,墙体开裂、表面抹灰脱落、人为拆改等病害进行治理,使建筑的病害得到遏制,尽可能恢复原建筑主体结构的性能,消除建筑安全隐患,让建筑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

而这次修缮改造的目的是,重新发挥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应用价值,邀请全国艺术团体进行交流演出,延续“西南剧展”精神。

与此同时,由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出品,李卓群编剧、导演的大型桂剧《燕歌行》日前已正式开启了创排历程,以国家级桂剧非遗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张树萍为代表的多位国家一级演员也已经加盟,《燕歌行》计划在广西省立艺术馆进行首演。

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

    责任编辑:蒋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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