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好的城市更新，要保护历史，留住乡愁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阮仪三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同样远非一时之功，需要不断的蜕变和更新。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88岁的阮仪三教授认为，留住乡愁、注重历史文化保护的城市更新，才是好的城市更新。

阮仪三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先后师从园林大师陈从周，中国大城市第一部现代总体规划的编制参与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首任院长李德华，《城市规划学刊》主编及《中国城市建设史》作者、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鉴泓等。

阮仪三本人曾参与制定1990年代外滩保护规划、南京路规划和城隍庙规划，而他的学生中，有同济大学副校长、主持世博规划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主持多个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李晓江。这些前赴后继的同济学人，连缀成建筑规划在上海乃至中国大地上的发展史，记录着上海如何在专业严谨的目光下一次次蜕变生长，让世人明白在中国乃至全球大城市中，上海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上海“城市文脉的守护者”

罗马的建筑可以看到两千年脉络，而在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城市，几乎看不到两千年前的痕迹。

1950年代，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为拯救北京城墙奔走的时候，24岁的苏州青年阮仪三目睹了拥有2500年历史的苏州城墙被拆除，只有胥门、盘门、金门及部分城墙保留作为历史遗迹供参观研究。

那是1958年，阮仪三在同济大学建筑系读二年级，一年前刚刚跟着陈从周到苏州、扬州进行古建筑测绘，几年后，他又跟着董鉴泓赴全国各地调查古建筑的保护情况，编写《中国城市建筑史》。1962年，站在唐朝大明宫遗址的夯土台上，阮仪三与老师董鉴泓兴奋地齐声诵念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翻阅大量县志，用脚步丈量一座座城市，让阮仪三了解了历史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颗遗珠，并因一次次“刀下留城”而被称作“古城卫士”——从1980年带领吴志强、李晓江等12名学生保下平遥古城开始，阮仪三又成为丽江古城、周庄、乃至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者，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他的手笔。

阮仪三，这位“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同时也是上海的“城市文脉的守护者”，他一再声明“旧城不是包袱不是破烂”，留住乡愁、注重历史文化保护的城市更新，才是好的城市更新。

从外滩天际线到城隍庙的四个“小”

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悉尼、奥克兰、香港、孟买……维多利亚时代的矜重漂洋过海，在一座座城市落地生根，其中最丰盛最茂密的建筑群位于上海外滩，这片新月形的狭长地带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历经三次改造，方才出落为明信片般壮丽的城市景象。

1980年代，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曾带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到上海大厦俯瞰外滩，德斯坦表示外滩保护得很好，全世界少有这么美好的景色。当时，上海还没有相应的保护规划，汪道涵事后致电阮仪三询问保护规划事宜。在阮仪三努力下，1991年，《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阮仪三和他的团队分析上海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要素，两年后，他制定的《上海外滩及老城隍庙地段保护规划》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外滩合理开发的前提是保护。为此，我们定出了三条铁律：第一，外滩天际线不再提高；第二，建筑的形式要考虑到左邻右舍和当时的特点；第三，必须是名师大作。”

阮仪三表示，外滩在1990年前后及世博会之前的两次重大改造中，都践行了这三条铁律，一线25幢优秀历史建筑被完整保护下来，数十年来，面朝黄浦江的“万国建筑群”只新增了一座大楼——被业内称作外滩“镶牙工程”的外滩15-1号。主持这一工程的建筑师是同样毕业于同济大学的郑时龄，阮仪三形容这座建筑“谦逊地融入到周围环境中”，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郑时龄，也完美契合“名师大作”这条铁律。

2017年底，上海黄浦江两岸45公里岸线的公共空间正式全线贯通，被问及如今的外滩乃至浦江两岸是否符合他当年的预期，阮仪三回答：“超出预期。”

以隔江相望的外滩和陆家嘴为例，这种新与旧的对话构成了上海独有的交响，也呼应着陈从周四十多年前交代给他的那句原则：“古的古到家，新的新到底，新旧要分开，保护古城，发展新城。”

陈从周从1956年起历时30多年对豫园进行修复，做老城隍庙地段保护规划时，阮仪三向老师请教，陈从周给了他4个字的意见——第一个字，小；第二个字，小；第三个字，小；第四个字，小。

“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尺度，这个就是上海城隍庙的特点，也是全国唯一。这是明代留下来的乡土风情。”阮仪三领会了老师的精神，并将这4个字贯彻在他的保护规划之中。

百年专业规划，是上海城市更新的底蕴

在一些讲座中，阮仪三曾经展示过巴黎的照片，这座城市严格遵守着奥斯曼改造时对老城区的保护，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打破过限高令。奥斯曼巴黎城市规划被视作城市规划的范本，在一百多年前步入现代化建设的上海，是否也经过专业规划，是否也像巴黎一样具有被保护的底蕴？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市政府为指导战后城市建设组织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这是上海结束租界历史之后，首次编制的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是中国编制的第一部现代总体规划，我的老师李德华，就是这个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阮仪三表示，1946年是中国城市规划界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的陆谦受（上海中国银行大厦设计者）、毕业于包豪斯的鲍立克（德国）、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的施孔怀、毕业于伊利诺大学的庄俊、毕业于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的金经昌等充满理性与激情的专家被召集在一起，为上海的未来规划发展描绘新的蓝图——大上海都市计划。

很多先进思想和理念被倾注到这部70多年前的都市规划中，包括：有机疏解理念；功能分区和区划管理；浦东开发和陆家嘴商业布局；市区工业的郊迁和设立郊区新计划区和工业区；在市域范围内统筹多个分工不同的机场，以及港口、铁路、城市道路等多种类型交通设施……

倘若再向前追溯，一百多年前（1900年前后），以奥斯曼改造为核心的巴黎城市改造，对当时的上海法租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巴黎美化原则”、规范街道景观，1924年法租界公董局规定，公馆马路两边之业主，在重建新屋时，须备拱廊，内设人行道，并对其宽度详细规定。

前法租界的规划被认为是欧洲精英知识分子“田园都市”理论在远东的实践，基于此，1999年思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工程启动，阮仪三的学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在参与这一工程时，除了对建筑精心修缮，在规划中，街巷、围墙乃至每一棵树都有编号——街巷、梧桐树，都是历史环境的一部分。从单一的历史建筑扩展到整个街区的历史，这是观念上的转折，也是百年专业规划赋予上海的历史底蕴。

人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

作为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石库门申遗。

步入新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针对石库门的旧城改造项目，新天地、田子坊经过改造一跃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和旅游打卡地。阮仪三并不赞同改变石库门居住功能、迁走居民的改造模式，“民居留存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邻里关系，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留存。让住在石库门里面的人，特别是与石库门有‘血缘’关系的人留下来，才能将石库门的文化更好地留存下来。”

阮仪三认为，居住其中的上海人家才是石库门房子真正的灵魂，被问及百年前的建筑如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他表示，“对旧民居建筑群的更新保护应以修缮为主，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住质量，疏解居住人口，来给石库门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在周庄、西塘等江南六大水乡古镇的改造中，阮仪三就是在保留“小桥流水人家”的基础上实现了七线入地等现代化改造。在告别倒马桶的厨卫改造基础上，破坏古镇风貌的架空线路及杆塔也由空中“挪”到了地下，由于江南水乡街道狭窄难以入地施工，阮仪三团队通过抽干河水将电线、网线、天然气管道等“七线”埋入河道，保护古镇风貌的同时，实现了宜居。

2020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指出“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被问及如何处理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阮仪三认为，首先是理念的转变，其次是人民的力量。

他认为，古建筑、古街、古镇与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一样，有专门的资金维护，成为城市居民共享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阮仪三也不赞成束之高阁式的保护，他举了德国马克思故居的例子，“里面是住人的，灯亮了就可以进去看看。住在里面的是位老太太，自称燕妮的后人。这个地方是国家要求他们保护的，国家提供补贴。我去参观莎士比亚的故居，那里也是一样。”

在国内，很多房子一旦变成名人故居，没有人的气息，也就失去了活力。

苏州、扬州等古城在历史文化保护中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得到阮仪三的赞许。一方面，苏州市积极鼓励具备开放条件的私家园林开园迎客，制定出台了《苏州园林保护资金使用办法》，以政府财政资金对园林古建筑修缮、管理优秀单位及园林开放等进行补贴、奖励和补助。另一方面，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面向社会招募苏州园林保护志愿者，为私有园林“量身定制”科普、监测、园林管理等服务。

“人是城市的一部分，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阮仪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