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结局不像好莱坞电影，中国应推行结伴外交

        当代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大国，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将结盟而是将结伴作为外交开拓的重点。

        以中国为例，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目前已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十年，中国极有可能将合作伙伴关系国家延伸覆盖到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继续不懈推进国际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与过去20年有所深化的是，伙伴关系正在从双边国与国层次，向国与国关系中的议题伙伴关系领域在推进。

        习近平在2014年3月访欧期间，宣布将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到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2014年5月20日，中国与俄罗斯在上海签订长期能源供给协定，两国共同宣布打造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阶段的代表。

        相对照的是，倒是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在近年来开始强化结盟思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政策上就反复暗示和宣示其在亚太盟友在其整体重返战略中的地位。

        结伴相向而行的力量与结盟分裂对抗的力量正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变革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是不曾有过的。这两种力量的演变对国际体系改革意味着什么呢？

        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安全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

        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大国之间在经济以及多个领域和议题上的相互依存虽然没有完全消灭，但是却极大地降低了军事对抗的必要，因而，互信的逻辑应该高于互疑的逻辑，只要大国之间始终坚持用谈判和非军事的手段处理彼此间的矛盾以及在第三地带的摩擦，共生的要素就会压过你死我活的要素。

        后者认为力量转移带来的两极对抗不可避免，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带来的不只是物质力量的挑战，也是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而在物质得失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是不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的。因而互疑的逻辑——如果没有互疑就建构起并制造出互疑——总是支配性的。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并非完全对立的，两者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混合和叠加的状态。说新兴大国践行结伴体系，并不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内部就不存在有关结盟选项的讨论，但新兴大国将结伴作为主导型的政策选择，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为首的守成集团内部，也存在合作主义的和平发展的思潮，况且，在美欧之间以及美国与其非盟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也出现较为明显的结伴行为。国际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而矛盾经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共生的思维中，世界的结局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一直宣扬的那样，最终以善恶力量的大对决表现出来；恶的力量彻底铲除了，善可能也不复存在。共生思维给出的答案是，善恶其实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义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容忍恶与邪较小的生存空间未必是件坏事。

        因此，问题关键在于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这既取决于结伴力量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结盟力量内部的分化。对新兴大国来说，如果掉进结盟思维思考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反而容易被结盟逻辑所诱导，将国际关系推回到旧国际政治的对抗循环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兴大国完全放弃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重大利益的必要手段。从“以高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讲，超越结盟之道，致力于经营结伴体系，而不是与守成大国纠缠在盟友数量得失上，在道义和实践上更能够占据引领地位，从而将大国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体系平台。

        实际上，以中美关系为例，和平发展的结伴实践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的结伴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之间开始出现尴尬的两难选择。在亚太，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结伴体系与美国的结盟体系在竞争中比较的问题。近年来流行的亚太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现象，学术界和媒体对此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叙事的：第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正在对东亚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但美国仍然是亚太特别东亚许多国家安全的保护者，中国靠不住，但美国靠得住；第二，中国要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安全优势，需要放弃不结盟政策，经营自己的联盟体系，以联盟反制美国的联盟。

        上述思维受结盟对抗思维影响很深，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但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故事，很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即亚太会出现中美对抗的两极体系。但如果换个视角看这种现象，故事的叙事也许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场景：第一，与其说中国面对经济安全二元结构的难题，应该学美国那样在亚太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倒不如说中国的结伴体系对美国的结盟体系形成渗透、分化或吸纳作用；第二，亚太国家在结伴和结盟之间的尴尬，不是美国在安全上靠得住的证据，恰恰是一些国家开始对结盟安全的怀疑；第三，问题不是中国通过选择结盟的方式来背道制衡美国的联盟体系，问题是美国如果选择结伴共生的和平发展方式与中国在亚太相向而行，如此太平洋上空则不再是阴云密布，而应是豁然开朗。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是美国改变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了。

        “针尖对麦芒”的结盟安全思维是历史上大国陷入冲突悲剧的根源。

        中国是国际安全体系中具有系统稳定性意义的大国。中国的选择对天平的倒向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走出冷战思维的大国，正因为中国不以冷战思维看世界，中国才抓住国际体系调整的机遇，享受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美国仍然抱着结盟思维，以军事举措重返亚太，目前来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亚洲失去了很多民心。全球军事结盟体系现在已经不是美国手中的正资产，相反正在一步步成为美国的负资产。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需要其更大幅度地削减军费开支，同中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但其对21世纪的安全认识上，似乎并不是互联网思维，而是对立思维。

        结伴不结盟实质就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结伴不结盟对国际安全体系走出结盟对抗的意义不止是增量改进的效应，同时还具有推进国际安全体系升级换代效应。除了西方大国之间还存在结盟状态以外，几乎所有的新兴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拒绝结盟的安全思维，从而使得北约和美国的亚洲军事联盟体系陷入道义上的不义境地，北约的敌人不是其外部国家，而恰恰是其自己。 （本文选自《复旦全球治理报告2014》，2014年5月28日发布。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