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指挥那么稀罕

        

        第一乐章稍显“模棱两可”；“送葬”的慢版初听之下未免平铺直叙，久铺之下竞也铺出了相当的失落感。第三乐章地快板西蒙娜证明了她不是个乏味的指挥，强烈的音色和力度对比起伏带着热烈到扑面而来欢腾气息；尾乐章中的凯旋虽激奋进，但终归不见男性“野心”之下的蓬勃助力。

        下半场的贝七积极明亮，被瓦格纳誉为“舞神的舞蹈”。因为曲目的舞蹈性更强，西蒙娜“拿捏” 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律动，美感，欢愉，静谧，这些更自然的主题呈现得极富层次，大量涉足歌剧的西蒙娜为音乐增添了强烈的戏剧性。

被女人“指挥”容易导致分心？

        撇开西蒙娜·杨和她的演出，说说女指挥这档子事。虽然女演奏员出现的时候一样也引起争议，不过后来通过“拉幕甄选”的方式，很容易得扳平了乐团的男女数量。可从没有闭着眼睛选指挥这件事，所以这个话题自20世纪30年代女性踏上指挥台到今天还在继续。

        其实行业里从事指挥的女性人数并不稀少，音乐学院指挥系招收男女生的比例也基本持平，尤其合唱指挥，常常是女性的半边天。新中国建国后不久郑小瑛便展露头角，直到如今85岁仍活跃在舞台上；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驻团指挥张洁敏也是美女一枚。

        印象里女指挥少有，事实上是指，在顶尖领域内，罕见女性身影，比如能指挥得动全套瓦格纳歌剧的只有这独树一帜的西蒙娜·杨；能够站上BBC逍遥音乐节的只有 一位破天荒的马琳·阿尔索普；能够享受到男指挥都少有的疯狂偶像待遇的也就那么一位独一无二的西本智实……

        在西方古典音乐的传统 中，女性曾经是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别说指挥，乐团的演奏者，以及歌剧舞台上的歌者都没女人的份，以至于当需要一个高音声部时，他们还得惨无人道地把 男性变成阉人。而今天，当女性在乐团中占据半壁江山，独奏家层出不穷，女性歌唱家个个身价不菲之后，惟独女指挥，依然能够持续地成为业内外人士孜孜不倦讨 论的新鲜事——几乎每年，在欧美的主流、非主流媒体上，关于女指挥的争论和调查总不见消停。       

        早年的口水大战自不 必说，去年俄罗斯指挥瓦西里·派切克还在接受挪威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乐队“在面对男指挥时更容易做出好的反应”并认为“拥有一个家庭会使得女人很难将指挥 当作事业般虔诚对待”。派切克的观点带着强烈的“性别歧视”的意味，他指出，“女性的性征容易使乐团分心，当一个男性站在乐团面前，他传递出的性信息很 少，更接近音乐本身，而女性身上的种种特征都指向某些性暗示。”

        今年4月，芬兰一档电视节目访问芬兰指挥教父约玛·帕努拉，谈及 女性指挥进入这个行业是否是个好事，帕努拉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他认为，“指挥是一个限制性极大的专业，女人们可以尝试，但这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做法—— 她们习惯了化妆、满头大汗和发牢骚，而这些无疑不会给音乐带来什么增益。”

        这些说法招致让他们“下台”的抗议，也有不少圈内人站出来力挺女指挥。比如洛杉矶爱乐的首席指挥就在纽约时报上宣称，“指挥只是一种技术，根本没有理由证明女性不能够将这门技术发扬得更好。”

        不过指挥显然不止是门技术。女指挥的高门槛关于历史传统、身心构造以及社会学等诸多命题。

        首先这关乎一个悠久的传统和约定俗成的观念。15世纪开始有了指挥的概念，而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旧世 界。”安东尼娅·布里克是载入史册的首位女性指挥，她还记得1930年代她首次登上指挥台的情形——当时人气正旺的男中音约翰查尔斯·托马斯宣称，他永远 不会“屈服”于一个女人的指挥棒下。

        作为柯普兰、普生、哈里斯等知名音乐家的老师，迪亚·热布朗1938年第一次指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之后，她又将指挥棒挥向纽约爱乐。但热布朗从未以职业指挥家自居。

        著名的朱莉亚音乐学院直到1960年之前都不允许女生学习指挥专业。

        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所谓“男性是视觉动物，女性是听觉动物”，大多数时候这个结论用于某些成年人喜闻乐见的特定领域，但也确有科学研究证明，在对声音的感 知能力上，女性要优于男性，尤其是对高频的声音。但研究证明了这种听力的敏感大多作用于对生活中事物的体察，以及对语言做出的反应；音乐则涉及另一番抽象 的逻辑思维——在演绎作品时对音律线条进行时空布局。

        在逻辑思维方面，女性偏形象，而男性更抽象。例如生活中选择看画展的女性会 比看书法展女性多；而女性钢琴大师少于女小提琴大师，因为相对来说线状声音的小提琴比点状声音的钢琴具象，钢琴的平均律已经不完全是自然音阶，且作为复音 乐器，钢琴需要更复杂的逻辑思维和配合。而且即便女性听觉感受力更强，传达力上未必不打折扣，受到刺激和信息输入的敏感度未必能成正比。

        但这些显然也不能够作为女性在从事指挥这个职业上处于劣势的理由，因为听力和对音乐的组合能力只是指挥能力中的一部分而已，尤其在今天，这个能力在所有需要的技能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指挥的能力还取决于许多音乐之外的东西。

        最 初探讨女指挥的问题，也是关乎权威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通常接受比自己强壮，声音比我们大或者更有攻势的人作为领导者。女士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占优 势。在多数文化中，女士被教导并习惯于与人和谐相处，去融入。女性通常并不具备强大的进攻精神，而指挥是一个很有攻击性的职业，通过自身肢体的信息输出， 从而达到一种驾驭，这或许与男性天生的攻击性更为吻合。

        至少那一套指挥动作是男人们摸索出来的，女性在效法中有时成果并不令人满 意。即便种种学校教育与大师班训练营不再排斥女性，能够让她们走上职业道路，但指挥一直存在着一种男性化的“生理模型”。“当男人做出力量性的手势，他们 散发的是满满的阳刚之气，”阿尔索普说，“有时，当女人做同样的动作，传递给乐手的信息就变成了一意孤行或者专横无理的。我一直在努力尝试让我的手势‘去 性别化’。”

        当然社会学的原因是更容易被人们联想到的，却也是许多女指挥们不愿意承认的，说因为家庭牵绊无法成就事业，女性天生 应该为家庭牺牲的观点本身带着些“性别歧视”的意味，但业界的确流传着一句笑话，叫做“女指挥都要有个老婆”，而女性指挥家中同性恋的比例也相当之高。大 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彼得·吉尔伯也承认说，近期大都会几乎没有什么雇佣女指挥的计划，包括他自己刚刚被任命为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妻子威尔松。 “我妻子是个迷人的指挥家，但我们的婚姻使我宁可‘埋没’她。”

        更多的时候，女指挥的问题不是“女人能不能成为指挥家”，甚至也 不是“这个既成的行业和社会系统是否允许女性成为指挥家”的问题，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首席指挥Nicolette Fraillon也是个女性，帕努拉惹风波时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在任何领域里，性别平等都是一个不应被回避的问题；它需要被公开讨论，从本质上解 决。”而抛开音乐，似乎在所有艺术、科学、商界领域中，金字塔顶的女性同样凤毛麟角，“女指挥”的少数并不构成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