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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读︱《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冯承钧的翻译经

邹振环

2014-06-23 15:11

来源：澎湃新闻

民国37年商务版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冯承钧（1887—1946）是完全可以同严复、林纾、马君武、伍光建齐名的第一流翻译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译的考订精审方面，不仅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严复、林纾与之相比，就如朱杰勤所说：“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

冯承钧在翻译史上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慎选版本、厘订名目、精加考证三个方面。

冯承钧非常重视海外汉学著作的原本选择。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译述沙畹《中国之旅行家》，是因为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外国学者有过多种研究成果，先后有麦耶儿思（Mayers）、格伦威尔德（Groeneveldt）、菲力卜思（Philipps）、罗克希耳（Rockhill）、兑温达（J. J. L. Duyvendak）、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冯承钧通过比较鉴别，认为在地理名物方面，各有不少发明，但寻究史源、勘对版本方面，以伯希和的研究为最佳，兼有各家之长，于是他译出伯氏的大成之作《郑和下西洋考》。

《马可波罗行纪》是全面研究蒙古时代亚洲历史长卷的重要资料，而该书钞本散见于意大利及欧洲各图书馆、档案馆多达150种。译注本达几十种，目前公认最好的版本是英国学者穆尔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译注本。中国最早译述《马可波罗行纪》的是浙江杭县人魏易，这一由梁启超题名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09年开始翻译，同年11月连载于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辛亥革命后经修改，1913年7月由正蒙书局出版。1922年张星烺译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由中国地学会编入“受业堂丛书”，1926年译出《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

冯承钧译此书时，公认的最佳版本穆尔—伯希和合注本尚未出版，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法国沙海昂（A. J. H. Charignon）注释的近代法语本，是因为该版“参考的重要版本为数不少”，较之魏易所据的美国马儿斯登（Marsden）本和张星烺所据的玉耳戈尔（H. Yule-H. Cordier）选本有更多的优点，“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新的版本”。在译述中，冯承钧对沙海昂本采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的原则，好的注释一概转录，牵和附会之处则不惜删削，对其武断改动的原书地名，皆复其旧，力求不失原文朴质风味。

与冯承钧几乎同时的李季译亚东图书馆版《马可波罗游记》和1981年福建科技出版社推出的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均据科姆罗夫的英译本，而1933年李季开译时还尚能选择较新的1932年第9版，而陈开俊等译本却选择同书的1930年旧版，撇开科姆罗夫的英译本本身的缺陷不谈，这种在选择原本上的不当，恰与冯承钧的“审慎”原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冯译《马可波罗行记》不仅当时被认为是同时代译出的五种译本中“最审慎最完备”者，至今仍不失其独特的价值，被视为“中国流行最广的译本”。

专用名词（名目）的翻译历来是翻译家最感到头痛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总结自己译科技西书经验时就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著名翻译大师严复也曾讲：“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和，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并慨叹“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冯承钧在译述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厘订名目，指出中国古籍对外国的记载译名常常不统一，“其中人名地名错讹脱略者，开卷即是，而同名异译之事，不惟异传有之，即在同一传中亦复不免”。他认为要想了解异族文化，首先必须解决这一名目的翻译问题，否则误会丛生。即使一些大学者，如洪钧、定谦、梁启超、章太炎也会因译名不统一而导致考证臆断失误。

因此，他在译述中审慎考订名目，“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耳’、‘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

冯承钧对所译的每一部汉学名著，都精加考证。每部书几乎都采用以“钧案”的形式，检阅博览群书以订正原文及译文之误，注释中除包含有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有详细的史地考订，有许多注释的材料来自各种典籍的旁征博引，也有不少是直接得之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除早期几部法国勒朋的政法译书外，后来所译的法国汉学名著几乎每本都撰有详细的译序。与冯承钧同时代的哲学家陈康曾提出过一种理想的中文译品的标准，即不仅不通西文原文的人要读，即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也要通过中文来读。如果说在中国译家中举出符合这一要求的中文译品，冯译是当之无愧的。正如苏联学者梅德维杰夫和李福清撰文引证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文时所指出：“此书的中文版很有益，它是由这个问题的著名研究者冯承钧翻译而由陆峻岭增补和注释的。”

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把冯承钧列为是中外交通史史籍翻译方面贡献最大者。朱杰勤称他为“第一流翻译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原本”。20世纪80年代绍介外国同行的汉学研究之风初起，季羡林在《中外关系史译丛前言》中罗列了民国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的译家和知名中外关系史家，而冯承钧位列“成绩彰彰在人耳目”的学者排行榜之首。冯承钧的著译，引进了欧洲汉学的成果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民国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蒙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都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