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力量崛起：中国的省，印度的邦①

        2012年2月初，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夜驰 200 英里，奔往美国驻四川省会成都的总领馆寻求庇护。王的逃逸揭开了一个阴暗剧情的一角，涉及谋杀、金钱、权力、私情、拳斗、汽车追逐和真相掩盖。事件引发了川渝两地的紧张关系，也几乎将美国卷入一场中国内部政治危机的中心，并最终导致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倒台。

        在长达 18 个月的时间里，世界一直被这一耸人听闻的故事所吸引，但很少人注意到其中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重庆是一个省级直辖市，拥有3000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一内陆城市人口与加拿大相当，面积相当于南卡罗来纳州。如果作为一个国家，重庆在世界上排第 41 位；换言之，有150 多个国家比它小。重庆有数十家美国企业，年出口产值约 70 亿美元。但是重庆没有美国外交代表处。因此王立军不得不驱车数小时以找到一名美国外交官。

重庆人口约3000万，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

       我们再将视线移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在重庆 2000 英里外的印度古吉拉特邦。该邦首席部长（相当于州长）为纳伦德拉•莫迪。尽管已执政十年，莫迪的仕途仍冉冉上升。在他的领导下，古吉拉特邦已成为印度制造与出口业的先锋。由于其营造的良好的商业环境，国内外企业蜂拥而入。9月初，他被印度人民党推选为总理候选人。

        莫迪也不乏批评者。由于美国一项禁止外国官员“在任何时候直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他被吊销了美国签证。其原因是他默许了 2002 年一起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上千人在该起暴乱中死亡，其中3／4是穆斯林。但即便美国国务院撤销对他的禁令，莫迪想要访美的话，也得到300英里之外的孟买美国领事馆才能拿到签证。

        莫迪治下有超过6000万古吉拉特人。如果古吉拉特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按规模来算它将排名第 23 位，仅略小于法国，而在法国除位于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外，其他城市尚有7个美国领事馆。

        而薄熙来和莫迪只是构成中国和印度的 60 余个省、邦、领土和其他主要行政区的众多领导人物中的两个。为直观了解这涉及多少人，我们可以加上美国和墨西哥以及所有其他北美和南美洲国家总人口，外加 5 亿生活在欧盟的人口，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约 13 亿，仅与中国一国的人口相当。而印度只比中国略小，有 12.4 亿人口。

        换句话说，像薄熙来和莫迪这样的地方领导人治理着规模相当于主要国家的行政区域，其言行风格构成他们各自国家日常运作的重要部分，并投射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之上。但这样的人物却被隔离于西方权力中心的视角之外——薄熙来和莫迪获得国际知名度实属例外，因为外界倾向于只关注北京和新德里的政治人物。来自使领馆的报告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和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局部的、甚至失真的图景。

        中国的省与印度的邦各自如何运作？它们的领导人如何平衡地方和中央不同的政治重心和价值体系？它们的领导人和民众如何看待各种全球议题？ 带着问题，2012 年初我携家人进行了一次为期 5 个月的长途旅行，访问了中印这两个亚洲巨人的 20 个省或邦。

中国：邓小平的试验在继续

        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高度强调团结。目前其最高领导层是由7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确定国家的战略重心。但政治局常委会并不亲自管理 23 个省、4 个直辖市以及 5 个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地方权力归各省省委和政府，它们获权各自根据当地实情来执行中央的决策。而在省之下的市、县和区的层次，对中央政策及工作重心的解读则更为分散。

        当然，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命必须经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批准。

        近几十年来，中央对地方的指示可简单概括为：经济增长压倒一切。为实现增长，地方政府拥有相当高的自由度，只要它们确保政治稳定，且至少在表面上遵循来自北京的方针。因此，在某些地区，地方官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中央政府各部的职权则大体限于监督经济产出，以及提供资源供地方修路、建桥和建设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这也是为什么北京试图遏制腐败却始终疲于应对的一个原因。

        地方政府间自由度差异很大，这大概是邓小平在启动中国现代化和变革进程时的应有之意。为推动经济发展，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地方政府被给予了很高的自由度，以加速创新，吸引外资。用邓小平的话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广东是中国沿海最大的省份，拥有 1 亿人口，超过加州、德州、纽约州和佛州的人口总和。该省的出口占中国的近 40%，超过英国全国的出口总额。不论企业数量还是工业产出，广东约一半的经济为私有经济。

广东拥有1亿人口，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

        经过30年的飞速增长，广东开始试验一个更开放的政治体系。在任五年的省委书记汪洋对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工会持开放态度，给予它们近乎官方的认可。在 2011 年的一次村民暴力维权事件中，他站在了村民一边，起诉了当地腐败官员。他甚至提出一种杰佛逊式的公共哲学，“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与所有地方领导人一样，汪洋是经任命的，并服从于干部轮换制度（类似美国轮换其军事基地司令）。2012 年 12 月汪洋任期结束时，他获得提拔，成为中国的四位副总理之一。

        即使汪洋离任，广东仍是邓小平式的政治开放、私人经济和公共治理沿海试验的实验室。

        与此同时，越是远离沿海的地区，对公共事业和公共支出的依赖就越大。在这部分地区，人们期待其领导者彰显实力、有效控制、甚至家长式的治理。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失势之前的薄熙来。在他任下，2011 年重庆经济激增 16.4%。这一全国最快的增速得益于薄熙来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此外，他还投入 160 亿美元用来建设经济适用房，吸引附近农村居民和在沿海工厂务工的农民工。

        但是，这一繁荣也有其代价——逼近破裂的房地产泡沫和严重的环境衰退。重庆的空气对于肺和眼睛都是一种煎熬。长江上游的江水在成都西部山区时尚清澈干净，但流至 200 英里以东的重庆时，已经变为黑色。我们的女儿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刚到达中国时（我们刚游览了印度），九岁的凯莉看着闪闪的高速公路和高耸的写字楼，说：“爸爸，这里就像是美国。”但当我们结束旅程时，11 岁的安妮卡说：“印度很脏，中国污染严重。”

        至于薄熙来的治理模式，则全然看不到杰斐逊主义的影子。他和后来让他陨落的公安局长王立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广受欢迎的打击犯罪和官员腐败的运动。但许多缉捕和起诉似乎只是为他个人巩固权力服务。简而言之，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中国法治的倒退。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升级行政区。

        在中国，从沿海到快速城市化的腹地再到动荡不安的西部内陆，北京认识到给予地方官员行动空间的必要性。但是，不论他们被允许在政治开放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多远，体制始终严防任何离心力量。地方官员踞地自雄是不可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联邦主义”是一个禁忌词的原因。而官方批准的用词——“和谐”——即暗示：无论存在什么分歧，都必须从属于中共领导和国家统一。

        但实际情况是，各地区的工作重心及利益诉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遵守某项全国统一的标准或规定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沿海地区的基层组织和管理机构正在推动更高的全国环境标准，却面临来自腹地和矿产丰富的西部地区领导人的共同抵制。

        这样一来，北京就必须应对日益敢言的地方领导人。除此之外，它也面对着来自境外的呼声。中国一直面临要求开放的外部压力，如外国央行行长、财长和私人投资者，他们希望与中国多接触，却担心中国金融缺乏透明度、合同执行不规范，以及法治不健全。

        由于外资对中国金融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希望调和外部的呼声，同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确保不削弱党的权力。未来数年，这一复杂的过程将继续展开。对于我们这些从外部与中国打交道的人来说，了解这一点，尤其是中国各省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不仅是其与北京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其内部的运作机制——对我们和中国都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