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30年：中国经济学界再寻创新与动力

        三十载激流澎湃，半甲子沧海桑田。

        30年时间里，莫干山，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代名词。

        6月21日，中国经济学界的几位代表人物重新聚首，再论莫干山。

        只不过这次，会议地点不是莫干山，而是寓象征意义于他处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重聚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此次会议的主办方，除搜狐财经外，还有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理事长的民间学术团体——人文经济学会，以及林毅夫曾担任主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按照计划，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的，除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外，还有来自商界的代表人士，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程创始人梁建章。

        上述学界权威和商界精英，将在此次会议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最大胆的建言”。

        本次会议涵盖两项议程，分别是“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和“中国下一个30年”。两项议程中，除嘉宾发言和演讲外，还安排有观众互动环节，主题分别是“有改革才有中国梦”，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会议宣传语仍然透露着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渴望在追寻来路的过程中得到启迪。我们希望做些什么，推动整个社会去创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学界第一次再论莫干山。

        2012和2013年，经济学界曾两度再上莫干山，参加“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 和“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3）”。

        2012年莫干山会议的主办方，只有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一家单位。2013年则新增了一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莫干山为何如此重要？它又是怎样与中国的改革“扯上”关系的？

起点

        在中国，莫干山于经济而言，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黄埔之于军事。

        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藉此次会议形成的莫干山精神，在此后30年时间里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

        如果说黄埔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起点，那么称莫干山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起点”也许并不为过。

        1984年，那群还沉浸在书生意气中的莫干山参会者，几乎都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经济学家周其仁，经济学家张维迎……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学界对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通称。

        在会议筹备组副组长、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看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既是“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却也是一次充满着各种风险的会议。

缘起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新闻。

        正是这条新闻，改变了中国一群年轻人的命运，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

        新闻全文如下：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新闻的发布者自身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条短短200字的短讯，将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1984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其中，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经济学界主张各异。有的主张“以调为主”，有的主张“以放为主”，谁也不能说服谁。

        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回忆，当时正值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处于起草过程。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

        也是恰在此时，几位在政府智库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萌生了举办一次只有中青年参加、不论资排辈、自由争鸣，并直面当时中国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会议的想法。

        这几位年轻人是：朱嘉明，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张钢，《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联络人；刘佑成，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四人，成为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

风险

        在1980年代，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起航，社会思潮也处处点缀着理想和浪漫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召开一次主题如此敏感的学术讨论会，却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

        这一风险的历史背景是，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全国改革者大会”，遭到了时任部分中央领导的批评。

        这个由民间组织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当时改革的先锋人物——时任安徽凤阳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

        此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据张钢回忆，“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经过筹备和运作，莫干山会议最终由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联合发起召开，并有几位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秘书，中宣部理论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浙江省官员出席。

        这些官方人士的参与，使得莫干山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政治风险。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于9月15日就向中央上报的七份专题报告，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以及《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9月20日，主管原国家计委和体改委的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0月10日，国务院时任主要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

        上述报告，成为是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要智力支撑。

        不仅如此，众多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也藉此一举成名，进入政府乃至中央高层视野，获得了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建言的机会。

        比如张维迎，当时只有24岁，正处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最后半年。当年12月，张赴国家体改委报到上班。

        再如1985年4月，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时任省长刘杰亲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人员为政府咨询顾问。

        而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智库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中青年”从此走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前沿，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策研究力量。

        这些青年人，有着强烈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丝毫不输民国时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风英雄。

会风

        除成文的报告外，莫干山会议始终为后世称道的，还有她那不拘世俗的会风和直面问题的勇气。

        在会议召集阶段，组织者就摒弃了论资排辈的传统，能不能参会只有一个标准：论文水平。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24人，由会议筹备组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作者中挑选而来。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凭论文水平确定代表资格。

        正是这一标准，从起点上成就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此外，参会者不允许带论文上山，“只带身子来”，不许念稿子，杜绝泛泛而论。

        会议议题均为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讨论必须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议题挂牌讨论，各组分散于各座小楼，成员可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加。

        开会时间分三段，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白天不够夜里继续，讨论、争论不休。与会者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病倒。

        一张与会者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显示，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套上了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也许，于这些即将登山中国经济改革大舞台的中青年而言，这种滑稽或曰放荡，恰恰释放了他们不吐不快的满怀压抑和纵横捭阖的万丈豪情。

        30年后的今天，不知当年这些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们，心中是否与今人有一样的疑问：下一个莫干山会议的历史坐标，会在何时何地出现？

        （本文参考2008年10年25日经济观察报《莫干山会议真相》，及2013年9月10日东方早报《“莫干山会议”再寻改革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