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进入了上海的“公共生活”

汉娜·阿伦特

        上周六（6月21日）上午思南读书会开始前，下起了瓢泼大雨，但现场依然坐满了读者。华师大政治学教授刘擎说，大家聚在一起参加读书会，也是一种“公共生活”，“在阿伦特的特的意义上，我们汇聚在一起，讨论、思考、辨识我们自己。”在刘擎教授看来，阿伦特对个体有一个很深刻的看法，也就是所谓个体性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实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把沉思的生活放在政治生活更高的位置，西方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家施特劳斯也认为，沉思生活高于政治生活，而阿伦特反对这个东西，她认为所谓的公共生活，所谓行动的生活至少跟沉思生活一样高，甚至更高。通过公共生活才能实现人的个体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念认为，从思想立场来看，阿伦特既不属于古典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关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她有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她认为，公共生活是高级的。张念说，“阿伦特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政治生活代表着人的荣誉、尊严和生命的最高价值，这也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在古典主义里面是没有个人的。 她心目当中‘人的处境’，分为工作、劳动、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人的生命最高境界和最高的层面。”

        张念把阿伦特称为作者或者是作家，在她看来阿伦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对于阿伦特这个人本身，张念提到了阿伦特的一部传记《热爱这个世界》，作者是阿伦特的学生。“我看了特别感人，她是热爱世界的人，热爱世界的一个思想家。她曾来过这个世界上。我还看到，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现实当中的妻子、情人、女儿，她是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阿伦特生于1906年，欧洲战前一代，有精英主义的贵族传统，不在乎个人犹太身份，喜欢德国，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是德国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德国人，她说她的母语是德语。张念说，“在生活中，阿伦特是一个特别生动的女人，她在讲到学术、概念、真理的时候，坚守真理，有着强悍的头脑，在生活当中对朋友非常的宽仁，包括与她生活方式不同的女朋友。她说他特别需要差异性。她说最好她的女朋友是女作家而不是学者，甚至就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她愿意和这样的女人成为朋友。她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对朋友非常的宽仁。这就是阿伦特，她本身个人也是非常复杂，有趣的非常鲜活、生动的女人。”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当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艾希曼问题，也就是阿伦特后来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这里她集中讨论的是“平庸之恶”的概念。去年上映阿伦特传记片《汉娜·阿伦特》主要也是聚焦于阿伦特参加犹太屠夫艾希曼审判以及之后的主题创作。50年前，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思考，在当今依然还有争议。刘擎教授引用了他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根据这部电影写的两篇评论观点，这两篇评论后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其中第一部分就叫做《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马克·里拉对这部电影有很高的评价，但最后还是指出电影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真相。表面上，电影是关于寻找真相/真理，但马克·里拉有一个批评性的看法，这个电影没有忠实于真相本身，而是忠实于自己。”

        汉娜·阿伦特特别强调每个人对世界的视野，电影非常好地把握了阿伦特忠实自己对于世界的见解。“但是自己的见解和这个世界的真相之间，有的时候是有一个裂缝，或者说是有一个差别的。所以马克·里拉说，现在我们知道，阿伦特的观点、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甚至说，如果阿伦特还健在，她也掌握了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她会不得不承认，她当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刘擎说，因为最近十多年相关文献和研究，艾希曼并不是一个所谓罪恶机器上的齿轮。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艾希曼的把握有几个层次，其中一个层次说，我是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于是部件如何发生作用是跟整个机器有关的。如果整个机器有问题，部件只是随着机器在运转，没有个别的责任，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他的悖论的一面，如果每个部件都没有问题，那么机器的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刘擎说，在马克·里拉看来，艾希曼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自觉的参与屠杀，而且影响了纳粹种族灭绝过程。现在知道的材料是，艾希曼逃到阿根廷之后写了很长的回忆录，还接受了同情纳粹的一个记者的长篇采访，艾希曼有大段言辞骄傲地谈论自己说，比如为了我的血液、血统、人民，要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而且他责备自己说，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他为没有能在总体灭绝实现而自责。“所以艾希曼并不是“平庸之恶”的表现，而是狂热积极参与的纳粹。”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前半部分是阿伦特作为记者的报道。张念说，“阿伦特认为这是责任。什么责任？是犹太人的责任，她一定要去。”引起争议、被谩骂的是结语部分，阿伦特做了一系列提问。“第一个提问，这次审判艾希曼是一般的刑罪吗？纳粹杀人是一般意义上的刑罪吗？如果不是，法理主权框架下的法庭如何能审判这样的罪？”张念认为，在法理框架之外阿伦特要思考审判如何成为可能。张念指出，这样的审判上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阿伦特去了法庭，她发现她的犹太同胞感情激昂，代表人类在宣判一种反人道罪，“阿伦特马上就警惕了，她说谁可以代表人类来审判另一个人是反人类罪，这句话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都是世俗的人。”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部分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庸”，阿伦特说如此“平庸”的一个人（指艾希曼），怎么定罪呢？“她在结论上说——服从即有罪。什么意思？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善良公民，我们当然要服从，守法是现代人基本的要求，但是阿伦特说，你服从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但在艾希曼的心里面，他会认为他的元首是极权主义吗？”张念说，阿伦特的意思是，像极端的罪恶，这样的恶如何理解，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现代政治不思考恶。恶如何思考？阿伦特她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她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她是不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不重要。因为阿伦特已经指出一个方向如何思考恶。恶是可思的吗？”

        所以刘擎教授说，“她永远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线索，她永远没有给我们答案，如果给了现成的答案，她就不是阿伦特。”

        

【对谈记录】关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刘擎：这个事情很复杂，阿伦特的朋友说，在你的书里缺乏对犹太人的爱。她说，我从来没有爱一个民族一个人民或者是一个集体，爱总是个人。她认为私人性跟政治生活这里面有极大的区别。他们俩差不多恢复某种暧昧关系，海德格尔写诗给她，还说些“穿过你的卷发的我的手”之类的情话，但最终海德格尔的妻子一手掐断了这段暧昧的恋情。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一个记者的访问提到海德格尔，阿伦特说，”那个人算了吧“，其实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背叛者。

        阿伦特是个多么聪明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的信，张念说，那是男人的诡计，海德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是背叛了阿伦特，这是有意思的地方。她的生活和写作里面都有紧张，不是说混乱，而是张力，那个张力能够起作用。她对于海德格尔有一个双重描述。海德格尔不太的留阿伦特的信，这是一个支配主导的地位，阿伦特都知道这些的。

        张念：作为一个思想家，阿伦特公开指责过海德格尔，尤其纳粹，她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因为不可能分裂。阿伦特秉性很天真，有人说她就是一个老女孩，她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我们说阿伦特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至于在个人生活和思想上，因为她强调自己的统一性，人不要和自己矛盾，那么在公共空间里面，思想立场上，她批判过海德格尔。

        但是在情感世界里面，当时她爱海德格尔而不是校长海德格尔，这是不一样的，她永远停留在她19岁仰慕的那个思想家、青年哲学家的形象上面。当然她也有她自己的婚姻，所以有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她没有结论，包括她自己的情感也没有结论。她有一次拿本雅明和海德格尔的笔迹去找巫师测试，巫师看了本雅明的，说这个人自杀的，看到海德格尔的笔迹，说，这个人的笔迹非常整齐。阿伦特问，我主要是想问他是同性恋吗？巫婆说，不，他非常热爱他的婚姻。她已经60多岁了，她在干这样的事情。

        刘擎：这些例子证明了她特别需要思考和判断，她的困境，她跟海德格尔的遭遇，按照这样的方式思考人生，是要把这些遭遇全部消化掉。但是阿伦特的生活本身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是无法消化的，所以她要去找巫师。无论如何突破和超越，思考总是有边界，生活当中总有一部分无法被思想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