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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主导者为何多是绍兴人？

2021-05-04 19: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100年前这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中，许多绍兴人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小布带你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五四先贤的爱国之志，体悟风云际会中绍兴人的历史担当。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

100年前的5月4日，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天安门前，呼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燃成熊熊烈火，数十万爱国青年参与其中，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在这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中闪现着一个个绍兴人的身影——蔡元培、罗家伦、孙伏园、邵力子、朱仲华、杜亚泉、胡愈之、孙越崎、周恩来、俞秀松、宣中华、梁柏台、何赤华、董秋芳、李士豪……这个名单可以很长。有资料显示，约50位绍兴籍乡贤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理想信念联结民族命运、把个人成长汇入时代洪流，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运动中引领着五四风潮，于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群体，绍兴人继辛亥革命之后，再一次集体亮相，参与历史，而且几乎是主导甚至左右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很少见，因此非常值得学术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和探究。”我市文史专家洪忠良曾发出这样的慨叹。

为什么是绍兴人？

专家认为，绍兴籍知识分子群亮相于五四历史舞台是绍兴人的自我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重视教育的传统，近代改革中兴学力度的加大，以及留学教育起步较早等因素推动了绍兴近代教育的兴盛，使这些绍兴籍志士较早地接受革新思想的启蒙和民主主义的启迪。他们之间也因地缘、学缘等因素相互靠拢、相互学习、相互扶持，在交流碰撞中传承爱国思想，勇担时代大任。动荡之际，他们血脉中的韧性文化积淀和渴望突破、勇于进取的冒险精神被激发，使他们敢于站上历史舞台。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习近平勉励青年做走在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本文以“五四运动中的绍兴人”为主题，带你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五四先贤的爱国之志，体悟风云际会中绍兴人的历史担当。

【在北京】

1919年5月4日，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天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上京城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当场逮捕了30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因此实行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蔡元培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蔡元培（1868年－1940年），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城区）人

在学术界，蔡元培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已成定论。而定论来自无数不可易改的事实和史证。虽说中国新文化运动早在酝酿，但蔡元培的执掌北大，被认为是一切往事的开始。

1917年1月，刚从法国被召回的蔡元培入主北大。那天，校工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校门口，迎候先生入门。但让大伙吃惊的是，踏进校门的蔡氏摘下头上的礼帽，弯腰向校工们鞠了一躬，以作回敬。而之前的几乎所有校长，都是官老爷模样。

而更让人惊奇的还在后头。

蔡元培一入燕园，就大刀阔斧施行革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德、法）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制度，腐朽已极的衙门式办学体系被摧毁。以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肇始，蔡元培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延聘各方才俊，“大学堂”很快成了“百花园”，什么枝都有，什么花都开。

蔡元培还倡导成立各类学术社团和学会，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为后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的最早“滋生”提供了土壤。演讲会、辩论会、沙龙、派对，思考和讨论之风渐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研究学问和关心时政的都多了起来。

蔡元培，一个前清的进士、翰林，后来的光复会第一任会长，如今，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北大。

很多研究者认为，北大的“新生”，与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极具渊源。正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革命思想“武装”了学生，后来的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才成为可能。

曾有专家发现，学生的请愿行动本来是计划在7日举行的，但5月3日，蔡元培从梁启超处得知巴黎和谈的结果后，将消息告诉了北大的师生。第二天，以北大为主体的北京13所高校的近3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作为北京大学新历史阶段的缔造者，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首先就应该是纯粹研究学问的机构。尽管不主张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但在游行示威中30多名学生被捕后，蔡元培以一校之长的名义，积极行动，多方营救，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担保。有人劝蔡元培：“当心危及先生！”蔡元培却笑着回答：“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也无所不可。”

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但代价是，5月9日，蔡元培被迫辞职，离开北大。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人物+

蔡元培的印记在家乡绍兴随处可见。蔡元培故居、元培广场、元培中学……在这里，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研究他，传承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儿子蔡英多今年已90岁高龄，此前曾多次来到绍兴。蔡家子女多从事文化学术，无从政者。蔡英多的大哥蔡无忌是位畜牧兽医专家；大姐蔡威廉留学比利时和法国，学习油画；二哥蔡柏龄是法国物理学博士，获法国国家科学院奖章。蔡英多的姐姐蔡睟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蔡英多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从事技术工作。

罗家伦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口号提出者

罗家伦（1897年－1969年），绍兴县(今绍兴市柯桥区)人

罗家伦后来的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清华校长时，破格招录了钱钟书。但其实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其锦绣才华已经显露无遗。而这恰恰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事有关。

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1918年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与傅斯年等筹组“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首日，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举行游行，罗家伦义无反顾，一直走在队伍前列，并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予“同情之援助”。

而在示威游行的前一晚，罗家伦召集社团代表举行会议，更是干了一件漂亮的事，这件事让历史记住了他。

当晚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罗家伦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牺牲中国主权的巴黎和会。会中通过了几件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提前在第二天中午12点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当局的外交政策。

据他自己后来回忆，第二天，即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外边回到社里，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其他的高校推举我们写，我们都推举你来写。

因为时间紧迫，罗家伦没有推托，他站在一张方桌旁，提笔就写。这就是后来被学生上街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份白话文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虽然宣言是罗家伦个人起草，但其精神却是代表了全北京乃至全国青年的意见，说出了大家共同想要说的话。其中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八个字，成为后来各种历史镜头里，喊声最响的口号，也是对这次运动最为精辟、最有高度的概括。

而就是这样一份堪称“经典”的文字，当年23岁的罗家伦竟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写就，一共只花了15分钟，而且文不加点，将自己的思想和才情完全地凝聚到了笔端，一气呵成。罗家伦回忆此事时曾说：“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5月26日，罗家伦又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有学者表示，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定性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运动。

人物+

罗家伦老家在钱清街道江墅村，目前仍存部分祖屋，当地政府正在制订方案，打算将其祖屋改造为罗家伦纪念馆。据街道干部介绍，罗父曾从该祖屋走出，赴江西任知县。解放前，罗家祖屋一直出租，偶有罗家人回乡收租。10多年前，曾有罗家后人回乡探访过祖宅，此后便再无联系，当地也没有罗家亲戚。近年来，清华大学也多次上门探访罗家伦祖居，以纪念这位清华首任校长。值五四运动百年，前不久，清华大学也有代表前来。

【在上海】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声援地，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举行政治大罢工，奏出了“五四”交响曲的最强音，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转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开始以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邵力子号召复旦学生走出校园声援北京

邵力子（1882年－1967年），绍兴县（今绍兴市越城区）邵家溇人

作为复旦大学校董，他直接发动学生参与到五四运动中。作为上海《民国日报》总编，他以笔为枪，发起宣传舆论攻势，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发动者。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5月5日傍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报馆得到北京发生五四爱国运动的电报后，兴奋难抑，通宵达旦赶写新闻报道，亲自参与排版、校对，迅速向上海民众公布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次日一早，邵力子又兴冲冲地拿着刊有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赶到自己担任校董并任教的复旦大学，鸣钟集合全校学生。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了，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学生没有？赶快行动起来！”邵力子慷慨激昂的演讲，让平静的复旦校园犹如投入千钧巨石，激起了层层浪涛。复旦学生在上海第一个擎起“五四”大旗，走出校园声援北京学生。

5月间，邵力子一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分析形势，指点方略，鼓励学生尽快走出校门参加斗争，一面多次发表文章、时评。他尖锐地指出，“释放学生，不能满意，当以力争主权、惩治国贼为先。”而要实现这一点，“唯万众一心，以共讨卖国贼耳。”他不断呼吁大家担起国民责任，表示上海的民意不能单靠学生，还要一般市民都来作一致的行动。

6月4日，邵力子从报馆里获悉北京学生遭到了反动政府的军警大规模逮捕的消息后，即刻跑到复旦大学发动学生联络工、商、学各界给予声援，他还联络工厂、商店酝酿罢工、罢市，对反动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邵力子还利用副刊《觉悟》，刊登了大量来自青年学生和青年店员、工人的稿件，并开辟“通讯”一栏，对读者的每封来信都认真答复，许多青年来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复。邵力子还在编辑部热情接待来访者，与来访青年讨论问题，毫无拘束，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用真才实学去改造社会。大批青年、学生把邵力子当作良师益友，乐于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人物+

邵力子十分热爱家乡，上世纪30年代初，他远在兰州任国民政府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元1000元，联合朱仲华、金汤侯等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即后来的稽山中学。

在邵力子的故乡陶堰街道邵家溇村，还有一所由他出资建成的明强小学。“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学校内设立了邵力子陈列馆，通过史料弘扬其爱国精神。最近，村里又正在建造家风馆，以此传承邵力子家风家训。”邵家溇村村委会干部介绍，2013年，当地还修建了邵力子故居，如今已被列入区级文保单位。每年清明节、五四青年节期间，都会有不少中小学生和外地游客前往参观。据村干部回忆，多年前，邵力子先生的孙子曾回过家乡。

朱仲华孙中山为其亲笔题写“天下为公”

朱仲华（1897年－1988年），绍兴城区东咸欢河沿人

如果说邵力子是上海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引路人，那么朱仲华就是上海五四运动的实际指挥者。五四运动那年，23岁的朱仲华，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就读，其善于言辞早就闻名全校，曾获该校英文演讲第一名，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5月6日，当邵力子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告诉朱仲华后，他当即表示，全校从即日起罢课，并倡议成立上海学联组织，分头联络上海各大中学校。复旦在上海被人称为“老大哥”，振臂一呼，全市响应。11日，上海学联宣告成立，朱仲华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在那些日子里，整天奔波、呼喊、游行、演说。

朱仲华的一系列举动，受到了当时也在上海的孙中山的关注和赞赏。这年5月30日，朱仲华和另一位上海学联代表何葆仁第一次去了孙中山先生家中，感谢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

据朱仲华回忆，孙先生在书房里接见了二人，当面嘱咐要扩大阵线，尽可能设法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进军。孙先生还表示，如果租界工部局干扰或逮捕学生，他会出来讲话，作学生的后盾。这番话给予朱仲华等人巨大的鼓舞，也推动了上海商界的全市性罢市。

5月31日，上海学联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大会。会后，朱仲华带领万余学生进老北门，冲法租界，这是上海学生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的爱国救亡反帝游行。过了两天，朱仲华再次晋见孙中山，当孙中山听到圣约翰大学也参加罢课的消息时，赞扬他们：“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而使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莫过于6月3日，北京学生近千人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上海学联便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工厂罢工、商店罢市。上海荣昌祥西服店最早被说服，带头打烊停业。此后，上海淮海路、南京路上的商店和工厂一家接一家地跟着罢市、罢工。“三罢”之势的形成，为运动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证，朱仲华功不可没。

朱仲华也以其突出的才干，确立了他在上海五四运动中领导人的地位。

五四运动过去几个月后的10月22日，朱仲华又受到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单独约见，孙中山先生还为其亲笔题写“天下为公”横幅。据朱仲华生前回忆，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天下为公”横幅，写有上款的仅两幅，其中一幅毁于“文革”，仅存的一幅由他保管。1959年，朱仲华将该墨宝献给了绍兴文管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为一级品。

人物+

192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朱仲华回到绍兴，长期从事地方教育工作，创办过平民夜校，自兼英语教师，并免费为中学生补习。曾任稽山中学校董、董事长。“我们学校建校初期，朱仲华先生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校史陈列室中展示着他的生平资料，让学生能够随时参观学习。”绍兴稽山中学俞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体育馆也是以他名字命名，名为仲华楼。

【在天津】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在天津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学生近千人，齐集北洋大学礼堂，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也发起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公教救国团等爱国团体，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其中，7000多名码头工人宣布罢工，拒绝装卸日货。天津总商会、直隶省教育会团体和南开学校校长等社会贤达也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周恩来敏锐揭穿卖国贼给“南开”捐款的阴谋

周恩来（1898年-1976年），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9年4月下旬，作为南开学校的毕业生，21岁的周恩来从日本求学归来，回到离别将近两年的天津。此时，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酝酿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周恩来回来得正当其时。

5月4日，3000多名北京学生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天津，热血沸腾的天津学生也马上行动起来。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天津各女校也组成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当时16岁的邓颖超是演讲队负责人，她激昂的演讲，常使听众热泪盈眶，深受感动。而周恩来也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和南开学校的师友们一起参加游行、演讲、发传单。

当时，爱国学生在北京火烧了曹汝霖所住的赵家楼，曾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只好乔装潜入天津，躲进他在租界的洋楼里，一边筹划如何反对人民革命，一边还表示愿意拿出一笔巨款“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后来的南开大学），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正忙于筹措经费，见曹汝霖如此慷慨，还准备接受其为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的校董。

这个消息传开后，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先组织、领导在校同学掀起拒绝曹汝霖捐款、反对曹汝霖当校董的运动，还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学生，号召留日、留美的南开毕业生一起参与反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汝霖为自己涂脂抹粉的骗人行径被揭穿，张伯苓被迫拒绝接受捐款。

后来，在天津学生大规模的罢课运动期间，周恩来所在的南开学校门前，军警林立，明枪利刃，警车来往频繁，但这没能阻挡斗争的洪流，周恩来与同学们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监视，将小旗藏在袖内，出校后再取出旗子组织队伍进行游行示威。就这样，示威的学生包围了直隶省公署，迫使直隶省长曹锐答应学生演讲自由。

6月下旬，令人气愤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北洋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天津学联按照事先的部署，立即派出代表进京面见总统徐世昌，坚决要求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下令，不准在和约上签字。周恩来专程到车站为赴京代表送行，他跟大家一起吟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这场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代表们凯旋的时候，还找到周恩来一起欢庆胜利！

人物＋

我市以周恩来纪念馆为阵地，经常性地推出铭记和学习周恩来精神的展览展出及活动。今年，恰逢周恩来回故乡80周年，刚刚过去的3月份，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周秉宜等还和全国各地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一起，重走周恩来视察绍兴之路。周秉宜自小就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前后近20年。据她回忆，总理生前曾这样教育他们：“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贪污、讲排场，等等，我小时候都见过，所以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身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道路。”遵循伯父的教诲，她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职业是杂志社美术编辑。

孙越崎被北洋大学开除，又被老乡引入北大

孙越崎（1893年-1995年），浙江绍兴平水铜坑（今柯桥区平水镇同康村）人

同样是在五四运动群情激愤、天津学生们积极响应反抗斗争的时候，还有一位绍兴籍青年孙越崎挺身而出，当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他，作为罢课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深度参与到当地五四运动的反抗斗争中。

1919年5月22日，孙越崎参加了由9所学校代表参加的学生联合会会议，决定于次日开展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

孙越崎后来还回忆起这段过往：“当时会上气氛非常严肃紧张，讨论全市大中学校集体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在表决时，要一个个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那时我想，虽然北洋大学存在着保守势力，罢课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为争取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辱国条约，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支持罢课的。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我代表我校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接着其他几个学校的代表也大多同意罢课，最终做出了罢课的决议。”

会后，孙越崎赶回学校向各个宿舍的同学进行宣传，还找毕业班的同学做思想工作，并主持召开北洋大学全校学生大会，宣布第二天全市大中学生统一总罢课的决定。5月23日，天津大中学校学生实现统一总罢课！

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北京军警逮捕在街头宣传、示威的学生，消息传来，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4日，天津大中学校近万名学生再次举行游行示威，并决定向直隶省长曹锐请愿，要求释放学生，拒绝和约签字。游行尚未开始，学生即与北洋保安队在南开中学操场发生冲突。为避免冲突升级，孙越崎与南开学校的马骏、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天津美术专科学校的沙主培等4位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进入省长衙门与曹锐进行谈判。面对曹锐的软硬兼施，学生代表不为所动，见谈判无果便愤然离场，并商量通过了继续罢课的决议。

在全国越来越广泛、激烈的抗议声中，北洋政府于6月10日被迫释放学生，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撤职，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孙越崎因参与了天津的爱国运动，且又顶住校方压力，拒绝写悔过书，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后在同是绍兴老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帮助下，他和同时被开除的同学进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1921后，在北大矿冶系毕业，取得工科学士学位。

人物＋

孙越崎享有“工矿泰斗”“中国的煤油大王”称号。柯桥区档案馆辟有孙越崎纪念专馆，陈列着近8000件与其相关的档案、照片及字画等，其中有不少孙越崎家人捐赠的档案和物件。

柯桥区档案馆馆长尹伟樑介绍，孙越崎纪念馆每年约接待游客近两千人。另外，为纪念这位先贤，柯桥区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越崎中学。

孙越崎的女儿孙叔涵曾介绍，“我的父亲一生非常爱国，一心就想着实业救国。”在她眼里，父亲一生把知识看得特别重，常告诫子女，“没有知识，就没有地位。”他的工作很忙，回到家经常是半夜，但不管多晚，他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女儿的学习。

【在杭州、绍兴】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绍兴的热血青年与杭州的进步青年一起吹响了集结号。5月9日这天，绍兴的学生率先行动，数千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车站船埠头，都有热血青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激情演讲。相隔仅3天，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杭州爆发，绍兴也有进步学生代表积极参与，当天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正式成立。在青年学生的集结和宣传下，杭绍两地的工人、农民等各个阶层的进步人士也加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救国救民的标语在街道、乡镇、农村等随处可见。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推动了杭州和绍兴两地青年运动的发展。

俞秀松发动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游行

俞秀松（1899年-1939年），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人

“等到大家有饭吃了，我再回来。你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年轻人心怀振兴中华的理想，离开那片熟悉的出生之地，辗转杭州、北京、上海、新疆等地，用满腔热血投身到民族振兴事业，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位年轻人就是俞秀松，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和创建人之一。

1916年，出生于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一清末秀才家庭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此踏上了一条追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那一年他正好17岁。在学校里，俞秀松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从此埋下振兴民族的火种。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烈火被引燃，也由此激荡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同学们！巴黎和谈失败，北洋军阀卖国求和，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北洋军阀的镇压，好多学生被捕，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9日晚的“一师”礼堂人声鼎沸，俞秀松拿着手中的报纸，面对众多从杭州各个学校赶来的积极分子，发表了激情演讲，台下的年轻学生们紧握双手，痛哭流涕。

5月12日这天，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从四面八方火速汇集至湖滨公园，举行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的大会，庄严宣告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正式成立。大会受到了一保安团团长的阻挠，俞秀松厉声喊道：“你身为保安团团长，既不保国又不安民，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别人爱国，你还是中国人吗？”学生们同仇敌忾，那位保安团团长灰溜溜地走了。

会后，俞秀松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和学生们手执旗帜，高喊着“还我山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

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宣传阵地，俞秀松和一批进步学生创办了《双十》周刊，积极宣扬新思潮。1919年10月，《双十》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担任主编，《浙江新潮》是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是浙江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1920年8月，俞秀松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俞秀松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承担了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书记。团中央就这样诞生了。

人物＋

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建起了俞秀松故居，故居目前的负责人是俞秀松的侄子俞治华，17年前，他弃商回家，从父亲手中接过管理俞秀松故居的重任，并义务担任讲解员至今。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去那里追寻俞秀松烈士的足迹，那里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俞秀松纪念馆也在抓紧建造中，过不了多久，由俞秀松故居、俞秀松纪念碑、俞秀松纪念馆组成的红色旅游基地将正式建成。

何赤华在绍兴发起“国耻纪念大会”

何赤华（1898年-1927年），诸暨市阮市镇何家山头人

1927年7月24日凌晨，绍兴学生运动先行者、绍兴党组织的创立人之一何赤华在高呼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中英勇就义。在被捕前他对家人说：“革命总要流血的，我已做好一切精神准备。”

那一年，他才29岁。

1898年9月26日，何赤华出生于诸暨市阮市镇何家山头村一佃农家庭，极端穷困的生活，使他从小就立下了要为天下穷人出头而斗争的坚定信念。1918年秋天，何赤华考入了浙江省立绍兴第五师范学校，由此开始了自己壮烈而精彩的革命人生。

何赤华能写善辩，交际能力非常强，他与杭州一师新文化运动骨干宣中华、汪寿华关系十分密切，在当时结成了浙江有名的“三华”。在许多学生的眼里，何赤华品学兼优、能力出众、威信颇高，俨然是绍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身处绍兴的何赤华异常激动。5月9日，何赤华与绍兴的其他爱国学生在绍兴觉民舞台发起了一场“国耻纪念大会”。何赤华在台上发表激情演说，带着大家一起唱响《国耻纪念歌》，高呼着“勿忘国耻”“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台下学生热血沸腾。随后，他组织数千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救国口号，进行大型游行示威，坚决支援北京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5月12日杭州举行示威大游行时，何赤华也积极响应参与。为了唤醒民众，回绍后，他与其他进步骨干学生联合各校，分头组织“国耻图雪会”“抵制日货会”等学生爱国团体，进行上街宣传演讲。

1919年10月20日，为了深入进行反帝救国运动，绍兴学生联合会成立，何赤华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讲，一个月后《浙江学生联合周刊》在绍兴创刊。从此，何赤华走上了“以笔带刀”的革命道路。

作为绍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何赤华与唐公宪、徐白民等人以教书育人为掩护，在绍兴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1923年7月，绍兴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绍兴(党、团)地方支部在仓颉寺成立，何赤华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在绍兴的第一个支部就此诞生了。它就像一粒火种，从此，在这块古老而光荣的土地上，燃起一场改变绍兴历史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