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从落第到在地：读《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

《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黄云鹤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454页，76.00元

一

根据网上公布的数据，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2019年，中国高考的毛录取率，已从3%激增至80%，高等教育似乎已渐近“天下无遗才”的局面。然而若以一本录取率来看，除京津沪达到30%之外，安徽报考人数五十万，录取九万四千人，录取率为18%，浙江报考三十万，录取五万三千人，录取率17%，河南报考九十八万，录取十二万人，录取率为12%，不少中西部地区不到10%。1977年高考失利者为五百四十多万，至2018年，被挡在一本线以外的考生则近八百万。随着985、211、“双一流”标签的轮番上阵，大学生这一群体，在数量急遽膨胀的同时，其内部也因政策与社会的影响在不断分化。被挡在名校之外的考生，固然不能目之为失败者，但在教育资源、毕业工作、乃至再度求学等方面仍遭受着诸多的限制和困难。以致有教师专门将其在二本院校的从教经历集结成书，关注那些被排除在一流大学之外的普通青年的奋斗与日常。时至今日，高考已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第一轮筛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社会分层。

纵观历史时期，也仅仅是少数的读书人能够享有金榜题名时、看尽长安花的快感。大多时候的大多数人，或是哀叹“浮生只如此，强进欲何为”，或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基本上接受“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的结局。尽管帝王将相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仍少有为失败者讴歌立传。现代物理学表明，宇宙大部分的存在是我们看不到的暗物质，习惯于将焦点对准明亮与璀璨者，或许是人类的天性。故能够着墨于那些被边缘、被背景的群体与事物，无疑是可贵的。黄云鹤先生《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以下简称《落第》）一书，便属于此类。

二

《落第》全书计三十六万余字，包括绪言、结语在内，共十二个章节。分别论述了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的规模数量、落第士子科举身份的制度保障、入仕途径、社会出路、经济生活、文化活动、地方影响以及婚姻感情等方面的内容。据作者自述，书中一些具体问题学界虽已有涉猎，但较为琐碎，缺少系统化的关照，因此就唐宋落第士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仍然有很大空间（第9页）。

诚如斯言，在笔者看来，是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开拓新说，而是在归纳总结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唐宋时代，在国家制度的影响下，士人阶层的群体分化的外貌与内部演进的逻辑。作为承前启后的时代，作者关于唐宋的讨论，对明清时期的研究颇有启发与借鉴之处。第一章《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规模量化与分析》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估算了唐至宋落第士人的规模与量级，不少数据可以直接拿来与明清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第二章《唐宋时期落第士人再试取解、拔解、免解及特奏名等问题》，对于落第贡举人再试取解的时间与地点做了系统梳理，从制度层面解释了明清科举士群身份分化的历史逻辑。第五章《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的经济生活》，从国家与地方层面，对科举落第后在地士人的诸多生活样貌进行了描述，不少现象，在此后的明清时期“反复上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明之际士人群体的连续性。第九章《宋代落第士人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从落第士人群体的这一角度，重新讨论了宋代以降地方知识精英的兴起，涉及到的则是明清乡绅群体形成与出现的历史脉络。

今日学界，“眼光下移”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不可否认的是，士人群体仍然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除去该群体本身对历史进程施予影响的考量外，落实到具体研究开展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大半也是出自当时知识阶层之手。这就决定了不少史学核心命题，或多或少与该群体的研究有着联系。

三

由该书引发的最自然联想，当属与唐宋变革有关的话题。如钱穆先生认为秦乃贵族社会、东汉至隋唐为门第社会，自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宋以后的中国进入近世，由贵族政治转而为科举士人政治，平民凭着科举制度入仕，而鲜少政治世家。尽管表述各异，但学者们均认为，唐宋之际，社会组织和阶级构成及其流动，确有根本之变化，其发生与科举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落实至具体表征上，便是产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新的士人群体，这一群体，又引导着社会文化风尚的转移。柳立言就唐宋变革有一个认识论层面的概括：不同的领域，变革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同的，有些发生在唐宋之交，有些在两宋之交，有些则迟至宋元、元明之交；变革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有些代表从中古过渡到近世，有些则是过渡到现代甚至后现代。特定的史实，研究者也会得出不同的史观（《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如其所言，在目前有关唐宋时期士人群体的论述中，学者们也往往持有各自的印象。在笔者看来，这类论述大致可以分为理想型与地方型两类。

理想型士人可以参见余英时、刘子健等人的讨论。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余英时便提及其研究偏重于理想型的士人人格。尽管其也谈到“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广义的如两汉的察举）分不开”（第6页），但对于制度的着墨较少。又如其注意到“宋明两代的士不容混为一谈，不但活动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极大的分歧”（第4页），着眼仍在于思想层面。刘子健注意到宋代向内在的转捩，在于政治上的失败，“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26页）。在关于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讨论中，余英时注意到欧阳修多谈吏事，张载在本乡以礼化俗，吕大钧兄弟立乡约，范仲淹创立义庄等一系列地方建设的思想背景（《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三章《“同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三联书店2004年，210-230页），但未予以展开。所以包弼德在该书的评论中，进一步指出了对宋代以降地方型士人精英关注的必要性（《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谈到唐宋之际士人经历了“从门阀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100页）。包弼德所代表的这一地方型取向，还可见郝若贝、韩明士等人的研究。

如果说余英时将唐宋之际士人的思想重新纳入政治史的脉络加以梳理，包氏等人便是将士人放入社会史的框架重新勾勒，但两者均有将唐宋之际的士群视为超验存在的倾向，而未将其产生的土壤作为需要正视的对象纳入考量。这一点，在王德权对谷川道雄关于士人王权超越性观点的驳正中亦有所体现，即“士人为何与如何成为地域社会里最具支配权力的角色”不应当仅仅从个案的主观选择化约为客观现实的普遍阐释，政治结构的转换，即中古以来，随着科举制度施行后，“士人—乡里”关系的脱嵌，方是解释唐代以降，包括古文运动、地方重建等士人思想行为转向发生的契机（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中西书局2020年）。换言之，无论是聚焦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型研究，抑或是对哲学史写作方式加以修正的地方型路径（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三联书店2012年，42页），均没有过多涉及唐宋之际一般士人群体的演进逻辑。

四

《落第》的研究，无疑使得上述议题的开展有了更为基础性的参照。第二章中，作者考察的是制度层面，落第士子再次赴试的程序问题，即“取解”的有无。唐、五代，落第贡举人，需再试取解，同时也存在着法外拔解之途，至宋，落第士子的免解现象逐渐普遍，遂为明代举人无需重复乡试的滥觞。这些变化，均源自国家取士政策的不断调整。唐代士人入仕的起点，从地方转移至国家，而宋代以降免解群体的扩大，又使得部分落第士人，毋需频繁奔波至取解之地。免解士人群体的不断扩大，必须由各级政府不断确认的科举特权，最终变为一种身份性特权，这无疑是明清地方性绅权出现的前提。国家制度对于士群的形塑，由此可见一斑。

伴随着科举身份的常态化，是落第士子经济特权的扩大。作者在第六章中，详细地梳理了唐宋国家对于落第士子赋役，尤其是徭役方面的优免。“天下黔首，不惮征赋，而惮力役”。除进入中央官学者外，唐代对于落第士子并无特殊照顾，至宋，优免之权逐渐由太学扩展至地方官学，这一做法，也为明代所继承。南宋时期，落第贡举人不仅可以免除身丁，职役也可募人代役，开启了明清举人、生员徭役优免权的先声。免解与免役，相合而进，构成了唐宋之际落第士人群体“在地化”图景的基本框架。

然而，上述特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落第士子享有优渥的生活。士子的相对贫困化是唐宋以来士群演进的一个趋势。作者在第七章中指出，相较唐朝，因社会结构的转型，缺乏家族的庇护，宋以后的士人愈发困难，原因之一，便在于昂贵的科举成本。“千金之室，至以读书破业者有矣”，虽非普遍现象，但也确实道出了科举本身存在着致贫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落第士人群体的在地化，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面貌，勤劳本分者以农耕、教书、经商、行医等方式治生，慵懒巧诈者则以兴讼、游丐、干谒等方式寄生。因此，唐宋之际的落第士人中，既有为天地立命者，也不乏刁劣浮薄之人，既是地方精英，又是地方巨蠹。他们于地方基层之建设，民间文化之涌动，社会治理之变革等唐宋之际的转型，影响深远。

作者在书本最后的结语中指出，科举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将无数读书人卷入其中，但大多数者注定成为落第者。历代政府也曾试图最大限度将落第士子纳入至政府的控制体系（407页）。然而国家在面对巨大成本的消耗时，也不得不接受落第者成为在地者这一现实。宋明间，不断被国家制造出来的免解者，终于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而又强化了上述种种现象。从此意义而言，前述理想型抑或精英型士人的产生，与这一进程密切相连。

近年来有关士人群体的研究，限于资料，渐有前轻后重的局面。中古士人研究的众多议题，均已讨论的相当成熟，理论层累亦繁。是书的特点之一，不在相关概念上做过多纠缠，以尽可能简洁典型的史料，平铺直叙，阐明问题。群体研究，往往需量化性的描述，作者在提供具体数字同时，将匹配的大量表格附于书末，进一步提升了阅读的流畅感，方便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各取所需。加之每部分后作者都有小结加以概括，更方便读者把握观点。即使对于初涉该领域之人，阅读此书，也不太会有入宝山而空回之感。但若就此视该书为登堂之捷径，又未免风光狼藉，徒增见解，想必也绝非作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