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你有我也要有：一战前的英德造舰竞争

        “手持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顿的形象，乃是吾辈必须完成的新使命之象征。无论在世界的何地，我们必须对德意志的国民加以保护；而且无论在世界的何地，我们也必须维护德意志的荣誉！”

        1897年4月24日，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发表了这么一段演讲，提出了确保海上控制力量的重要意义。这位在1888年6月15日，年仅二十九岁便匆匆即位的皇帝，很快与德国统一的“总设计师”、帝国宰相俾斯麦发生了对立，最终于次年3月18日迫使俾斯麦辞职，宣布施行亲政。

        在威廉二世亲政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他提出了所谓的“世界政策”，也正如他本人在1895年1月18日所宣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发展为一个世界帝国。”为了贯彻世界政策，而建立一支庞大舰队，则是世界政策的核心。

        威廉二世本人是一个对海军具有狂热爱好的人，他不仅喜好身着各国海军制服，亲自绘制过军舰的设计图，还如饥似渴地“吞噬”马汉的《海权论》，醉心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段时期，德国若要在海外得到发展，必须拥有与英国相抗衡的海军力量，要获取其在“阳光下的土地”。他认为应该从“垂死的”帝国势力手中“重新分配”殖民地，这类言论在他的讲演中比比皆是。1896年1月18日，他在纪念德意志帝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一次演讲中，发出了“德意志之未来在海上（Deutschlands Zukunft liegt auf dem Meer）”的声明，更宛若打响了德国海军建设开始狂奔的发令枪。

        于是近代最早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英德造舰竞争——的导火线就此被点燃了。

世界政策与海军扩建的启动

        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英国海军在七大洋的优势不可动摇。而德国则是一个传统的陆上强国，其海军微不足道。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帝国宰相俾斯麦拥有一套老谋深算的政治与外交观念。在欧洲他满足于维持五大列强构造，孤立其宿敌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此外，针对巴尔干半岛潜藏的危机，力图使得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无法在此获得绝对的权势。在殖民地问题上，只取空白之地，并卓有成效地控制民意，遏制了国内那种急于“崛起”的殖民政策呼声，竭力避免和当时的海洋帝国英国发生冲突。

        在这条现实的外交路线下，德意志帝国的国运也日益兴隆，工业技术急遽发展，迅速成为欧洲舞台上一大强国。

        然而，在威廉二世登基、俾斯麦黯然离职之后，短短几年间柏林便从欧洲大陆的外交中心以及同盟网络的枢纽沦落到了自我孤立和自我“围困”之境地。俾斯麦长期以来精心谋划的欧洲外交格局被迅速打破，德国东西两侧的陆军强国法俄两国迅速结成盟友，德国自此失去了在欧洲纵横捭阖的舞台。威廉二世愈是力图强行毁坏这一其咎由自取的“包围圈”，结果却是愈被动、孤立。

        威廉二世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渴望自己被公众认可的君主。而且，他还病态般地酷好海军，于是，他将目标从欧洲大陆扩展到整个世界，并计划为此投入大海军建设。这种“世界政策”以及海军至上主义的“新方针”，使得德国摒弃了俾斯麦的审慎政策。

        1897年开始担任海军国务秘书的提尔皮茨是威廉二世进行海军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宣传、组织与规划大师。他并不直接与国会周旋，而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比如争取了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大约两百七十名著名学者，政界、工商界以及新闻出版界的巨擘来支持其海军建设，并将原来的海军内部杂志《舰队》改编为科普杂志来扩大海军在民间的认知度；还成立了“海军协会”等民间组织。

        在扩大海军在民间的影响力的同时，对舰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尔皮茨提出了所谓“风险理论”，即若能达到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那么就会让英国感到，即便有能力打败德国，但是所遭受的损失，将使之丧失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海权的风险，由此来抑制英国与德国争雄海上的决心。

        提尔皮茨在着手建设德国海军之际，是以英国海峡舰队的规模为依据来制定建造规划的，他摒弃了原先具有相当影响的以巡洋舰为主力的海上破交战方针，直接将建造重点放在了用于舰队决战的战列舰上。

        然而他又担心英国在德国海军完成建设前便进行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因此提出了在海军建设尚未成熟的阶段，必须保持低调，小心翼翼地度过这段“危险期”。对此，当时外交国务秘书冯•比罗的话则更为形象：“我们的行动必须十分小心，就像在蜕变成蝴蝶之前的毛虫一样。”

        为了安全度过这段“危险期”，提尔皮茨提出的造舰计划是经过精心谋划的。

        

舰队法的制定

        1897年11月，德国借传教士在中国山东被杀的事件出兵胶州湾，德皇也当即在帝国议会强调德国将向全世界宣示其力量。紧随其后，提尔皮茨也经过长期的宣传与准备，向帝国议会提交了舰队法的提案。由于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这项舰队法在1898年3月28日以二百一十二对一百三十九票获得了通过。

        其内容是，要编成两支各含八艘战列舰的分舰队，加上一艘作为舰队旗舰之用合计十七艘战列舰。在本国海域还应拥有岸防用的装甲舰八艘，侦察用的大型巡洋舰六艘和小型巡洋舰十六艘，在海外则配置大、小型巡洋舰三艘和十艘。此外，作为预备兵力，还需保有战列舰两艘，大、小型巡洋舰三与四艘。到1904年4月1日以前，德国将以四亿八千九百万马克，补充建造其中不足的部分，计战列舰七艘、大型巡洋舰两艘与小型巡洋舰十七艘。

        这个舰队法所建造的舰艇数量并不多，德国宣称，这只是用以对抗法国和俄国，决非针对英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舰队法将舰艇的更新加以制度化，也就是说，战列舰与岸防装甲舰每隔二十五年，大、小型巡洋舰每隔二十与十五年必须加以更新，以免遭到议会的“扰乱性影响”。

        这个舰队法只是拉开了德国大舰队建造的序幕。到了1900年，德国对舰队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订，通过了第二次舰队法。根据这个舰队法，德国舰队的总数几乎翻了一番，其核心的战列舰分舰队被扩充到四个，其中两个为常设分舰队，另外两个则作为预备，再加上担任旗舰的两艘，战列舰总数达到了三十四艘。不过，在1900年时期，德国海军实际拥有的战列舰中，根据舰队法新建的一等战列舰不过五艘而已，在建的也只是九艘，当时只能权且用陈旧的三等战列舰以及岸防装甲舰临时编入战列舰分舰队。但是，正是由于舰队法的制定，大规模的造舰计划才得以强有力地推进，主力舰的建造几乎以每年两艘的速度快速进行。       

无畏舰的诞生

        英国曾于1889年通过海防法案，新建十艘战列舰、四十二艘巡洋舰以及十八艘鱼雷炮舰等共计七十艘舰艇，总预算为两千一百五十万英镑。当时的英国认为，他们拥有的海军实力应该高于仅次于己的两大海军力量法国与俄国之和，此所谓“两强标准”。

        而德国舰队法的通过，也立即受到了英国的警惕。英国海军开始逐渐将以往的“两强标准”更新为“对德双倍标准”，也就是说，以德国海军的两倍作为建设目标。到了1902年，又恢复了将海军兵力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政策，时刻对敌方的根据地构成威慑。

        1904年12月，英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海军元帅费舍尔勋爵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提高各个兵种军官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军官教育现代化、努力施行炮术训练教育的改革；对舰队的配备进行根本的调整，加强对本土水域的重视；对大量落伍的老式舰艇他则大胆裁减。总之，海军中的各种积压已久的问题，他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期间也被人们称为“改革的时期”。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大胆的革新，英国皇家海军迅速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再一次确立了在海上无与伦比的优势。

        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无畏舰的诞生。1906年，在费舍尔勋爵的强有力推动下，装备单一口径巨炮的全新战列舰“无畏”号在短时间之内便建成服役。

        “无畏”号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前型的准无畏舰基本相同的排水量以及造舰费用内，成功地将火力倍增，并采用汽轮机将航速增至二十一节。为了与其对抗，别国也只能建造同样的无畏战舰，这样等于是与各国一同回到了造舰竞赛的新一轮起跑线。

        在造无畏舰的同时，费舍尔勋爵还提出了更符合其“速度才是最好的防御”这一理念的新型装甲巡洋舰。这种舰艇拥有与无畏舰相同的主炮，保持巡洋舰的防御水准，但机动能力加强，得到二十五节的计划航速。这样，传统的主力舰刹那间落伍于时代，这给英德海军竞赛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新的一轮竞赛与德国1912舰队法

        随着无畏舰的出现，德国海军所有的舰队不得不进行再编。提尔皮茨被置于一种窘境之中：若不参加新一轮竞赛便意味着认输，而一旦投入竞赛则会暴露德国的意图。他最终选择与英国进入同一条起跑线，接受新一轮挑战。在1908年到1911年每年建造无畏舰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力图在无畏舰的数量上和英国持平。

        1908年英国自由党内阁成立，他们提出的政策是改善社会福祉、缩减军事预算，这一年他们决定仅建造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各一艘。于是，以费舍尔勋爵为核心的海军部主要成员在海军大臣麦克纳的支持下，就1909年预算的内容，将政治生命作为赌注，提出“要造八艘，不能等候（We want eight and we won't wait）”的口号，全力展开活动。结果获得成功，1909年的计划便成了规模空前的六艘无畏舰加上两艘战列巡洋舰，而1910年以后的建造速度则是三艘无畏舰和一艘战列巡洋舰。

        这种激烈竞争的气氛虽然一度被1909年担任德国宰相的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的缓和政策所淡化，但1911年，德国挑起了阿加迪尔危机，更加剧了敌对程度，而英国由此与老对手法国达成协议，将地中海的防务交于法国，将兵力集结在本土，并担负保卫法国西北海岸的防务。

        提尔皮茨则促使国会通过舰队法1912年修正案加以应对。按1912年舰队法规定，在1917年完成全部建造计划之时，德国舰队将计划拥有战列舰四十一艘、大型巡洋舰二十艘、小型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或者雷击舰一百四十四艘、潜艇七十二艘。

        英国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德国每开工建造一艘主力舰，英国就要建两艘。在1912到1913年度的海军预算中，英国为四千四百零八万英镑，而德国也有两千两百零一万英镑。与1904到1905年度中双方的海军预算相比，两国各增加了七百二十二万以及一千一百四十四万英镑。尽管德国的海军成倍增加，却始终无法完成“风险战略”所达成的海军建设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失败只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军备竞赛，可以说德国遭到了失败。

        如果新兴德意志帝国能够平稳地顺着其开国元勋俾斯麦所设计的外交路线发展下去的话，德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将完全会是另一个景象。然而不幸的是，威廉二世狂妄地认为大英帝国已经衰弱，德国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德意志帝国开始扮演一个世界秩序破坏者的角色。威廉二世未顾及北海是德国唯一的出海通道这一事实，却不惜大力扩张海军以挑战英国的海权，触动了以海洋立国的大英帝国之禁脔，使得这个普鲁士的传统盟邦化友为敌，双方展开了炽烈的造舰竞赛。德意志帝国再也没有了俾斯麦时代在外交上的主动，反而同时在陆地与海洋陷入了深重的包围之中，而造成这个包围圈的，恰恰是德国自己。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体系与英法等国根本不同者，在于其皇权至高无上，故威廉二世之冒险政策无法被有效地遏制。德国军队究其本源，并非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御林军式的权力工具”。而且在德国的教育中，狭隘的爱国主义让德国国民普遍抱有德意志民族至高无上的偏执之情，多少人为德国海军的强大而狂热，然而这支舰队的建设却远远超出了德国财政的极限。例如1901年冯•比罗担任帝国宰相之际，便依靠大幅度提高谷物的进口关税获得财源，使得小麦的价格从每吨三点五马克一跃而升至五点五马克，将负担完全转嫁到国民的肩上。海军预算在1900年便占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了1905年又涨至百分之三十五，而到了1911年更是达到百分之五十五！更何况德国还要维持一支同时应对法俄两大陆上强国的庞大陆军，海军预算在相当程度只能通过债券市场获得贷款，这使得德意志帝国本来就脆弱的财政体系雪上加霜。

        孙子在其《军形》篇中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德国最终在本身并未立于不败之地的情况下便叩开了世界大战的大门。

        英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深远封锁战略，使得德国海军逐渐削弱英国海军、在最后的决战中一举击溃对手夺得制海权的战略陷于失败。耗资巨大的德意志帝国舰队最终无法发挥什么决定性作用，便在几名饥肠辘辘的军官与胜利者的商谈下，如同由牧羊犬驱使的绵羊般被押赴英国本土，到头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在斯卡帕湾随着自沉的信号找到了归宿。丘吉尔曾经将德国海军揶揄为“奢侈品舰队”，可谓是形容其本质的点睛之笔。

        耐人寻味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大洋彼岸的新兴工业大国美国虽然也已经和当时的德国一样，在工业以及经济上取得了巨大飞跃而赶超了英国，却并未公然与英国争夺海权或者殖民地，并没有去直接触及老牌帝国的核心利益。不过，美国却是用“门户开放”政策对抗殖民帝国的垄断而获得贸易的空间。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号召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捍卫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原则，对抗自私和独裁的强权”，并阐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自由航行以及民族自决的精神事实上直接针对了大英帝国赖以统治的根基。

        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智名，无勇功”，并无多大显赫的战绩，在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反而获得了与英国海军同等的地位，且在三十年后完全取代英国，执掌了海神的三叉戟，其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孙子有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德国企图挑战英国的海权，其实也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挑战，而纵观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潮流，世界秩序主导力量更替之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过程。笔者相信美利坚也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这支力量只能是更加文明、更加进步，应该具有更加公正与进步的价值观，而决不是走向奴役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