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对话陈冠中之一：重建中国新左翼的脉络

        【编者按】

        今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邀请人大哲学系副教授周濂先生采访一系列国内思想界知名人士。以下为周濂先生与香港作家陈冠中先生的对话。今天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但事实上，自由主义和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就这个话题，两位左翼自由主义者展开了深入交谈。

        此前《上海书评》曾刊登过此篇访谈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此次发布的为全本。以下为对话第一部分：“重建中国新左翼的脉络”。

        周濂：其实我个人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是一种强者的伦理学，它要求个体的充分自立和自主，这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而群众，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百姓，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社群、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国家这种更高的存在者可以去依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者若想有效地把他的理念和思想传播到普罗大众中去，就应该充分地考虑这个面向，发展出更加丰富的话语和理论，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之，否则，在策略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落地生根，在理论上也是不够完满的。

        陈冠中：对。本来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有时候还把自由主义定义得比较窄，变成某一种偏食的自由主义。其实在自由主义这么长的传统里面，当然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观点，比如说社群、德行、公平、正义的议题，或大家对良善生活的诉求。有些自由主义是较可以包容这方面的观点的，比如杜威，他肯定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有社群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又比如说纳斯鲍姆，她对亚里士多德式的什么是“好生活”这个议题会比较重视。其实我想通过共识网《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那篇访谈把某些自由主义和某些属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潮流里面的东西重新组合出来，对抗遗忘和编造的政治虚构化故事，重新还原被遗忘和遮蔽掉的一些理念，以此否定现在最流行的一些看法。

        周濂：您发在共识网的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我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在我看来，您提出新左翼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作一个区隔，另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狭义的自由派做一个区分。

        陈冠中：对，我要区分的东西太多了。第一是要跟老左派区分，否则怎么叫新左翼呢？老左派包括毛派，就是指那些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单线史观、消灭私有财产甚至消灭市场的左派。而新左翼继承的则是正统派以外的左翼传统，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新左翼在民国以来的中国可以称作“党外”左翼，国共两党之外的左翼。第二要跟真的右翼区分开来。真的右翼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包括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政治保守力量、权钱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种族沙文主义者、排他的等级主义者等，更不用说极右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好战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第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不同的自由主义跟新左翼是什么关系？这也是需要再区分的。有部分我认为是左翼的，有部分就不是。比如1949年前由胡适到储安平等大部份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思想，包括我在共识网访谈中谈到的社会自由主义，都是属于新左翼范畴的。19世纪中后期，因应当时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格林等人在自由主义原来的观念和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严格讲还不属于这个思想传统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正义，有道德伦理承担的国家和政府，等等，这些不见得是古典自由主义原有的想法，所以在英国一般都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当时也叫新自由主义。美国叫进步主义，德国30年代以至战后也是叫新自由主义。但是现在最凶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从古典放任主义到米塞斯、哈耶克到80年代被重新定义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属于新左翼。

        不过在整个共识网的那个访问中，新左翼的另一个源头，即怎样从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这条线发展出来的、这其中的渊源和演变，我其实没有讲得太多，因为这方面的介绍在8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近年冯崇义、陈子明、何家栋、马立诚等等都写过，还有谢韬。不过为了更清楚的交待社会民主理念的发展和中国左翼的脉络，我想在这里做点补充。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早年的自由主义其实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到1930年代意大利的罗塞利还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欧洲在19世纪已成立了很多左翼的政党。英国在20世纪前已经有了工党，社会党在欧洲的出现更早一点，老大哥德国的社会党成为帝德推动民主和后来最大反对党，法国的社会党很早就有饶勒斯等人要以共和的理念参加民主选举，后来二战前法国社会党也曾短暂执政组成过政府，瑞典在二战前更已开始转向社会民主的政体，而欧洲多国和中国的左翼民主党派也都跟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所区别，走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路上。社会民主确切的胜利在二战后，基本上整个欧洲都是以社会民主作为政体，加上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澳洲、加拿大，都是如此。美国也是，罗斯福新政之后，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民主、共和两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政策也有很多社会民主的成份在里面，所以社会民主或社会自由主义才是20世纪发达国家的主流，后来苏东的实存共产政权消亡，证明它是行不通的，而一直被共产党污名化的社会民主却改变了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

        其实二战前，在中国的党外左翼思想界也一直是与世界同步的在发展社会民主，从张东荪、张君励到萧公权、罗隆基到40年代末储安平，一直到四八、四九年，党外左翼思想其实还是一个相当蓬勃的流派。

        中国左翼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源头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江亢虎、刘师培、何志钊、刘师复、孙中山、梁启超等，后来党外社会主义者，办刊结社，比如徐志摩的《新月》、平社、《观察》、《世纪评论》、《新路》，甚至国民党里面的政经社，以至一些民主党派，都是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或说社会民主的左翼道路的。社会文化上进步人士如晏阳初、陶行知、鲁迅都在这个左翼传承里。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1949年张东荪跟毛泽东在西柏坡见面之后，就被认为行不通了，毛泽东要一面倒学苏联。

        后来很多做研究的学者，虽然知道一面倒学苏联才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再去质疑是不是真的行不通，或其实到底什么才行不通。因为学苏联，所以大家都完全没有去注意1950年代的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恰恰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发展出来社会民主政体这个左翼的路子，当时实存的左翼和社会民主制的实验完全被中国人忽略了。然后即使反对毛泽东的人都人云亦云的觉得所谓第三条路、中间道路、第三势力、中间势力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被认为行不通，在世界范围它却大行其道，一直到八十年代以至今天，这个社会民主思想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猛烈的冲击，但它没有崩溃，基本上是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在发达国家，北欧、西欧、澳纽加拿大不用说，都是这个制度，再加上一些新国家进去，日本，现在还有韩国，而台湾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走社会民主的道路的。拉美的十几年中，也有很多国家转向社会民主，我指的是离开独裁军政府之后的智利，加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波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还不算委内瑞拉这种更左的实验。

        社会民主现在又受到族群主义右翼的猛力冲击，政治上屡受挫折，但从理念而言，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势头反而好了一点，新自由主义信用破产，也没这么凶猛了，后者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后有点没底气了。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新兴国家又有点回头转向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到今天其实还是世界主流。越来越多新兴国家是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可以有社会民主制度，时间证明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比默守新自由主义的更好。

        抗战胜利后曾经可以达成多党共识的另外一种政治理念，即社会民主的政体在中国的可能性，则被长期的完全遮蔽、忘掉了，而且随随便便就被判为行不通。那什么才是行得通的呢？当时国民党继续一党专政独裁？还是“文革”那种政治方式？现在回顾起来，是不是应该给当年左翼主张的社会民主一个更为公允的评价呢？

        周濂：所以您现在就想提出另外一个公允的评价？

        陈冠中：对，左翼的社会民主思想在中国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很强的思想传统，而且1949年前基本上跟发达国家是同步的，当时萧伯纳、罗素、杜威相继来华，拉斯基的东西一直到1947-48年，《大公报》还在翻译，其实一个很有总结性的话就是1948年的大公报社论，萧乾写的，他说：自由主义就是进步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当时他认为这三个主义是一种东西，这在我这次的定义中都属于党外左翼，在政治经济上最能概括的表现是社会民主，基本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不是同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

        周濂：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麻烦的概念问题，您刚才说萧乾认为自由主义就是进步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陈冠中：这在大陆当时代表了很多有识人士的想法。

        周濂：中国大陆您应该很了解，今天人们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是哈耶克那个传统下来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平等自由主义，有的朋友干脆否认自由主义会认可分配正义，把罗尔斯式的平等自由主义驱逐出自由主义的阵营。前两天我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很有意思，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分类是否科学，因为它会把伪科学和虚无主义也当成思潮，也不论它的数据是否客观，统计方法是否恰当，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视角，根据这个统计数据，从2010到2013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位居最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的前三位，“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出现过，2010年排在第三位，2011年排第五位，2012年排第三位，但到了2013年就跌出前十名。就像您说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2007年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让这个概念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陈冠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必须要重新把遮蔽的思想传承拿出来，重建这个论述并释放它的潜在能量，解构一下现在人云亦云的说法，重新建立一个光荣传统。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左翼社会民主的宗谱来说，社会民主不光是刚刚提到的像张东荪、张君励、萧公权、罗隆基、储安平这几个人主张，。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其实也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我这样说，不单因为他是杜威的推崇者，而是他说过支持社会主义的话所以才认为他也是左翼的。我相信包括李慎之等党内自由派都是。他们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左翼的自由主义，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跟现在很多人理解的新自由主义化的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谢韬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以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能提出这个主张很了不起，文章当时发表后，使很多当年为这种理想入党的老同志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觉得他们自己一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因为谢韬文章大体上说，恩格斯晚年思想已经转向通过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说恩格斯走到民主，所以很多“两头真”的老党员觉得自己也并未违背初衷，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努力，一生的奋斗也是很重要的。

        当代的社会民主宪政，的确也不再需要在马恩文字中找依据。恩格斯加上考茨基也是把马克思思想粗简化的（一般叫庸俗的、机械的、教条的）始作蛹者。回顾历史，其实更重要、更能开悟后来党外社会民主发展的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者伯恩斯坦。

        如果只是单从民主社会主义以至衍生的社会民主的左翼宗谱来说，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受正统派后来列宁开始的苏共打压。马克思死后，在左翼里面，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定出来的比较粗简机械的 -- 以阶级对立、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史观为基础 -- 马克思主义形成潮流，在19世纪末上世纪初至二战前都一直是主导，但是同时已经开始出现对这种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此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即跨阶级、民主参政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其后列宁以还的各地共产党继续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视作反面，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不认同共产党思想的人，都还会随随便便不加反思的认定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至少是行不通的。我前面梳理过了，其实正因为有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拓出的这条思路，才有后来的社会民主这条路径出现，也可以说社会民主式的左翼先是经过对正统派的修正、之后又经过同正统派的对立这样的历程才走过来的，而考茨基这种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里的正统派，反对各国社会党民主参政，才误导了二战前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不单延误社会党参政，更因策略上的被动间接方便了法西斯和纳粹的上台。一般共产党把考茨基、伯恩斯坦一起批判，其实两人应分开评价，后者是社会民主的开路者。

        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也一度不对抗法西斯但却认为同是左翼的社会民主才是头号敌人。

        所以很多观念我们都要重新审视调整，之后才会清楚，在西方也好，左翼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正道应是社会民主。

        至于上面说到的哈耶克自由主义，也要把它放回历史语境里。

        周濂：因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他认为这会导致极权主义，但是战后欧美的政治发展无视他的警告，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以直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人物，1974年以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才为他正名。

        陈冠中：《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曾以《读者文摘》形式广为流传，到80年代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鼓吹，市场原教旨右翼才把哈耶克又捧上去，而很多身在极权国家的反极权心切的人士也以他的主张做为否定极权的依据。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主义，往往是指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到大陆的思想界来，甚至九十年代大家才比较认真地去读的。

        托尼·朱特有点不公平地说哈耶克一看到福利社会就说极权主义、希特勒。但哈公看到皮诺切特这样的独裁军政府反而不觉得那才是希特勒，那才是法西斯，还亲自己去见皮诺切特，加持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威权不等于极权。

        哈耶克虽然在三十年代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讨论，比如跟凯恩斯的讨论等，但是当时有很多同样反对左右极权的思想家跟他的主张并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反应完全是极端化的，他前门拒极权虎，却后门引入资本狼。与哈耶克同期，不要说凯恩斯或Polanyi，同年，1974年拿诺奖的 Gunnar Myrdal，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学家。

        周濂：对，哈耶克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就没有一个支持纯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拿过这个奖，他之后，弗里德曼也拿了。

        陈冠中：芝加哥学派是70年代之后出来的。我觉得弗里德曼其实是更有效地改变了近三十年的世界，哈耶克有点像象征人物。弗里德曼真的改变了美国，那个改变太大了。

        周濂：也改变香港。

        陈冠中：香港因为在八十年代都是美国芝加哥学成归来的人，就学了他们那一套，刚刚对经济有兴趣的人都以为这样就是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学派那一路的经济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全部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种对经济学科内部和对其它学科的帝国主义。

        周濂：香港我们稍后再谈，说到哈耶克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我自己最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我的发现是哈耶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陈冠中：我想一定是，他有这么长的著述年龄。

        周濂：对。当然他是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的，但是他自己曾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的第九章末尾处谈到，让他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罗尔斯竟然采用了“社会正义”这个术语，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跟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说法而在该卷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注脚里，哈耶克谈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40年夏天他在英国避难，那时候纳粹德国轰炸伦敦，他就想，我得把我的孩子送到中立国去，他考虑了美国、阿根廷、瑞典这几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成长，它使我的孩子尽可能地不受机遇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美国会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美国社会不存在旧世界中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别。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跟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非常接近。

        陈冠中：对啊，当你投胎到一个陌生社会，不知道自己会投得好还是投得不好的情况下，你一定希望投到一个公正的社会。

        周濂：是。哈耶克又补充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在美国会被送到白人的家庭而非黑人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在194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强。他这个说法再次证明了，他希望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不受任何道德偶然因素而被歧视的正义社会里。

        陈冠中：所以他是个衣柜里的罗尔斯主义者？

        周濂：对，有人就说他是个隐藏的罗尔斯主义者，哈耶克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设想的值得追求的社会制度，非常接近于罗尔斯在《正义论》所构想的正义社会。

        陈冠中：凯恩斯也说过他 “道德上和哲学上” 同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很多观点，哈耶克在二战期间也说过他赞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张。

        周濂：所以我就在想，哈耶克就有点像斯特劳斯，在传到中国大陆以后，都被片面化和极端化了。

        陈冠中：很可能是这样。美国和欧洲有些奥地利学派追随者、经济放任主义者，似乎更捧米塞斯，并曾批评哈耶克的经济学。这方面很少人深究，却很多人接受《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结论。当然，有些自由派人士会认为以国情来说，推崇哈耶克，对推动政治自由的意识形态是有一定的助力的。

        周濂：是。但哈耶克本人并不反对某些福利政策，比如说最低保障或者健康保险……

        陈冠中：对，很多政府行为他都不反对，对政府立法规范市场也很感兴趣，他交往甚多的德国弗莱贝格经济学家，都是参与建设二战后欧洲制度的“社会市场经济” 学家。他不像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真的是很仇恨政府的极端主义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哈耶克我们也需要重新去评价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