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台湾政治生态与校园民歌

        演讲人：陈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

        主题：台湾政治生态与校园民歌

        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者按】

        台湾的流行音乐，很多人很懂，也很喜欢，但是台湾的民谣，很多人不懂，更不用谈喜欢。

        但是，很多人知道，赖声川、罗大佑、齐豫、蔡琴。是的，他们都与台湾民谣有关。

        他们的名字，依旧那么熟。但台湾民谣已辉煌不再。

        以下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乐老师根据早前在校图书馆的讲座内容写的文章，陈乐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

        台湾校园民谣是台湾现代流行音乐的先声，但其产生的背景与发展情况却是在一个与流行音乐完全不符合的时代环境。这中间的转化与变迁值得回味。

民谣与政治生态

        “民谣”一词具有双重涵义，一为“不同乐器伴奏的歌唱”；二为“民间流行歌谣”。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它的音乐既有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元素，也受旧上海、日本、美国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台湾台语民谣源于东南沿海赴台的先民。这些歌谣经过辗转流传，孕育出了真正的台湾本土歌谣，比如曾广为流传的《思想起》、《高山青》等。而《何日君再来》、《秋水伊人》、《天涯歌女》、《香格里拉》等由刘雪庵、贺绿汀、陈蝶衣等旧上海音乐人创作的时代曲的生命力也相当顽强。

        1894年，台湾被日本占领，受日本文化影响，低吟浅唱的音乐形式和日本演歌特有的哭腔深刻影响了闽南语歌曲的风格走向，产生了一大批风尘味重，情绪悲切的台语歌谣。1945年以后，受惠于美国的政治荫护和经济支持，台湾经济发展颇有起色，同时美国也向全世界输出其普世价值和文化产品，并以西洋流行音乐和好莱坞电影的普及性最强。一些年轻的听众在厌倦了日式哭腔发展而来的台语歌和旧上海式的灯红酒绿后，在西方音乐中找到了全新的情感释放方式。青年们狂热地收听电台播放的西洋流行音乐，从1950年代开始，不断有年轻人组建乐队，但主要都是翻唱英文流行歌曲。

        1960年代末，台湾出现了西洋音乐大热潮，一些本土歌手如苏芮、黄莺莺也相继推出了英文专辑为主的唱片。此时本土音乐制作人最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合作的作品突破了传统台湾歌谣和旧上海曲风，吸取欧美音乐之长，并与本土音乐特色进行结合，创作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千言万语》、《海韵》等。

        但六十年代的英美流行音乐已超出了靡靡之音的范畴，他们的创作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与环保，批判人性黑暗、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与简朴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流行音乐具有了社会文化意义。这一音乐风格的转变，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台湾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1970年代开始，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等人陆续写起自己的歌。他们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不约而同地向美国1960年代的民谣歌手看齐，与当时浓妆艳抹的歌星或搞热门音乐的小伙子非常不同。

胡德夫（前排右一）、李双泽（后排右一）。

从杨弦、李双泽到杨祖珺：唱自己的歌的年轻人

        许多人都知道，台湾流行音乐在1980年代的集体发声是来自台湾校园民歌，但很少人知道，台湾校园民歌的发端却是来自当时的一首中国大陆歌曲。其时侨居菲律宾的青年李双泽回到台湾时，对好友杨弦等人说，我很喜欢一首歌，是大陆歌曲《我的祖国》，并说这就应该是我们要唱的歌。

        1975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在这场由台大生物硕士杨弦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他以诗人余光中的《白玉苦瓜》诗集中的诗为歌词，谱唱出了《乡愁四韵》、《江湖上》、《小小天问》等民谣。在音乐上借鉴西洋乐器，同时打破了以往国语歌曲陈旧刻板的主题，使简单平实的作品更加朗朗上口，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歌曲风格。因着这场演唱会拉开了现代民歌运动的序幕，杨弦被赋予“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的美誉。

        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的诞生都必然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和干涉。有人甚至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专辑推出以后，虽然受到了年轻听众的肯定，但同时也遭遇了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探讨这种被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形式的创新。

杨弦当年唱歌的样子。

        对于这场1970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随着演唱会和唱片的出版在台湾引起的极大反响，台湾音乐终于从唱西洋歌曲和模仿日本歌曲的泥淖中解救了出来。在杨弦的影响下，更多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创作，并涌现出了一大批至今在华人音乐中很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从而开创了将近20年的华人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杨弦的创作和唱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校园民歌创作，包括李泰祥、侯德健、罗大佑等在内的音乐人的创作中都有着杨弦的影子。

        许多人因为这场演唱会改变了人生：胡德夫与赖声川是上半场英文创作演出部分的民歌手，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非凡的表现。坐在台下的《滚石》杂志的段氏兄弟，不仅是民歌运动的支持者，更在1980年代成立滚石唱片；中广电台主持人陶晓清，从此致力推动民歌的发展长达三十余年，更被称为“民歌之母”；还是学生的蔡琴亦在台下端坐。更多的学生们加入了这场自发性的运动，他们自己作词编曲并用木吉他自弹自唱，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音乐革命。次年冬天由李双泽引发的“可口可乐事件”，则使民歌运动发展出更多的可能；隔年，台湾新格唱片举办首届金韵奖比赛，由“校园歌曲”引发民歌运动的最高潮。

        1976年，淡江文理学院校园里举办了一场热门的“民谣演唱会”，主持人是当时中广电台的陶晓清，而演唱曲目是美国的热门音乐。在后台准备登台的杨祖珺（后来成为民进党街头运动的重要成员和“立法委员”），突然听到台上传来《补破网》和《国父纪念歌》的歌声，正感诧异，原来台上发生了著名的“可口可乐事件”。李双泽拿了一个可口可乐瓶，上台质问大家：“我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唱美国歌；我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唱美国歌；现在我们在台湾，依然喝可口可乐，唱美国歌，为什么我们不唱自己的歌？”李双泽当场演唱了《思想起》，台下则响起了一片起哄声。

        杨祖珺当时对李双泽的做法很生气，1977年1月就在杂志上发布了文章，对李双泽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既然要唱我们自己的歌，那自己的歌到底在哪里？不能总唱几十年前的民谣吧？这篇文章深深地刺激了李双泽。于是他埋头创作，并诞生了著名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等歌曲。这两首歌曲都是为诗人的诗作谱曲，但杨祖珺认为，这才是民歌运动的开始。

        《美丽岛》与《少年中国》当时送交审核都未通过，《美丽岛》因曾被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传唱及被作为杂志名称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而被认为有台独意识，《少年中国》则由于怀念大陆故土，被亲共人士用于统战而判定向往统一，基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理念是“不统不独”，同一作者的两首作品被统独两派所使用与遗弃，对并没有特别政治立场的李双泽来说，颇为讽刺。

        但《美丽岛》还未正式发表，李双泽便因救人而死去，这首歌曲最终发表在他的葬礼上，由杨祖珺和胡德夫一起完成。杨祖珺自此参加了民歌的推广运动，甚至组织歌手到乡村去演唱，包括去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由此杨祖珺与党外人士熟悉了，这就得罪了国民党当局，此后一直处于被禁状态。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杨祖珺则组织了1949年以来的首个台湾赴大陆返乡团。这个要求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的运动是民进党推动的，而杨祖珺是主要推手。杨祖珺回大陆期间竟然在北京举办了两场个人演唱会，并成为第一个“合法”前往大陆开演唱会的台湾歌手。其中有一场是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杨祖珺利用这个机会，向北京大学的学生介绍了台湾的民歌运动。作为民进党立委的她不满大陆流行港台的靡靡之音，要向大陆民众展现台湾“唱自己的歌”运动的风貌。

金韵奖、商业元素与歌曲送审

        1977年，随着民歌运动的兴起，陶晓清邀请包括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在内的许多歌手陆续灌录了一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在完全没有经验与先例的基础上，他们自己编曲、演奏、演唱自己的歌，也连带打响了“中国现代民歌”的口号。在陶晓清的推动下，这些创作歌曲透过广播得到热烈的回响，也让很多歌手得到录制唱片的机会。原本是星星之火的习作，不知不觉变成燎原之势。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替自己写歌、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那几年整个时代气氛动荡不安，在“大时代”的感召之下，人们或多或少都背负着几分使命感，写歌也多会提到社会、国家、亲情、友情，还要经过新闻宣传部门的审查才能发表，所以创作时总是反复推敲之后才敢发表作品。民歌的主创人员大部分是学生、老师或知识分子，没有人想以写歌、唱歌为业，创作时也从不以市场或商业角度考量，这保障了作品粗粝却真诚的质感。李泰祥和陈扬两位老师以古典音乐科班出身替许多唱片编曲，为民歌注入精致的质素。李泰祥创作的《橄榄树》直接带动了校园民歌运动的繁荣。

        但真正使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是金韵奖民歌大赛。1977年新格唱片在音乐制作人姚厚笙的推动下，在台北举办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空前的盛况把这股创作风潮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迅速扩大了民歌的波及面。陈明韶、叶佳修、包美圣、王梦麟等金韵奖获奖者都陆续出了唱片，歌曲风格也日趋多样化，一些基本的行销概念也出现了。一个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文学气质浓厚，又充满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逐渐被一种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这是商业体制全面接管民歌运动的开始。随着“校园民歌”大受欢迎，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这成为1970年代末台湾校园的一个缩影。

        1970年代末，台湾在风风雨雨中慢慢走向现代化，社会环境不能说是很好，但改变一直在发生。在全盛时期，金韵奖一年有好几千人报名，从中诞生了陈明韶、邰肇玫、齐豫、郑怡、李建复、黄大城、施孝荣等一大群优秀歌手，其中不少人后来投入了台前幕后的制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分子。原本卖到一两万张就算很畅销的唱片市场，在金韵奖合辑之后出现了十万张以上的销量，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盗版。这一变化让许多人发现，做唱片原来是有利可图的。随着唱片销量上涨，编曲录音技术提高，唱片制作与企划更精致、分工更专业、包装更精美，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涌现，这些音乐产品也更接近于“流行音乐”了。但这都是在杨弦、吴楚楚等创作先驱的努力下才出现的。

        此时，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使命感”传承到此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表达，他们对历史、国家、时代、环境的考虑，体现在《月琴》、《中华之爱》这些迄今听来仍有极大震撼力的作品上。

1978年中美建交之时，侯德健写了《龙的传人》，后来轰动全岛，成为歌曲与时代结合最鲜明的例子。

        然而在那个每首歌曲都要送审的年代，创作者多少都有面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审查制度把创作者的尊严践踏在脚下，闹出无数今天看来极度荒唐的笑话。1978年中美建交之时，侯德健写了《龙的传人》，由李建复演唱的这首歌替整个台湾的悲壮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后来轰动全岛，成为歌曲与时代结合最鲜明的例子。但歌曲在送审时，新闻局领导人宋楚瑜却认为，为避免刺激美方，建议侯德健将原著歌词中“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改成"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加上后来侯德健“叛逃投敌”，这首歌在台湾地区有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了禁歌。

  “民歌”的没落

        唱片市场大幅度扩张之后，市场上的作品还是不是纯正的“民歌”已经没人在意了。歌坛全面年轻化的趋势已现，对认真做音乐的人而言，作品诉求也早已超越了校园。而问题也日趋显现：随着市场的有利可图，“民歌”反而成为一块赚钱的招牌。这种做法让最初的创作者和歌者都倒了胃口，有才华的人或出国或淡出歌坛，有的调整方向投入商业唱片生产线，民歌产生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天水月集”，是民歌风潮末期企图力挽狂澜的尝试，这个团体由李建复、蔡琴、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和李寿全组成，在词曲唱作编各个方面都拥有顶尖人才而使其成为民歌运动晚期的登峰之作。

        1982年，金韵奖在第五届之后因影响力大不如前而停办，正式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同时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半壁江山，开创出了跟民歌完全不同，但也充满新希望的流行音乐路线，进入1980年代，民歌终于逐渐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但其打下的基础让台湾的流行音乐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资本，如今台湾能在台港澳乃至大陆地区仍在流行音乐方面有所领先，仰赖的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奠下的坚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