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新书座谈︱章百家：近代中国几乎没有避风港

        【编者按】

        周锡瑞新书《叶家》的发布会上， 章百家、雷颐两位都谈到了中国家族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章百家从自身经历谈起，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百年来作了从保皇党到革命党的不同选择。雷颐则谈到，从《叶》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现在都以为“文革”对家庭破坏严重，家人彼此要划清界限，其实那时候，家庭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强化——可惜中文版把这些内容删掉了。王焱与孙燕京两位的发言，都贴着自己的专业：王焱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点评说，现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识，南方有人开宗亲会，续修家谱，看《叶》这本书就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宗亲会常常变成传销会，就好像一个生意网络，大家族已经一去不复返；孙燕京则谈到，周锡瑞书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细节还可以补充。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自己是先搞世界史，后来去社科院近代史所读了一个民国史研究生，转而做近代史，再后来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了就去搞党史，现在退休了，想搞家族史研究。我感觉我们的历史书，尤其是通史性质的著作，细节太少，人物太少。如周锡瑞教授所说，家族史是可以把政治史和社会史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几乎没有避风港，中国家庭很难完全避开政治，政治运动会牵涉各个家庭，政治分子家庭在政治运动中就尤其特殊。家族史正好能够展示一个家族不同代人的命运和选择。

        北大历史系邀请我去开了一场讲座，我讲了章家三代人：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不同选择。曾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代翰林，他虽然是个保皇党，却又主张教育改革，当过京师大学堂教习，他不许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看戏，只许看电影，基本是美国电影。他就是这么一个政治上保守、文化上开放的人。当然，我的曾祖父的孩子晚清时候也参加了革命，那个时候都是富家子弟闹革命，有点像沙皇俄国时期的十二月党人。到了民国，整个家族进一步分裂。当时，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军阀抱有反感，因而虽然家庭出身很好，却选择跟着共产党走。从我自己家庭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家族史越多，越能看到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现在这方面的例子特别少。感谢周锡瑞新书开了个好头。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我想主要谈三点。第一点，是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我曾经参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引进和翻译，组织了近代史所几个年轻人翻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我来校对。这本书把鲁西南、鲁西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作了综合的整理和分析，有很严谨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但是《叶》这本书却是叙事史学的风格，没有框架和体系，两者风格不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认为叙事史学没有框架，宁愿剪裁史实迁就框架；周锡瑞能建立框架就建立，不能建立就采取叙事史学。而且，他很反对扭曲事实迁就框架，他曾经写书评批过一本列文森获奖著作犯了这个错误。

        第二点，《叶》这本书细节很丰富，从中能感受百年家族在政治气候下的变化。比如，书中讲到，叶笃庄被捕之后很久，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根本不通知家属。到了1962年，叶笃庄莫名被放出来，过了一个月，又莫名被抓，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先宽松了一段时间，后来毛泽东说要抓阶级斗争，又紧张起来了。而且我注意到，叶家躲避太平军，是全家逃难，到了抗战时，就是和同学、朋友一起逃难，而不是整个大家庭一起走了。我们现在都说“文革”对家庭破坏严重，家人彼此要划清界限，但是，从《叶》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文革”的时候，家庭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强化。比如说，年轻人上山下乡了，他想当兵，想上大学，都要依赖家庭。书中还有一处说明了这个问题：“文革”前最高领导人夫人很少参政，“文革”中江青、叶群乃至王海容、毛远新都作为家庭成员参与最高政治。中文版被删掉了。

        第三点，这本书到处有史实，需要我们认真去读。比如，章开沅先生在序言中说，那些年，我羁于北美。为什么是那些年，为什么羁于北美？需要你去品味。这也就是为什么章开沅先生在我们心目中形象一直很开放、很自由。读历史的，从这些细节，能够看出很多东西。        

        王焱（原《读书》主编）：五四时候老说，中国人重家族，西方人重个人。其实，博丹在《共和六书》中说，共和国由一个个家族构成——西方人未尝不重家族。叶家是处在一个家族本位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近代中国各种大变动加速了这个过程。叶家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家族，通过解剖他们家族近代这几十年以来的兴衰际遇，历史变得更真切了。现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识，南方有人开宗亲会，续修家谱，看这本书就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宗亲会常常变成传销会，就好像一个生意网络。当下中国重新回到家族本位已经不太可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成了一个个人本位的社会。以前有些大家族，近代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还在学《资治通鉴》，三个儿子，一个参加共产党，一个参加国民党，一个在家守着家业。最终还是徒劳。这些人，逃得过1949年逃不过“文革”，逃得过“文革”，也逃不过市场经济的洗礼。                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读到周锡瑞先生的《改良与革命》《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这些著作，学生时代就受了他很大影响。拿到《叶》这本书，发现他文风大变，转向叙事史学，娓娓道来。我是直接跳到书的后半段，先看1949年以后的部分，因为我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对当时的事情感兴趣，和自己家族背景密切联系。

        周锡瑞先生通过史料的勾联非常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但我觉得文献方面，这本书修订再版时可以补充很多细节。清史工程一直在做整理文献的工作，安庆旁边的桐城，许多人家里都有诗文集，安徽大学做了桐城派诗文集，一共有八百人的集子，姚鼐、方苞家都是几代人的诗文集，这些诗文集里也都写到太平天国了。很遗憾周锡瑞先生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文献。

        另外，我是研究晚清官场的。周锡瑞先生的书有一个观点让我很受启发，清代官员的官员生涯，“在路上”的特点特别明显。过去中国学者研究清代官员，只注重他们任内的“事”，很少关注写任外的“行”。其实这非常重要，比如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路上走了十六天，这就是一个体察民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