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那是一种误解”

        “十一”即将上映的《黄金时代》、首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开幕电影《萧红》……在《漂泊者萧红》作者、学者林贤治看来，人们对萧红始终“热情”不减：“只是大家对她个人八卦的关注，往往大于对她个性及作品的关注。”       

        有关萧红个人的议论，大约都离不开她一生中几乎不曾间断，却一直失望的男性伴侣。四个男人、两次怀孕、孩子的父亲始终不是生产时陪伴在侧的男人。从哈尔滨到香港，萧红以流浪者的身份漂泊过大半个中国。最后在贫病中客死南方，年仅三十一岁。而萧红笔下的女人同样充满悲情。她们几乎都来自农村，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但和萧红本人不同的是，这些女人往往不是知识分子。她们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林贤治说。        

        

1914年冬，萧红与母亲合影。

萧红对自由和平等的争取

        萧红出生于1911年，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五四运动那年，萧红仅有八岁。

        当时，北京高校学生大游行的最初队伍中并无女生身影，而后续的抗议游行，以女高师学生为首的各女校学生毅然加入，开女性参与街头政治抗议之先例。1921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在为女子能否入学争论不休。而北京大学却于1919 年冬率先打破“女禁”，招收了两名旁听女生，又于次年秋季正式招收8 名女生。1920 年以后的大学校园里，男女社交公开和恋爱自由俨然已成女学生的“人生追求”。争取自由、个性解放、强调男女平等，这些属于“五四新女性”的思想，对萧红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萧红小学毕业后，她那身为当时教育界名流的父亲便不准她再上中学，原因是她已被许配给了一位大地主的儿子。对方财大气粗，萧红却不屑一顾。几番争执，她总算拿“我去当尼姑”争取到了去省城上初中的权利。她来到了哈尔滨，听新近毕业的北大学子讲历史，听激进派国文老师谈白话，和志同道合的女同学一起读易卜生的《娜拉》、鲁迅的《伤逝》，也跟同学们一腔热血地参加“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路权运动。然而，纯粹的校园时光到临近毕业时戛然而止，萧红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父亲找人取消了她的学籍。 

    

        在逼婚之下，萧红想到了鲁迅《伤逝》中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突然有一天，家人发现萧红失踪了。她跟着表兄陆振舜逃到北平，继续学业。然而，家人也对她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别说钱，连冬衣也断了供给。到了九月，萧红在越来越冷的北平还是单衣一件。“你真耐冷”、“你的脸为什么是紫色的”、“倒是关外人……”同学的议论纷纷、结冰似的床、因买不起电车票的雪地徒步让萧红越来越身陷窘境。“但为了求学和恋爱的自由，她可以牺牲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林贤治说。       

        而能令萧红“不甘”而奋起反抗的，除了自由，还有尊严。在萧红的年代，以男人为中心的中国传统观念依旧天经地义。女人除了动物般的生殖，就是无休止的家务。萧红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份工作，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男人的依附品。萧红和萧军曾住在商市街25号的小屋，两人十分窘迫。萧军很忙，一早起来就要去教武术、教国文，一直忙到晚上才回来。而萧红却只能在家里面对冬日冰冷的铁床发呆，她觉得自己浑然被世界遗忘了。“在家庭中她要求平等相待，不愿意失去自我，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爱情至上主义到底是冲突的。”林贤治说。于是，当萧红开始留心招聘广告的时候，两人冲突不断。萧军一会儿骂萧红“饭也不晓得做，女人就能耽误事”，一会儿说“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然而萧红并不因此妥协。        

        正因如此，尽管有学者认为萧红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其女权意识只是源于父权、男权文化对她的迫害，林贤治依旧认为萧红还是“五四的女儿”：“她受到了时代的冲击，接受了五四所有的精神遗产，包括争取自由、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