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概念最先提出者之一伍柏麟：主编政治经济学曾惹争议

        “今年挺开心的是，拖了很久的《新编政治经济学》9月底要出版了，离上一个版本过了快三十年，增加了很多内容……”

        坐在客厅中间，伍柏麟先生虽已是耄耋之年，声音却依然中气十足，茶几上放着记者提供的采访提纲，已被先生仔细划线、写了笔记。

        陷入回忆时，伍柏麟会来回摩挲着椅子扶手；说到兴起处，自己会嘿嘿笑出声。先生家中白墙木地板，无过多装饰，亦无收藏。他笑言，“收藏要有条件，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

        “先生给人的印象并非是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的学究，更像是一个随和可亲、朴实祥和的邻家老伯。”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这样回忆道。

        这位如邻家老伯的“普通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参与了蒋学模先生（经济学家、《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先后主编了《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等丛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科学阐述，被认为是“对帝国主义部分理论作创新性研究贡献最突出的学者”；也是最先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学者之一，还被称为“北有吴敬琏，南有伍市场”。

        如今，早已离休多年，伍柏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感慨道，现在身体不太好，麻烦事情不管了，偶尔听听音乐，看看球赛。

坎坷求学

        1928年，伍柏麟生于浙江宁波。出生后不久，父亲便过世了。家中没什么积蓄，全由母亲一人操持。伍柏麟是家中小幺，待几个姐姐中学毕业去教书后，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伍柏麟和家人只能四处逃难。一路避到宁波南乡甲村镇，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由于不愿上日本人办的高中，伍柏麟和同学们步行一百多里，到宁海临时联合中学继续上课。一去一学期，吃的是盐水黄豆泡米汤，住的是草棚大通铺。

        生活从来不易。伍柏麟的母亲操劳一生，还未来得及享清福，便被霍乱夺去生命。当时，伍柏麟只有十三四岁，失去至亲，难掩悲痛，“从家走到医院的一里路上，我嚎啕大哭，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待至1945年抗战胜利，伍柏麟于1947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经济学。

        谈到为何选读经济学时，伍柏麟腼腆地笑了笑，“当时我们这种家庭环境出身的人，总希望找个好工作。我姐夫在银行工作，收入高、环境好，是个金饭碗。”

        当时，伍柏麟自己也没想到，多年后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深耕一生。

        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不久的陈彪如先生，带回了美国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回忆昔日陈教授课堂上的风采，伍柏麟说，是陈教授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条理、通俗的语言，培养了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

        虽然彼时抗战已经胜利，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接收大员的贪渎、物价的飞涨，使伍柏麟等青年学子深感不平。学生运动热情高涨，和特务交锋激烈。

        “我们有个同寝室同学就被抓了。”伍柏麟告诉澎湃新闻，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步有了认识后，他也投身运动。

        1951年，伍柏麟被分配到震旦大学当教师。“当时经济专业分计划组和理论组，计划组的同学大多是到实际部门工作，那时正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需要青年人才。我是理论组的，于是分配到震旦大学。”

严谨治学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伍柏麟调回复旦大学，担任蒋学模教授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助教。

        回到复旦大学一年后，伍柏麟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三年没回沪，最后带回的是一张全优成绩单。

        “那时压力很大。”伍柏麟回忆道，“不叫读，叫扣，很精细。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要系统联系地学。考试也很细。比如《资本论》第一章第几节的内容，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出来。”

        在伍柏麟眼里，这番苦功夫没有白下，“后来（我）做教师的基础和资本都是在人大打下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可当伍柏麟回复旦“大展拳脚”时，遇上了整风反右运动。

        反复经历着下乡劳动的折腾，搞农业、做农活、撑过船、搞过肥料……回忆这段历史，伍柏麟有些感慨，“起起伏伏，停一段好一段。社会、学校都乱了套。”

        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经济生产各项活动逐渐恢复，一切回归正轨。当时政治经济学教材缺乏，中央在全国布置了几个点，点名各高校教授编写教材。复旦大学蒋学模先生负责编写供全国理工农医学习的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伍柏麟亦参与其中。

        随后，伍柏麟领受了复旦大学另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主编任务。在这本新编教材中，伍柏麟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作了新的探索，分为社会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几篇，按照逻辑顺序和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叙述原则来安排。

        这一体系，突破了在我国应用了几十年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资本主义部分的体系，体现了商品经济是几个社会共有的关系。

        打破固有观念，难免惹争议。

        “后来1989年在一次同行编书的会议上，有人提出批评。其实我有充分依据，马克思就讲，在阐述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时，应从一般到特殊，所以商品经济摆在前面。”伍柏麟这样解释。

        在1988年，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推出第5版时，吸纳不少伍柏麟的观点。可见，其构建的理论体系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同。

 勤恳教学

        “伍先生（在课堂上）声音洪亮，尽管有宁波口音，但讲得很好，推理逻辑非常清晰，看他的文章也很舒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告诉澎湃新闻，由于蒋学模先生年纪比较大，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的课堂都由伍柏麟讲授。

        周伟林回忆道，“伍先生的讲课风采在复旦是出了名的。理论课从来都难以‘有趣’，他却能讲得那样引人入胜，魅力无穷，除了内容丰富，张弛得当，最令听者佩服的是他的出口成章。”

        而令袁志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伍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综合能力，“有一次，山西省纪委请我们去做山西发展报告，听了整个山西省的报告后，伍先生一上去就能把山西的情况梳理清楚。综合能力特别强，也说明他经济学功底很扎实，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很快就能梳理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大家渴望知识的热情尤为高涨。复旦学子白天上课，晚上亦会在宿舍走道辩论，伍柏麟经常亲临现场参与点评。偶尔，他还会邀请学生到家中讨论。

        “不一定是周末，在家是一本正经地上课，当时教学条件没这么好，老师也住在校区，这是时代的关系。伍先生会做菜，当时我们真的像父子关系，两代人的情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回想起在伍先生家听学的情景，十分感慨。

        “先生有时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有时谈起某一理论的来龙去脉，经典作家的著作原文张口便娓娓道来，有时听我们谈论当下的经济社会热点，有时干脆天南海北神聊。经常谈话间不知不觉已是半夜，先生毫无倦意，我们怕夜深了多有打扰，便起身告辞，先生却意犹未尽，于是再小坐片刻……”周伟林在回忆伍柏麟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伍柏麟在谈及往昔和学生们一起的时光时，呵呵直笑，“那时同学经过大浪淘沙来到校园，讨论都很热烈，老师也愿意一道讨论，一方面可以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可以从同学那得到启发。当时研究生的课也是采取讨论式的。”

        九十年代后，不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会选择出国深造或下海尝试。伍柏麟则一生醉心教育，刚刚改革开放时，他有机会到南斯拉夫考察学习，却放弃了。

        “没什么遗憾的。复旦这样的老教师有很多，不光我一个。”伍柏麟笑言，后来也去了其他地方考察，可能每个时代的条件不同，大家所处的机遇和选择亦不相同。

        作为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学者之一，伍柏麟却调侃自己有些“保守”，“也没想过自己会攀登到怎样一个高峰的地步，满足于现状。在这里（复旦）也不错。”

对话伍柏麟

        澎湃新闻：为何时隔三十年，才出版修改后的《新编政治经济学》？

        伍柏麟：其中有些遗憾。本来2000年就准备修改了，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新变化，由于生病的原因拖了下来。从1986年到现在，才重新出版。

        澎湃新闻：修改后增加了什么方面的内容？

        伍柏麟：这个版本基本思路还是之前的体系，当时（参与的）好几个人这次也参加了。

        现在再不出不行了。经济全球化到今天仍不断发展，是一个前进的过程，我们新编的书里加上了一篇，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不提制度全球化，制度全球化是做不到，但市场经济全球化可以。实际上这个全球化构成老早就开始了，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向外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萌芽。到了二十世纪时，有了资本输出，特别是直接投资，那更加是全球化的开始。

        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信息化、网络化技术革命后，使得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我们以这个为一篇，大概有六七章，和之前的不同了，内容也有很多新提法。

        但我们依然遵循的是，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要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要结合，加以解释和运用；同时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