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巴勒斯坦被剥夺的“叙述权”；疫苗分配与阶层

本期思想周报，我们持续关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殖民与种族清洗，其中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媒介和语言而被巩固​，巴勒斯坦是如何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同时，新冠疫苗分配也成了持续升温的话题，西方各国的少数族裔以及低收入群体接种情况是怎么样的？

巴勒斯坦被剥夺的“叙述权”

以色列数十年的定居者殖民在近期达到高峰。伴随着以色列当局暴力驱逐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以及随后以色列警方残酷镇压聚集在阿克萨（Al-Aqsa）清真寺的巴勒斯坦抗议民众，巴以冲突急剧升温。截至5月16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已进入第七天，双方交火仍在继续。15日，加沙地带的一处难民营被以军导弹击中，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8名儿童。当天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地带的一栋多层建筑，其中设有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的分支机构。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自5月10日武装冲突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至少15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41名儿童，超过1000人受伤；在西岸地区，至少有13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方面则至少有10人在冲突中遇难。

早在4月30日，《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联合创始人和总编、资深记者大卫·赫斯特（David Hearst）就在其文章《耶路撒冷将会爆炸——世界已经被警告》中警告世界，巴以冲突远未结束，耶路撒冷气氛紧张，正处于“爆炸的边缘”。伴随着以色利日复一日对巴勒斯坦的蚕食、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大、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以色列境内多地已爆发巴勒斯坦人反对定居者殖民的抗议，并逐渐演变成全国性运动。这些抗议者并非完全出于宗教动机，大多数也不是保守派，他们年轻、无统一领导，与法塔赫或哈马斯关联不强。“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拜登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被国际社会抛弃，被媒体无视，被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背叛，被不关心他们需求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忽视，他们的命运现在只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在走上街头。”赫斯特担心，以色列当局陆续展开新一轮拆毁未经规划许可建造房屋和驱除巴勒斯坦居住区居民的行动，可能会成为点燃更大规模抗议和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现实不幸被他言中。按照原计划，以色列最高法院预计将在2021年5月10日就从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巴勒斯坦居民一事作出裁决。如果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驱逐裁定，则 13个家庭共计58人将被驱逐。5月6日，巴勒斯坦人开始在耶路撒冷聚集抗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将做出的驱逐决定。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5月7日，抗议民众聚集在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并与前来镇压的以色列警方爆发冲突，造成数百人受伤。在5月10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遭以方还击后，“导火索”已将“炸弹”彻底引燃。

在半岛电视台的萨米赫·奥德看来，作为此次冲突导火索之一的驱逐谢赫·贾拉街区居民事件是以色列持续推进的定居者殖民全面计划中的一步，为的是通过犹太人定居点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利用分割和孤立战术加强以方控制、瓦解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奥德提醒，仔细研究诸如石墙、定居点、种族隔离墙、过境点等建筑工程如何发挥作用，有助于辨清以色列定居者殖民的具体运作机制。从建筑的选址（如何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孤立起来），到建筑的地理位置（以宗教为由将定居点设于高地，便于监视和控制），到建筑的视觉语言（外墙使用“耶路撒冷石”以唤起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使用统一的“以色列民族”建筑风格），再到配套基础设施（从设立天线接收信号逐步扩张到全面综合的定居点），建筑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霸权和社会控制的烙印，满足了以色列当局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借助这一权力-形态学的分析视角，以色列数十年的定居者殖民进程愈加清晰可辨。

霸权不仅凝结于建筑中，也在语言使用中不断再生产和强化。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对以色列的暴行视而不见，借助特定叙事框架和语言选择自然化殖民主义、遮蔽国家暴力，这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也体现的尤为明显。BBC的相关报道标题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挑衅行为“作出回应”，全美广播公司（NBC）的相关新闻标题“耶路撒冷紧张局势加剧，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路透社的标题“耶路撒冷暴力事件导致火箭弹和空袭”，雅虎新闻头条“被哈马斯火箭弹袭击后，以色列空袭加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流行叙述将事件简化和定性为“巴以冲突”，这本身就是在遮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殖民暴行，“冲突”的说法模糊了施事者和受事者之间的区分和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道德关系，仿佛在暗示“冲突双方均有责任”而且“双方施展的暴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这两点均和事实相去甚远。

布兰科·马赛蒂克（Branko Marcetic）在《雅各宾》杂志发文指出，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会如实陈述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发生在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一系列暴行和挑衅之后，其中包括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月份，由警方展开对伊斯兰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的袭击，致使包括礼拜者在内的数百人受伤，以及11日以色列军队再度袭击聚集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巴勒斯坦人。况且巴勒斯坦人内部也对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击看法不一，一些人相信，与抛弃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西岸领导人不同，哈马斯的炮击是巴勒斯坦军队保护人民的英勇之举；其他人则认为，哈马斯是在利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基层群众运动成果。在政治上，事态升级对哈马斯而言几无损失而收获良多。此外，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巴勒斯坦人民抗议以色列推进定居者殖民的大背景下——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和巴勒斯坦人投掷的石块都是对以色列持续的系统性驱逐、蚕食和镇压的绝望反应（相比之下，以色列外交部将发生在谢赫·贾拉的事件描述为“地产纠纷”）。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比所谓引来其报复的火箭弹袭击要凶狠和致命得多。以色列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因此，“冲突”叙事中暗含的“双方都有办法对对方采取同样的暴力”的权力动态根本不存在。用艾夏·卡图恩（Asia Khatun）的话来说，传统西方媒体的这些叙事语言选择导致了一体两面的后果：一方面，这些“冲突”被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以博人眼球；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的死去在这些叙事下沦为一种定期发生、不足为奇的平凡事件。殖民主义的正常化始于语言。

社交媒体审查和对学术自由的侵害构成了语言问题的另一组成部分。作家、诗人和独立学者奥马尔·扎赫扎在半岛电视台撰文称，著名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于1984年提出的问题——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permission to narrate）——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科技公司和社交平台动用自己的审查权限愈加严厉地审查和压制巴勒斯坦人的声音，这构成了种族隔离的重要一环——“数字隔离”。例如，今年4月，在以色列政府和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压力下，线上学术活动“谁的叙事？什么是巴勒斯坦的言论自由？”遭到Zoom、Facebook和Youtube的审查和禁止。Zoom给出的理由是，与会者之一的莱拉·哈立德来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Facebook删去了该学术活动的宣传文章，并彻底删除了有关AMED研究项目的页面，堵住相关讨论的发生。除此以外，最近几天，许多个人用户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下以驱逐谢赫·贾拉街区巴勒斯坦居民为代表的以色列当局暴行，然而，这些用户称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一直在“系统性地审查”他们发布的内容，试图通过删帖和封禁帐号使他们噤声。在当下，世界尤其需要听到来自巴勒斯坦的声音，尤其需要保障使用社交媒体发声的自由和学术讨论的自由，这对于让世界目睹以色列的结构性压迫和暴行而言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israel-jerusalem-palestine-ready-to-explode？fbclid=IwAR1akPWaOWwlJQrTpV3mjx0xwC2DSw-QysAItxvJMcjMX8Wb83vN1Cdjqv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5/israel-palestine-sheikh-jarrah-al-aqsa-mosque

https://jacobinmag.com/2021/05/media-press-palestine-israel-gaza-violence-hamas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sheikh-jarrah-israel-palestine-western-media-coverage-euphemism？fbclid=IwAR39Gbm6hnen8I_aEcKJet9OAIbEuA5hhJC8UNnWPlNW1T9AFM94ZU7HzUU

疫苗分配与财富有关吗？

随着各国不断推进疫苗接种，在一些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疫苗接种率差距也被逐渐拉大。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获得疫苗接种是“理所应当”甚至”轻而易举”的；但是对于低收入地区的人群而言，对疫苗的接受程度和接种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而低收入地区往往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区域。甚至在某些地区，高收入人群更是通过种种方式“抢走”了本属于低收入人群的接种机会、或优先接种到了有效性更高的疫苗；在这样的状况下，低收入社区的疫情问题无法得到缓解，更可能对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

2021年5月13日，美国加州，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疫苗歧视与分配不公——新冠会成为一种“穷人病”吗？

“央视网”在文章《疫苗接种中的种族歧视 美国少数族裔“被忽视”》中报道，据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3月29日，美国白人中有25%的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而非洲裔与拉丁裔接种疫苗的比例分别为15%和13%。美国媒体指出，在疫苗分发、预约和接种等相关流程中，少数族裔相比白人均处于劣势地位，导致有资源的白人能够跨地区尽早获得疫苗，而少数族裔只能苦苦等待。

首先，在白人、富人区随处可见的疫苗接种站点，在少数族裔、低收入社区却十分稀少。以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为例，这里的梅特卡夫公园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族裔社区，也是该市新冠肺炎确诊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在政府逐渐扩大疫苗接种范围时，该地区却并不在列。其次，由于普遍缺少网络资源，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缺少交通工具等原因，少数族裔很难在网上成功获得疫苗预约。[1]

事实上，这样的接种率差异与接种区域的收入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据KTLA5新闻报道，在洛杉矶县，西区较富裕的社区和海滩社区的疫苗接种率最高，远远超过了洛杉矶南部和东部的低收入地区。布伦特伍德，韦斯特伍德，太平洋帕利塞兹，比佛利山庄，兰乔帕洛斯维德以及沿海地区赫莫萨，曼哈顿和雷东多海滩等社区的居民中，有超过45％的人口接受了疫苗接种。而在例如康普顿（Compton）和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等地，接种疫苗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整个大流行期间，洛杉矶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较为不富裕的社区，例如博伊尔高地（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最低），当地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据公共卫生局数据统计，截至4月23日，洛杉矶最贫困地区的新冠患者的死亡率仍然是洛杉矶最富裕社区的死亡率的三倍以上。[3]

《洛杉矶时报》在其报道中强调了为低收入地区的人们提供疫苗接种和健康保障的必要性。在过去几个月疫苗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下，决定哪个群体可以优先使用疫苗一直是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洛杉矶的官员表示，“在这场疾病过去之前，我们无法安全地重新开放我们的经济。诚实地说，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开放经济），除非我们可以解决那些特别容易受到这场大流行及其致命影响的社区的问题。”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医学社会学家理查德·卡皮亚诺（Richard Carpiano）表示：“一种新的健康治疗或工具得不到公平分配是很常见的，这导致了获得新免疫保护的人群存在差异。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美国黑人对医疗界的不信任，以及某些社区缺乏医疗服务提供者；拉丁美洲人可能不愿意相信政府的项目，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存入数据库。健康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表明，需要针对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干预，比如在人们感到舒适的地方给他们接种疫苗。”[4]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诸如华盛顿等城市，大量来自较富裕、以白人为主的社区的人不断涌入疫苗预约系统，在有限的疫苗供应中占据了过大的份额，他们甚至涌入了过去专门服务少数族裔的非盈利机构寻求疫苗接种。

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城市面包”（Bread for the City）的负责人乔治·琼斯（George Jones）表示：“突然间，我们的诊所里全是白人，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过去基本只为非裔美国人服务。”

在底特律，当地居民更是意识到了分配给不同种族以及社区之间的疫苗存在的差别。在没有获得有效率达到95%的Moderna和辉瑞（Pfizer）的疫苗的情况下，较为贫困地区的人们只能接种有效率为72%的强生疫苗。来自底特律的28岁黑人律师，罗根·帕特蒙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仅仅因为分发强生疫苗最为简单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你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种族隔离的、富裕的地区得到更好的疫苗，而穷人和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被告知，‘忍忍吧。’”由于这些区别对待的存在，低收入社区和少数族裔对于卫生局与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与日俱增。

要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官员们担心，挑选出优先访问的社区可能会招致涉嫌种族歧视的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对自己疫苗拨款的控制程度，以及它们的政治领导是否与监督县或州当局的领导一致。例如在以民主党为主的达拉斯县，共和党州长与州卫生部门就否决了该县首先向某些少数族裔社区提供疫苗的计划。[5]许多地区试图优先为低收入区域的少数群体提供疫苗接种的努力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也因此被迫取消。

与财富无关，与防疫有关——另一种疫苗分配的逻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与美国和欧洲“富裕群体可以优先接种疫苗”的情况不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提出了“优先为穷人接种”的疫苗分配计划。然而，被优先考虑的大多数墨西哥社区的病毒感染量相对较低，且大多数是农村或半农村城镇，专家更是指出：那里的人们可以做好基本的防疫工作。哈利斯科州卫生部长费尔南多·彼得森·阿兰古伦（Fernando Petersen Aranguren）说：“这在流行病学中是没有根据的。” 阿伦格伦希望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分发疫苗，那里已经有超过7.1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几乎完全控制了疫苗采购和分发的联邦政府却向他提供了一张需要优先处理的小城镇和村庄的名单，并要求他优先为这些地区提供疫苗。

奥夫拉多尔对于疫苗接种的安排非常严苛，甚至将医护人员的健康置之不理。在政府为穷人提供疫苗的过程中，许多负责疫苗接种项目的护士和医生都还尚未接种疫苗。“在这里很可怕，没有疫苗就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我们能做什么？”分配到圣佩德罗的护士之一西尔维亚·加西亚（Silvia Garcia）说，“我们不能拒绝工作。”

奥夫拉多尔告诉记者：“我们从最偏远的社区开始（提供疫苗），那里有更多的需求，而且那里没有足够的卫生基础设施来应对新冠病例。”他驳斥了自己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疫苗的说法，并表示“这是一种冒犯。”但是在大流行期间，即使在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几乎没有向该国的穷人提供经济援助，许多批评家也指出，奥夫拉多尔的做法不过是为获得选票的政治手段。[6]

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的东区，卫生当局决定优先为无家可归者和边缘化群体接种疫苗。作为加拿大最贫穷，最肮脏的城市之一，这个社区充斥着滥用药物、贫困以及其他问题。自2021年年初以来，当地卫生当局为市中心东区的无家可归者和居住在庇护所或辅助生活住房的人群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该组织设立了流动疫苗接种帐篷，甚至向接种疫苗的人提供5美元的奖励。

负责监督该计划的卫生当局公共卫生官员Althea Hayden博士指出，为城市中最弱势的人群提供疫苗是一项公共卫生任务：当地的人（感染新冠后）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区人群的四倍。他们中许多人免疫系统受损，无法实施自我隔离，同时他们感染该疾病并将其传播给他人的风险更高。尽管一些民众抱怨，在自己无法获得疫苗时，他们所缴纳的税款却要用于资助无家可归者的疫苗接种，但更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了为边缘社区提供疫苗的必要性。[7]

与奥夫拉多尔在不考虑城市实际感染人数的情况下，执意为穷人提供疫苗接种不同，卫生当局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东区组织的接种，既为难以接触到疫苗的群体提供了卫生保护，也直接对该市，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兼顾疫苗分配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也应该成为各国卫生当局的防疫目标。或许，当官员说出“疫苗接种与财富无关“的同时，他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接种疫苗的本质，即创建一个人人更为安全、健康的环境。

参考文献

[1]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jBIVdByKd7RzIC32fdu210408.shtml

[2] https://ktla.com/news/local-news/wealthiest-los-angeles-county-neighborhoods-continue-to-see-highest-vaccination-rates/

[3]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data/index.htm#graph-deathrate

[4]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1-03-05/california-is-flooding-hardest-hit-areas-with-vaccines-to-stop-covid-will-the-new-gambit-work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02/health/white-people-covid-vaccines-minorities.html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mexico-coronavirus-vaccine-lopez-obrador/2021/02/25/81c28c50-76ad-11eb-9537-496158cc5fd9_story.html

[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3/world/canada/vancouver-covid-vacc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