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中国近现代的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

马列主义文献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于2021年5月15-16日在上海朱家角召开了“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文汇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陈云纪念馆、山东华宇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次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自2008-2012年联合策划举办多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的再度合作。

会议现场

15日上午，研讨会正式开幕。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研部的张霞主任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党委书记刘金华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分别致辞。开幕式结束后进入主题报告环节，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邹振环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副主编左玉河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恽代英译〈阶级争斗〉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传播》的报告。他指出，阶级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社会现象，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点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之一。由考茨基原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该书所阐述的阶级分析法，为早期共产党人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叶隽教授作了题为《译文质变的侨易节点与“翻译心灵”的呈现——以陈望道、成仿吾等的〈共产党宣言〉汉译为中心》的报告。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代名篇，具有极高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其东渐入华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化张力的译介、阐释、接受、博弈与形变的侨易过程。他借鉴译文学与侨易学的理论资源，聚焦于该书首位译者陈望道（1891-1977）与五次译者成仿吾（1897-1984）二人的翻译文本与翻译史过程，通过关注二者共享的留日背景，区分其由日文（英文）转译与德文直译的不同路径，进而将作为译介主体的人视为文本流转过程中的关键性侨易节点，在更为开阔的知识空间中理解观念、文本、核心词、译者等的交互作用，考察了这部经典文本漂洋过海、辗转流易并最终在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语境中生根发芽并获得观念转化为实践的巨大成功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晞教授作了题为《辩证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自然辩证法》的报告。她指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翻译与自主学习为核心而开展，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她通过对“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细致考察，对学界以往关于“辩证法”这一术语源自日文、且由“弁証法”转译而来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进而介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两国有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讨论与译介，指出中国学者在翻译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前，关于其手稿和核心思想已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途径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而且中日译文间的时间间隔相当短。在此基础上，高晞教授重点介绍了潘谷神（1888-1946）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概论》，她认为，潘氏是最早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精髓的人物之一，在译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并将其思想应用于现代科学的研究和指导革命实践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会议现场

主题报告结束后，研讨会进入专题研讨环节。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和“书报译介与述评”六个主题。

“《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专题，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福康主持、同济大学教授叶隽评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首先作了题为《〈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Aufhebung”对应词的演化趋势与诠释转移》的报告。她指出，以往学界虽指出建国后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存在语词尖锐化问题，但论者所选取的参考文本不准确且存在忽略文本版本更新的问题。她通过审视《共产党宣言》译本中“Aufhebung”对应词“消灭”、“废除”等语词的变迁趋势，认为建国前《共产党宣言》文本翻译时存在语词尖锐化的过程，至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时达到顶峰。但建国后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则反映出一种“去尖锐化”、回归德文原初语境之尝试。同时，尽管“消灭私有制”的译法依然没有改变，但其相关的名词解释与诠释性文本的重点已经从革命行动绝对化阐释向条件性解读转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作了题为《从“阶级制度”、“阶级压迫史”到“阶级斗争史”：二十世纪早期〈共产党宣言〉与阶级进化史观的接受》的报告。她指出，以阶级二分对立为主线的历史进化观，是“阶级斗争”学说在二十世纪早期被接受、广为流传的主要思想内涵。清末民初，中国人普遍观念中依然保留着官阶等级为主的传统制度“阶级”思想。随着近代平等观念传入，反对政治与社会不平等要求“阶级制度”中的“阶级压迫”特征被突显。“阶级”的等级制度内涵，渐渐转化为社会人群的二分、对立、压迫与奴役的特征。2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下，具有改造意义的“阶级斗争”语汇代替“阶级压迫”流行起来。20世纪初始传入的《共产党宣言》在阶级进化历史观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引导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曹文博作了《陈瘦石译〈比较经济制度〉出版史实考——兼论其附录〈共产党宣言〉相关问题》。他指出，陈瘦石在翻译《比较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将附录中的《共产党宣言》一同译出。中文版《比较经济制度》（下册）通过审查并出版，使得附录中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唯一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译本。该书的出版，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陈瘦石翻译、重庆市书刊杂志审查处审查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多个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各个环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多个不同的主体主导，呈现出社会诸多要素与出版活动之间的复杂互动。

“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专题，由复旦大学档案馆馆员孟瑶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蒋凌楠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黄燕生，代表同为“老三联”后人的张国男、郑璀、艾屹梅等人，作了题为《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的翻译与出版》的报告。她通过文字史料与口述材料，回顾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推出的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的翻译出版全过程，并阐明了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的仲玉花作了题为《文化交流视域下〈近世社会主义〉早期汉译考察》的报告。她指出，20世纪初，留日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汉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1903年出版的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她将《近世社会主义》的早期汉译纳入文化交流视域，通过原著和汉译本的对比考证，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与传播过程，审视了译者及译介在其中的文化传输作用。

“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专题，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主持、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仲玉花评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潘喜颜首先作了题为《清末广智书局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的报告。她指出，清末翻译出版了多本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译作单行本，其中广智书局出版的数量最多，共有两类：第一类是直接介绍社会主义流派和活动的译作，如《近世社会主义》等；第二类政治类、大势类著作中涉及到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作，如《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等。这些译作为苦苦寻求救国方策的爱国进步人士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想指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前期铺垫和准备，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洁作了题为《生活书店出版马列著作的译者群体研究（1937-1947）》的报告。她指出，生活书店作为上海出版业的代表，自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开始日益走向进步出版的道路，其出版不仅仅涉及大众文艺类书刊，在中华民族需要探索革命道路，实现救亡图存的年代，更加关注对马恩著作、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关的哲学著作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相关著作的译介，在此过程中逐渐团结和形成了一支有影响力的译者群体，其中包括张仲实、柯柏年、钱亦石、沈志远、博古、张闻天、许涤新、章汉夫等。她以生活书店出版的译著为中心，从其译者群体的生平思想、翻译成果、翻译倾向等角度展开研究，在挖掘译作史料和译著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译著出版对马列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价值。

复旦大学档案馆的孟瑶作了题为《刍议大江书铺》的报告。她指出，陈望道、汪馥泉、冯三昧等人在民国书业林立、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创办了大江书铺。在大江书铺创办的六年间，虽然经营困难，地点几经变更，内部股东矛盾不断，但依旧出版了大量高质量书刊。大江书铺出版书刊以译著为主，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重要的左翼出版机构，大江书铺在知识分子间搭建联络，并为“革命文学”论争提供平台，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据点。

“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专题，由山东华宇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继华主持，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仲玉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喜颜共同评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福康首先作了题为《百年前马列主义对郑振铎的影响》的报告。他指出，郑振铎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著作家、出版家、翻译家，但以往研究却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郑振铎所以能获得这些成就，是与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重要影响分不开的。仅以五四时期为例，他在当时的思想起点就远高于很多学者和作家，因为从那时他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引导，此外他还翻译过列宁的文章。陈福康教授通过梳理这段历史，重新讨论了郑振铎与中国近代马列主义的关系。

文汇出版社高级编辑黄勇作了题为《译作、译者和中国化：生活书店版马列经典著作的影响力探析》的报告。他指出，生活书店自1937年开始，大量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他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尚未引人注意的问题：一、出版了哪些马列经典著作？通过对1937－1941年生活书店书单分析，列示出经典著作的书目，从而说明这一时期，生活书店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二、哪些人成为马列经典著作的译者？张仲实、沈志远、钱亦石、吴亮平、徐冰、柯柏年等成为马列经典的主要译者。三、哪些人阅读这些马列经典著作？生活书店版马列经典著作不仅在国统区经售，而且在根据地流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高明作了题为《王云五、公民书局、“公民丛书”与19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的报告。他指出，19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为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青睐，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加深了普通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王云五编辑出版了“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丛书”，冀翻译东西新学以开启民智，其中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参与创办的公民书局亦曾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分售处。虽然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对其在1920年代的翻译出版发行活动多有掩饰，但是这不并能抹杀1920年代早期公民书局、“岫庐公民丛书”“公民丛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专题，由国家图书馆的刘洁主持、上海商学院讲师刘叙一评论。山东华宇工学院的李继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漫谈陈译〈共产党宣言〉在文艺作品中的被演绎》的报告。他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是有关文艺或纪实作品中经常被反映和渲染的重要内容。这种反映和渲染，既表现了陈译《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加深了人们对陈译《宣言》的认识和了解；也有一些与历史事实不尽符合的虚构或描述。这些虚构或描述，有的属于合理的艺术构思，有些则有违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他认为，有关文艺作品对陈译《宣言》的反映和描绘，应该尽可能依据历史事实，努力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映珵作了题为《“帝国主义”的翻译问题——以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的论争为中心》的报告。她指出，在近代中国，对“帝国主义”的翻译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场域。她聚焦于大革命时期，论述了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如何从自身的政治目的出发对“帝国主义”翻译问题进行争论，并尝试回答“帝国主义”与Imperialism的互译性是在何时因何故稳固下来。刘文海以“大国家主义”译Imperialism，引发余家菊的质问和张闻天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趋于稳固的外在标志是五卅运动，内在线索是民族主义观念上的“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概念中的“帝国主义”的融合。

浙江师范大学讲师蒋硕作了题为《鲁迅译苏俄文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系初探》的报告。他指出，鲁迅是民国时期较早集中译介苏共文艺理论和政策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是中国最早对这两大苏共文艺理论家的译介之一，产生了较大影响，学界多有讨论。但鲁迅本人比较看重的转译自日本的苏共文论及政策《文艺政策》和《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却较少有人研讨。他通过梳理两个译本的核心论点，并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具有较大关联，后者讨论的很多重大问题在前者中已有涉及，并且两者间的论述和结论有着较多的重合和一致性。他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吸收了鲁译的精华，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与政策形成的先驱地位和重大影响应该得到重新评估与再认识。

“书报译介与述评”专题，由文汇出版社的黄勇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高明评论。上海商学院的刘叙一首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的初期译介——以〈现代〉杂志为中心（1932-1935）》的报告。她指出，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的盛行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而于“淞沪抗战”后创立的首份“非同人”性质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Les Contemporains，1932-1935），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真正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翻译旅行。至此之后，左翼文艺理论家们便通过大量翻译、传播或阐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著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文艺活动。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整体译介潮流中的特殊实践，对于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下我国的译介和传播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夏琪作了题为《论编译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报告。他指出，《新莱茵报》原版报纸是马克思办报的原始史料和基础文本。但由于170多年的时间间隔、复杂的历史背景、难以流畅阅读的哥特式花体字，导致新闻学学科至今无人阅读过这份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遗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较多文章，错误收录了一些并非他们撰写的文章。我国现有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的依据是少量译文和其他二手材料，缺乏的学理性和系统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准确而忠实地翻译《新莱茵报》，将研究建立在完整史料的基础上。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师李俐作了题为《马列主义文献汉译述评（1978–2019）》的报告。她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马列文献的翻译出版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质与量的双重提升，呈现出新的特征。从翻译底本选用来看，译本直接依据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或重译，更加注重对原著文本的细读与深耕，译本中呈现出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情形；从翻译策略上看，对关键概念翻译的系统性加强，全集编译与精编选译的方法并用，既注重译本的准确性，也注意传播的便捷性，更好地回应了实践的需求。马列主义文献的新译和重译，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翔实的基础文本，而这种翻译与研究并重的学术翻译方法也不断激活了经典著作的内涵。

专题研讨环节结束后，研讨会进入圆桌讨论的环节，由《中国出版史研究》副主编张玉亮主持，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玉河教授、同济大学的叶隽教授等人先后发言，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回顾与总结。邹振环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学术合作计划的重启，该计划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从多学科、多角度考察中外交流史和翻译出版史。本次研讨会聚焦于马列主义文献在近代中国的汉译出版，从各位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以及会上的热烈讨论来看，可以说很好地完成了研讨会的任务。左玉河指出，与会者从出版史、翻译史、新闻史、思想史等多个角度对近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文献进行了再考察，体现了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趋势。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考证、解释历史，希望年轻学者今后能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在理论阐释方面再作进一步的努力。叶隽则指出，本次研讨会将作为红色文化代表的马列主义文献与中国近代翻译史、中外交流史结合起来，为相关研究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后的研究方向，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更多、更好的理论资源，并从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出发，逐渐发展形成一套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