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军事化：虚幻的前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心消除所有对日本国际雄心的质疑，并重申日本作为“一等国家”的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安倍政府采取了一个进取的国内政策议程，即首先重振经济，以便为高姿态的国际角色打下基础。安倍的信心与政策焦点已经引起对日本“再军事化”（remilitarization）的批评与不安，以及对日本和中国正投入一场具有潜在危险的东亚军备竞赛的日渐担忧。然而，日本再军事化的前景是虚幻的，就如同对东亚即将发生战争的担心一样，尽管发生误判或意外冲突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毫无疑问，安倍想要改变日本的地区安全角色。其政府已经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建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以立法形式使日本能在危机中更加应对自如。他还出台了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并重新解释和平宪法以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关于获得进攻性打击能力的讨论也在日本复活了。最重要的是，安倍想要重振日本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        

        然而，束缚仍然存在。对宪法的重新解释中仍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公众仍然从根本上反对一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并深刻怀疑军队扮演的任何角色。（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日本只拥有“自卫队”；这也许是在语言上耍的花招，但却是这个国家 “再军事化”之前必须面对的一个心理障碍。）大部分日本民众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民意调查始终显示，除环境问题之外，很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扮演一个地区性的角色，认为日本应该扮演全球性角色的人则更少。        

        日本未来的防卫能力还有其他方面的、同样强有力的限制条件。首先就是预算。安倍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 2014 年的防卫开支上升了 0.8%，并提议在 2018年之前每年保持 3%的增长率。这些增长如果能够全部得到实施，将可能达到 90亿美元，比当前的防卫预算增长 16%。这实在算不上再军事化。

        把这些提议中的增长放到历史背景中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日本的防卫开支在过去 25 年中只增加了 30%。实际上，日本在 2013 年略微减少了其防卫开支（下降 0.2%），自 2009 年以来，防卫预算下降了 0.5%。客观地看，安倍提议的防卫开支增长实际上是克制的。        

        当我们考虑到日本所购买的武器种类时，这种克制就更加明显。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是一支十分强大的防御型海上力量，但很少有分析者把计划中的扩张看作创建一支可以投送力量的蓝水海军的真实尝试。2013 年 10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河野克俊上将强调，将把扫雷、反潜作战、打击海盗等能力以及指挥和控制的现代化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而日本未来的防卫采购能力也存在实质上的限制。正如菲利普•德•科宁（Philippe De Koning）和菲利普•利浦西（Phillip Lipscy）指出的，日本的人事部门开支巨大，以至“把重点从获得转向了保养，维修费用飞涨：在冷战结束时，维修费用大概是采购费用的 45%，而现在高达150%。”简而言之，虽然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并且把岛屿防卫放在优先位置，但这与向自己的岛屿之外投送力量还相去甚远。        

        此外，当前的防卫预算增长仅仅是预计的：安倍想要的和他实际得到的之间也许会有很大的差距。增加防卫预算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状况，通货膨胀可以消耗任何在防卫开支上的增长。如果经济总体上表现欠佳，想要集中资源增加军费将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经济数据有好有坏。日本央行正尽全力终止通货紧缩，物价开始缓慢回升（虽然通胀率 2%的目标仍未达到）。政府继续采取刺激措施，但增长仍然难以捉摸。在 4 月 1 日消费税上调之后，2014 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1.8%。经济学家可以解释季度波动；但更令人烦恼的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还鲜有成功的证据。支持者说，现在就评判改革努力为时尚早，但需要尽快有乐观的迹象出现，否则日本将面临所有可能的最糟糕状况：上涨的通货膨胀，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政府债务。在那种状况下，安倍的雄心壮志就不可能实现了。        

        更令日本防卫鹰派烦恼的是人口趋势。日本有接近 26%的人口在 65 岁以上，该数字到 2035 年将超过 33%。这意味着在政府预算——或者至少是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31%以上的公共福利开支——增长的同时税收缩水，为养老金提供财源将日益艰难。老年人口会反对把有限的税收用于军事，特别是当这意味着在健康和长期医疗上投入更少。而老年人将会投票，这意味着他们的偏好会得到反映。老年人更加保守，比较不愿意承担风险——包括军事冒险。他们更不会愿意把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资源——年轻人——派上危险的征途。        

        日本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变得“更正常”，应该在提供国际或地区安全的公共产品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但这与更多的日本民众所持有的、同样强有力并令人信服的信念相抵触，后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应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充当坚定的“寻求和平的国家”的典范。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把和平主义视为“搭便宜车”（cheap riding），但这无论如何都是过于愤世嫉俗的解释。许多日本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国家的宪法是保证和平的重要而且独特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战后的历史是和平宪法的力量和日本“软实力”的闪光的例证。宪法第九条被提名 2014 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表现。尽管安倍政府追求对宪法的重新解释——或者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信念仍起到了平衡任何轻率行为的作用。        

        简言之，虽然安倍谋求让日本变成一个活跃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力量，他的国民是否会和他保持一致仍然是个未知数。这个国家总体上看更专注于国内而不是国外。        

        也许对日本全球角色的最有力限制来自外部。一个关于欧洲在 1914 年的经历有可能在一个世纪后的亚洲重现的恐怖预兆已经出现，民族主义、现代化和领土争端最终通向战争。然而，日本在二十世纪的变革及其导致的帝国主义，产生于不同的环境。19 世纪末，日本面对着已经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几乎完全殖民地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后者的武力逼迫下向国际贸易打开了国门。清王朝——拥有这个地区霸权超过 200 年的国家，正受困于内乱和外患。传统上维系东亚国际关系的整个地区规范和制度体系，随着代表现代国际关系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得支配地位而分崩离析了。在所有东亚国家尝试理解、反应并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的到来之时，出现了一个贯穿东亚的权力真空，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刻的知识真空。        

        日本在 19 世纪末面临一个选择：等着被殖民甚至作为一个国家消失，或者进行激进的变革。它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并且做得异常好。在一代人之内，它就成为亚洲的领先国家，并在战争中打败了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日本采取了西方的政策和在很多方面的实践，并做得比它的西方“导师”还要好，成了一个西方需要认真对付的全球工业和军事力量——但它的“青出于蓝”并不总是在好的方面。        

        日本在 2014 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一个世纪之前截然不同。没有西方列强在威胁着这个地区，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印度同样在上升，韩国、印尼等中等国家也在寻求国际空间。没有任何力量真空或知识真空需要填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有着各种伸张自身利益和抑制复仇力量复活的手段，无论这种力量是中国还是日本。日本与其邻国间的差距比起一个世纪前已经小了很多。今天的韩国是一个富有、强大并且正在寻求自己未来远景的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成为安定的国家。此外，国际体系的规范也发生了改变。单方面改变现状已不再被接受。或许最明显的是，该区域的经济已经由于贸易、投资和旅游而相互交织在一起。        

        坦率地说，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反，今天的国际环境比起 100 年前要和平、稳定得多，尽管日本在其所称的“离岛”与中国争执不休。虽然中国和日本在“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问题上争吵，但中日两国都没有启动通向战争的步骤——双方都没有对对方实施制裁或是限制它们之间庞大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双方的渔民和海岸警卫队相互对峙，但海军并未交火。或许最重要的是，双方都确定无疑地接受对方国家的存在——没有征服或殖民化对方的企图。所以，尽管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且需要谨慎地处理，但这与计划消灭对方或征服对方国家及其人民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韩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紧张的海洋争端，像中国人一样，韩国人对日本过去的行为也有着痛苦的记忆。但正如中日关系一样，日韩之间也不太可能爆发战争，双方准备将它们各自的主张诉诸战争以外的方法。摩擦持续不断，紧张时涨时消，但韩日两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理解积极的双边关系具有的价值和重要性。两国间的争吵嘈杂而尖刻，但感情上的厌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仍然受到限制。

        坦率地讲，并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处在国家存亡的险境。如果生存威胁并不存在，那么凝聚国家意志去创建并维持一支足以投送力量并威胁其邻国的军队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最后是关于美国。美国相当严肃地扮演着地区安全保证人的角色。亚洲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加的利益的明确表达，它有力地提醒人们，华盛顿将保持对亚洲事务的深入参与。这种参与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美日同盟历史上一直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但众多研究显示，美国的同盟也是华盛顿影响这些盟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特别是用来限制它们扰乱地区秩序的能力。如果放任盟国自行其是会带来地区不稳定，那么美国就不会那么做。美国对安倍首相 2013 年参拜靖国神社表达“失望”，就证明了华盛顿是不会犹豫对任何威胁地区稳定的国家——即便是它的盟友——表达担忧的。总之，一些国家抗议美国准备给东京“松绑”，让它自行其是，那是荒谬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届日本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当日本政客或民众担心同盟管理不善或受到冷落时，政府就会垮台。（当然，美国并没有空头支票。）随着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对同盟的需求在日本更有说服力了。除非美国的政策出现不可预见的突变，美国如果担心东京会对地区事务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就会约束日本。        

        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应当破除有关日本正在再军事化并对地区构成威胁的说法。日本的防卫政策正为适应一个变化着的地区环境而演变，但认为日本可以威胁其邻国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它既没有这样做的意愿，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      

        而且，国际环境早已时过境迁。尽管军事冲突并非不可能发生，但使用武力的规范已经与 100 年前不同。在当下，安倍政府的一项外交政策是拒绝任何国家任意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权利。如果一个再军事化的日本构成威胁，那么其最重要的前提恰恰是否认这一原则；否则，任何类似的政策改变从本质上说只是防御性的，用以防范针对日本的单方面行动。

        那种认为一个再军事化的日本会动摇亚洲稳定的论点似乎是说，区域稳定是脆弱的。它假设其他国家缺少对抗一个侵略性日本的有效手段。然而，与 100年前不同，亚洲国家，即便是那些小国，都愈发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有国际制度和法律机制保护它们的主权。与它们的自身能力相结合，这应该完全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亚洲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之中。如果 150年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工作原理是“分而治之”，那么今天“区域稳定与和平”就与这个世界利益攸关。这些机制、体制和信念的结合，对任何寻求单方面利益或企图扰乱地区稳定的国家，都形成了强有力的限制。

        第二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是，美国人以及其他希望看到一个坚定自信、雄心勃勃的日本的人，将会面临失望的风险。日本将变得强大而安全，但从长期看不大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有为的国家。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把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期待缩小到更现实的范围内，确保这个强大的联盟持久存在。日本可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国家，一个在社会、人口和经济转型中保持富裕和民主的鲜活而有启发性的实例。（我们得假定，即便是这样的角色日本也不一定能胜任。）但它可能不会成为我们想象的那种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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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The Myth of Japanese Remilitarization”，发表于 The National Interest 网站。布拉德•格罗瑟曼（Brad Glosserman）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执行董事；康灿雄（David C. Kang）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贸易教授、韩国研究所主任。本文中文版刊于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海外智库观点要览》2014年10月20日第5期。郭彩琛译，归泳涛校。“澎湃”经授权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