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城市史话①：最大的京城，最多的人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京城必须是最大的城市。只要是在中国。

        无须讨论，也不用辩驳。这不是我说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篇说的。

        《考工记》原是春秋时期记载公营手工业制造工艺和规范的文献。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呈进《周礼》时，发现《周礼·冬官》遗失，这才用《考工记》来补缺。《考工记·匠人》“营国”篇，反映了西周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守则，并在《逸周书》、《左传》等诸多史料中得到验证。一如我们所熟知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城市规模、城门设置、交通干道网规划、规划用地单位（井田单位“夫”）、横纵坐标（“经纬”），寥寥几十字，胜却文本无数。

        “国”便是“城”。所谓封建制度，即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卿大夫。各自按照分封的爵位尊卑区分营建体制，建立自己的城邦国家。一如春秋年间楚国范无宇所言：“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毛拇毛脉搏”（《国语·楚语》）。一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城市体系分为三级：王城、诸侯城以及卿大夫采邑。以王城为基准，规制按二依次递减。“王城”为最高级，用九；“诸侯城”次之，用七；“卿大夫采邑”最次，用五。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城垣、宫隅和门阿的高度，以及道路允许宽度也依同理递减。以经纬涂的宽度为例，王城经纬许宽九轨，诸侯城的经纬便只能宽七轨。

        这套只有天才才能设计出来的体系，将抽象的宗法、政治和具体的城市建设绑定在一起。对城市规模的严格控制，表面看来是为彰显王权的至高至贵，实际则是为维持王权的控制能力。在打仗是家常便饭的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是军队供给来源。城市越大，人口越多，所能支持的军事力量也就越强。只有严格约束下等级城市的规模，才能保证天子的统治不受威胁。西周初年，各级城市的规模控制极严，凡是超出应有的规模都，成了僭越王权的重罪。

        然而到了春秋末年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鲁定公十二年，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专权，各自采邑的城墙竟都高过鲁国国都的城墙。身为大司寇的孔子看不下去，拿出五百年前的营国制度，轰轰烈烈地发起了“堕三都”行动，直接对一贯支持他的季孙氏提出“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公羊传》）。季孙氏和叔孙氏家的墙被顺利推倒了，但要推孟孙氏家的墙时，遇到激烈的武力抵抗，最终未果。

        高出的城墙背后，是三家架空国君权力的政治现实。孔子认为，要想重振国君声威，必须推掉高出来的那部分城墙，使得臣下有所敬畏。按照周法，国都若不是举国最大最强的城市，是极不正常且不利于统治的。可惜，不仅鲁国如此，其他诸侯城、大夫采邑也纷纷僭越。在春秋末期的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里（第一次是西周初年分封），违制已成为明规则。城市不再只是王公贵族的堡垒，而是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内涵。孔子哀叹着“礼崩乐坏”，只能“礼失求诸野”了。到了兵荒马乱的战国，天子王畿洛邑已经一跃成为全天下最小最贫弱的国都。那套几百年前营国制度的初衷，想必都没多少人能记得了。

        谁也不会想到——包括孔子——竟是王莽，从扑满灰的简牍里再次捡起这套制度。这个“动欲慕古，不度时宜”（《汉书·食货志》）的人，梦想着恢复周制，他不仅重置“周官”博士，还试图按这个规矩重新规划长安。就是这样，自此历朝历代，《考工记》“营国”篇与封建帝制相依相随。

        京城是国家最重要的所在，所以必须宏伟、壮丽，不然不足以彰显王朝正统和天子天威。就连并非按照《考工记》“营国”篇建设的汉长安城，都绕不开这个情结。当初汉高祖刘邦还想着节俭建长安，结果被萧何一句话堵了回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这个逻辑简直让人无从反驳。天子的家岂能按寻常规模营建！于是京城的大，不需要二话。往后，不管是否拥有实践《匠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这套思维体系是贯穿始终的。

        及至宋朝，依旧如此。

        宋朝的行政区划分为四个层级：道、路；府、州、军、监；县；县以下聚邑。宋朝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在维系州、县两级地方行政的同时，将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 ：“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宣和四年，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宋史》）。到宋徽宗崇宁五年的时候，开封府被擢升为京畿路，京城的行政层次得到进一步提高。

数据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华文明之时空架构”历代中国变迁

        

        北宋疆域面积共计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在一亿左右（葛剑雄），其中不足四千万居住在北方，余下的六千余万人口则分布在南方。在全国共计两千余座城市中，人口最多、城市面积最大的，当然是首都东京了。

        这座面积达53平方公里的城市的人口峰值出现在仁宗朝，总数有一百四十余万，其中禁军及其家属占了九十万。随着商业发展，全国人口逐步向东京城聚集。但由于王安石废除“强干弱枝”的政策，大力裁减在京禁军数量，使得市民增加的速度赶不上禁军及其家属减少的速度。到了徽宗崇宁年间，东京城的人口已降至一百二十万左右(久保田和男)。即便如此，东京人口也远高于第二大城市苏州的四五十余万人口。哪怕与前朝辉煌的长安相比，也毫不逊色。要知道，唐长安在最盛时，人口也不过七十余万人而已（妹尾达彦）。（注：弄不清楚人口的事情，中国历朝历代普遍有之。乾隆就曾因混淆统计口径，竟以为乾隆五十七年的人口比康熙四十九年“计增十五倍有奇”，但这中间仅隔18年。即使在当今史学界，关于人口问题也众说纷纭。在此采纳葛剑雄、久保田和男和妹尾达彦的数据，也是因为三位在各自论文中互为佐证。）

        北宋皇帝年号概况

        

        自唐永平节度使李勉疏运河、筑罗城以来，当时的汴州便已凭借漕运上的优势成为军事和经济重镇。自北宋定都于此，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使得经济地位更加得以强化。被柴荣修复的运河逐渐成为漕运的主要河道。史料上首次可以确认的汴河漕运记录在太祖开宝五年（972），当时的数量在十万石左右。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漕运达到四百万石，不久又增至六百万石。太宗利用隋炀帝奠定的大运河，将东南地区的货物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到东京，供养他的禁军，以维持当时统一的局面。交通催生经济便利，经济优势引来政治的青睐，政治和军事强化经济，环环相扣，东京的首都地位再不可能被撼动半分。

        数据来源：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京城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不可比拟的经济资源，于是各方才子佳人、巨贾匠人……都自发自愿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辅以坊市制的解体，东京城市经济的活力像是直上夜空的焰火，灿烂丰富得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人有了，物质丰富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于是理所当然形成。士人们纷纷交游或郊游着，为什么不呢？大好的风景，繁华的街市，喝不完的酒，还有足够有趣的人。柳永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就进京赶考，景祐元年（1034年）才中进士，竟是二十余年青春抛在京城。元丰六年（1083），吏部侍郎苏颂（1020-1101，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母丧丁忧回老家润州，孙子苏象先侍行。道士王从之替友人求苏象先搭个便船。这位友人专程去京城买书，由于书买得实在太多了，必须要大船来载不可，因此希望能搭乘苏颂的官船返乡。苏象先痛快地答应了，并和此位爱书之人一见如故（《全宋笔记》）。就连买书也得不远万里奔赴京城，可见其时京城文化市场的发达。

        拱拱手，欠欠身，在东京城最南端的南熏门恭候列位大驾。欢迎来到北宋东京城，大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千年前地球上最绚烂的城市。故事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贺业矩.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2.钱穆. 《孔子传》

        3.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4.久保田和男. 《宋代开封研究》

        5.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

        6.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7.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