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都市人的育儿焦虑:要不要听婆婆的?

沈奕斐

2014-11-06 16: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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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在10月26日“我们的城市”论坛-“拿什么养育你,我的孩子”上分享的第二则内容。
       再说一下“我们的城市”。这是上海一群高校老师自发形成的城市问题讨论组,不定期在季风书园对所有市民开讲。每期确定一个主题,之前讨论过的话题,包括交通、环境、邻避现象等。实际上,有形可循的城市问题有许多,比如交通、污水以及广场舞;但有些不着形迹的方面,也深刻影响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育儿的困扰就是其中之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就为我们分享了都市人育儿焦虑的一方面。这些分享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所身处的环境。
       
       我自己这几年来的研究方向,偏向于性别和家庭,育儿不是最主要的。但实际上,每一次做家庭的研究,在具体实践里所谈的问题,都会跟生孩子、育儿有关。这里,我把2005—2007年之间做的研究报告,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个结论依然成立。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严重了。
       2010年5月,媒体报道了一件事:白领热考“家长执照”。似乎非得拿一个家长执照,才是合格的家长,不拿就很有问题。
       “家长执照”是商业机构+传媒+专家的典型运作案例。尽管这表面是简单的商业事件,但其背后却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理念做支撑——今天,人们对“科学育儿”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极高,或者说,“科学育儿”几乎成为现在育儿理念的主流。
       “家长执照”暗示着,人们不会随着有孩子这一过程自然会做父母,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培训,才会知道如何做父母,才能成为父母,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父母。
       我跟我妈聊“家长执照”这个事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做妈要什么执照,我们当年不就这么把你们生下来,养大了,我们这么养,有什么不好吗?而在我们的生育过程中,如果有公公婆婆在旁边带孩子,我们经常会批评他们不够科学。好像有一套很科学的东西,可以作为育儿的准则。
“科学育儿”的外衣
       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个质性研究。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科学育儿”,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既然依靠科学,解决了育儿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何还会看到那么多女性为此焦虑和困惑?背后是什么原因?
       质性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其逻辑是,找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典型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的样本为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23位女性,学历分布为2位专科、7位本科、14位硕士或以上。提高调查对象的学历水平,意味着我们寻找的女性更接近精英女性概念,她们在面对职业和生育时,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也有更多机会“科学育儿”。
       从访谈结果看,我们发现科学育儿并没有拯救高知女性,她们在生育过程中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和烦躁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科学”紧密相关。
       需要补充的是,科学育儿在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个人做城市家庭研究,比较偏向城市。尽管农村有类似问题,但农村体现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叫“科学育儿”?我们发现有很多学者对此有专门的界定,比如有学者提出,在健康和优生观念方面,进行胎教和选择最佳受孕时间,代表一种更理性、更科学的优生行为。这也是新一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新特征,有利于优生优教,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专业人士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去查什么叫“科学育儿”,反倒会发现,这样一个人人都谈的话题没有定义。比如,胎教怎样是科学的,受孕怎样是科学的,喂养怎样是科学的?“科学育儿”,简单说就是用科学知识指导育儿实践。但什么是科学知识?这样的概念,内涵外延其实都不明确。
       从被访者的话语看,我们发现,科学育儿中的科学知识主要是指专业机构人员的话语、专家的指导和书本(部分网站)上的科学知识。具体内容各有千秋。更进一步说,具体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件科学的外衣。
       那么,究竟是谁把它呈现出来,科学的外衣是怎么做的,就变得很重要。到底哪些东西一定是科学的,我们不能达成共识。但以什么机构来发布,以书面还是口头传播,谁来发布,这些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研究“科学育儿”时非常明显的感受。
       在访谈中间,我们就遇到类似的故事。乐乐妈妈是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母亲,而乐乐的奶奶是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农村女性。乐乐妈妈觉得自己的婆婆特别不会科学育儿,很多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而乐乐奶奶已经带过7个孩子——虽然自己没有那么多孩子,但帮别人家带过孩子;这几年出生的孙子,老大老二老三,是乐乐奶奶带,其他亲戚的很多孩子,都是她在带,所以她有自己的经验心得。乐乐奶奶带乐乐时,发现乐乐常流鼻血。老人注意到,乐乐每天都吃鲳鳊鱼,按照她的经验,一样东西不管多好,如果吃多了,都会有问题。婆婆跟媳妇说,每天吃鲳鳊鱼,可能是导致流鼻血很重要的原因。乐乐妈妈完全不认可,说这话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科学依据说,鲳鳊鱼里蕴含着各种丰富营养,所以需要每天吃。乐乐妈妈拿出自己专门在网上查的资料,给婆婆看,说,瞧这是科学的。乐乐奶奶不能直接反对,也开始搜索各种书本知识,有一天终于在书本上找到依据,书上说,如果鲳鳊鱼吃得太多,会导致某种元素富含量,进而导致流鼻血。乐乐奶奶拿着这本书跟乐乐妈妈讲,瞧,书本上这么说,这时,乐乐妈妈认可这是科学知识。从此家里开始减少吃鲳鳊鱼的次数,小孙子的鼻血自然就没有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到底吃鲳鳊鱼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取决于谁讲这个话。同样的内容从乐乐奶奶嘴里说出来,就是“村姑之见”,不值得采信;而在书本上出现,就马上成为科学知识,得到了重视。
       对很多年轻的父母来说,即使“科学育儿”很难做到,但只要医生说对孩子好,做母亲的就一定会坚持。这里还有一个左侧睡的故事。有一位妈妈听医生说,左侧睡是好的。但她左侧睡不着,整个孕期都为此焦虑不已。她说:“医生说只能朝左侧睡,我就一直朝左侧睡,于是就很累。能够朝右侧睡一下,或者平躺一下,觉得特别放松。但过了一会儿,为了考虑孩子需要,还是朝左侧睡。其实那个姿势我很难受,但也就那么坚持下来了。” 当问到如果右侧睡会对孩子造成什么伤害或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不知道!
       这时,我们发现,一件很“科学”的事情,却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和焦虑,它不是来解决你问题的,是给你制造麻烦的。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在国内生,老二在美国出生。我特别喜欢吃水果,在中国生孩子时,医生不允许我吃很多水果,生怕得孕期综合症,认为生育期间需要控制。我到美国以后,狂吃水果,我问医生,吃那么多水果,会不会有问题。医生讲,如果你喜欢吃,说明你体内孩子也需要,我们这边会帮你监测,有问题就告诉你,没问题就吃。
       那么左侧睡右侧睡呢?我问美国的医生,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然,你睡不着,你孩子休息不好。我还问他,用微波炉有没有辐射的问题。美国医生问,你会钻到微波炉里面去吗?我说不会。他说:“那有什么问题?”在美国,是买不到孕妇防辐射服的。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以科学面貌出现,但各自主张的做法都不同。
       在很多访谈中,参与者在强调自己是用科学方式育儿的时候,常常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这种态度与科学知识本身所要求的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是相去甚远的。
       我访谈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女性时,她说:“我那时真是没知识,现在人家怀孕都看那么多书,还上网查资料,咨询别人。我那时候还不能上网。知识特别少,都是听老人的灌输。她说不能洗就是不能洗,她说得喝鸡汤就得喝鸡汤。……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挺忙的,都没什么奶水了,就吃那什么鲫鱼汤,那东西据说可以发奶。其实那样发出来的奶也没什么营养的,但还是发的,喝了好多好多的汤,很痛苦的。那时候还是挺没知识的,也不知道看书”奶都发出来了,看书发出来的奶,会比没看书所发出来的奶,更有营养吗?
       这类故事很多。你会发现,在“科学育儿”理念的教导下,这种恐慌非常厉害。尤其在两代人带同一个孩子的时候,老年人的育儿经验,不仅没有成为一种资源,反而成为了育儿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部分的年轻访谈者都不信任老人的育儿方式,理由是“太过传统,不够科学”。媒体也大肆渲染隔代育儿的弊病。
       是不是按照科学的方式,真能解决所有育儿问题,让人们很愉快地做父母?从我们的访谈来看,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是,科学知识造成了很多女性在生育期的心理焦虑。
       人们之所以很焦虑,和“科学育儿”的两个要素紧密相关,其一是“科学育儿”衡量标准的简单化和数据化;其二是“科学育儿”过程中的自相矛盾和缺乏对个体差异的灵活性。
简单化、数据化
       除了上面的故事之外,一些部门会发布各种数据。这些数据把衡量孩子健康的标准简单化了。上海推行“儿童保健卡”,几乎每个孩子在0-6岁之间,都要定期到医院去测量身高、体重、头围、胸围,看数据合不合规。通过比照一系列数据,医生会判断孩子是否健康成长,如果没有达标,医生会反复提醒家长,孩子不够健康,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育儿”。
       我和邻居生孩子的时间先后差不多。邻居这家人老公一米八几,老婆一米七;而我一米六都不到,我先生一米七五。我们两家父母个体差异这么大,怎么可能生出来的孩子长度一样,都能达标呢?她的孩子每次去检查,身高都达标,我们的孩子每次身高都不达标。医生会告诉我们,孩子现在处于不标准的状态,具体指标在什么位置。
       要达到标准额度,还是挺难的。就算身高达到标准,体重还是不行;而体重超过这个指标,则可能过重;头太长,你会担心是不是智障。反正好多标准,总有不达标的项目。用这个衡量,中国的孩子个个都有问题。
       在医院的检查中,这样的数据标准更多,包括一天吃多少、拉多少、睡多少等等,孩子去检查,总有一两项会不符合要求,于是家长就很焦虑,去买各种补钙的、补脑的、调理肠胃的中西药给孩子吃。
       而在美国时,我所经历的过程是,美国的医生会给你一个图表,让你做检测,但不会告诉你跟标准差多少。医生总是告诉你,在正常区间里。他只有在觉得检测值很特殊,可能存在问题时,才会告诉你。
       所以,中国为了1%的唐氏综合症,把99%都削平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育儿”。在上海,孩子出生以后,家长会得到《0—3岁婴幼儿教育方案》,告诉家长每个月的孩子应该有什么表征,家长对照这个表格,又开始恐慌。
       比如,发展到7—9个月时,男孩身高应多高,有个指标。邻居生的是女孩,我们家是男孩。邻居这家的妈妈一米七几,所以邻居家女孩子比我们家男孩子高。但这个标准不考虑基因等问题,就告诉你身高要达到多少、体重要达到多少、感知到什么程度、语言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情感表达到什么程度,都一一框死了。拿这个框你家孩子,你家孩子无论如何都有一点小问题。所以你焦虑吗?很焦虑的。我们从开始怀孕,就听到各种恐吓,就开始焦虑。这是打着什么名义?“科学育儿”。
科学育儿的矛盾
       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就问,科学育儿还是不是科学育儿?科学育儿的本质是什么?
       除了结果的简单化和标准化,当科学育儿在过程中提出具体指导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不同的“科学育儿”理念可能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举个例子:到底要不要胎教?如果通过google搜索“胎教知识”,可以获得2,550,000条结果,不仅有各种胎教知识,还有一些胎教音乐;但如果搜索“胎教危害”,有2,540,000条结果,只比“胎教知识”少一万条而已,数字很接近。关于胎教危害的这些资讯,告诉你胎教问题很大,会损伤婴儿听力、造成孩子性格孤僻等。有关胎教的争论一直不断,胎教究竟是否有用或者是否需要一直处于争议中,但这种争议依然披着科学的外衣,只是不同专家发出不同声音。而对年轻的父母来说,如何判断“是科学”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科学育儿本身是为了解决育儿的困惑,结果到后面,它没有解决你的困惑,反而给你增加了很多困惑。
       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生老大的时候,我在上海的医院,我婆婆跟我讲,要裹蜡烛包。医院说,不能裹蜡烛包。为什么?因为小朋友要自由地成长。当时我也找到相关科学书籍证明了这一点。我跟我婆婆讲,要听医生的,我婆婆字都不认识,最后是听医生的,不裹蜡烛包。
       我生老二,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下属医院,全美排名第一的妇产科医院,我生完孩子后,医生给我一个被单,和我讲,给孩子裹一裹。医生还教我怎么裹。我一看,那不是我婆婆的蜡烛包吗?我就问,为什么要裹,不是要叫孩子自由活动嘛?医生跟我讲,小朋友在子宫里到后期被紧紧地包裹住,这是他最安全的环境。当他出生,到了新的地方来,要注意一下,不要让环境立马改变,让孩子依然处在过渡期,等待他一点一点自己挣脱包裹,等到包裹怎么也捆不住他时,说明他适应环境了。我说,不是自由成长吗?裹住了,就不能自由成长了。医生跟我讲,你会游泳吗,如果不会游泳。把你扔到游泳池,你的动作是怎样?我说,是乱抓。他说是的,那不叫自由运动,那叫惊恐地乱抓。
       在美国医生科学育儿的指导下,我们家的老二用医院提供的大方巾包起了蜡烛包。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不知道蜡烛包对孩子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不包蜡烛包的老大和包了蜡烛包的老二都成长得很好。
       蜡烛包到底科学不科学,你相信哪一个?这就说明,一种说法以什么面孔出现,变得很重要。在育儿的各个阶段,很多资讯让我们焦虑,但毫无道理。我们迷信科学,走到科学的反面,不相信自己的亲身感受,开始出现很多问题。
       除了自相矛盾,科学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医学发展到现在,总有疾病治愈不了。可是,科学育儿的论断给年轻父母的感觉却是,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做,一切育儿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当人们发现自己遇到的情况和书本讲的不同时,育儿的焦虑就更甚了。
“科学主义”
       信奉科学到迷信的程度,这是我们认为的“科学主义”,即把科学教条化了,没有真正带着科学精神探索,没有在具体语境中审视这种情况。任何学者做研究,都有一个具体语境,即外界环境如何。美国跟中国情况不一样,美国做出的某个结论,到中国不见得成立。这里面有前提假设、自变量、控制变量。非专业出身的人一看这些研究,就把问题极端化了。比如有人说,妈妈越时髦,孩子越自信。这有什么关系?里面有很多前提假设,很可能是中间第三个变量在影响它,但我们不管,拿来就用,所以走到科学主义的反面。
       费孝通非常重视本土知识。在他的书里说,“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种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最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当地很多孩子有病,用一些他们的土方法,我们不知道起作用的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生效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它管用,很管用。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家庭矛盾是这么来的,婆婆讲的很多东西有道理,但有时环境变了。比如,婆婆说月子期间不能洗澡,我认为不是特别有道理,因为以前洗澡没有空调。可是,我婆婆说,月子期间不能吃硬的东西,我觉得有道理。因为生孩子时骨架特别疏松,对牙齿有影响,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有空调,可以改变温度,但没有东西能让孕期的牙齿不受影响。
       当人们把科学与经验对立,走到科学背面的时候,家庭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第一,否定上一辈育儿的权威性,老人的经验变得不重要。因为无法说明为什么有效,也不能拿出数据或实验证明有效,那些宝贵的经验常常被视作“不科学”的做法。拥有这些经验的人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反倒成了在育儿过程中是被提防、被监督、被批评的对象。整个社会否定老人的价值。好像人一老就没用了,即使他们累积那么多经验。于是很多家庭矛盾就出现了。
       第二,母亲个体经验不被重视。很多母亲有直觉,有很多经验,但母职的正当性被科学剥夺了,变得医疗化了。在科学育儿的语境中,孩子的任何问题都是“养育不当”,其承担者都是“母亲”。而母亲的个体经验和感觉在育儿中又是不重要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生长得好是没有用的,必须通过那些指标的考验,只有“科学”能判断孩子的状况。
       第三,对经验的不信任和对科学的迷信,导致整个育儿过程过度医疗化。现在过度医疗化的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小朋友有点胆小,就说是不是有可能有心理疾病,稍微有点咳嗽感冒就送医院了。在强调用科学育儿来保障孩子健康的今天,孩子进医院的次数却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多。
       过度医疗化,加上老一辈的经验都被抛弃。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育儿焦虑加剧。在这个过程,科学精神不是探索性的,不尊重个体经验,而变为对科学教条主义的迷信,这就从科学育儿走向科学主义。
       我们回到最大的主题,“从科学育儿到育儿的科学主义”。这样的话题是需要反思的,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实打实地造成很多影响。这几年,人们的育儿焦虑非常普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无法全部说完,但科学育儿走向育儿的科学主义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来自作者在10月26日“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并参考作者所撰《科学育儿的悖论》一文,对案例说明做了补充。内容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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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我是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有关家庭教育或批判性思维的问题,问我吧!
沈奕斐 2015-11-12 128 已关闭提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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