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那样重视标准化考试，美国的教育改革做对了吗？

        在上海学生连续两届取得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第一名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教育系统惊羡不已，甚至有时有一些恐惧。

        PISA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数学、阅读和科学素养评估。2009年，在全球约47万名接受测试的15岁学生中，首次参加PISA的上海学生在三项评价中均排首位。2013年的PISA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又一次在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86.8%的学生达到或超过OECD平均成绩494分。欧美多家媒体对此争相报道，还掀起了对上海及亚洲教育成功经验的“分析热”。对比本国学生在测评中的表现，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则表示这是一个“警醒”。2013年12月3日，他宣布美国学生又一次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中成绩不佳。他公开表示美国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事实——美国的学生表现“平庸”，美国的学校正处于“教育停滞”阶段。

        在这个背景下，今年9月，美国俄勒冈大学赵勇教授的新书《谁害怕这条龙？为何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和最差）的教育体系》引起美国教育界的关注。在书中，赵勇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因为它能产生最高的分数。”但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糟的教育系统，因为所谓“成绩”“分数”是以孩子们的创造力、发散思维和个人主义为代价。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赵勇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谁害怕这条龙？为何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和最差）的教育体系》中解释说，在中国，考试至少在2000年里都被国人认为是成为“人生赢家”的必经之路。名叫“科举”的考试系统就延续了1300年。在传统科举考试中，考生被要求掌握儒家经典知识，而考试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记忆力和写文章水平。

        赵勇甚至认为，科举就是中国在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术之外的“第五大发明”。这项发明在其他东亚国家，比如日本、朝鲜和越南等都被引用。“科举塑造了东亚最基本和持久的教育价值观。”但赵勇也把中国不能发展成一个现代科学国家归因于“科举”：“例如，中国使用指南针主要是为了帮住宅或埋葬地点找一个好风水，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于海上导航。火药的使用停在能放烟花的水平就好，但在西方火药是现代军事武器。”换言之，中国在比英国至少提前400年的时间里曾拥有发展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元素，但科举制度却让古代学者、天才和思想家远离现代科学的学习和探索。他写道：皇帝来了又去，但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

考试带来的怪相

        而考试的重要性到今天也并未削弱。中国学生从小就开始习惯由教育系统提供的等级和排名，“重点”的竞争直到大学依然激烈不减。在这样的氛围下，老师们会“猜题”，商家们会出售无线作弊设备，还有父母会用一些“小聪明”给孩子加分，比如额外的特长班、更好的老师、重点的学校。赵勇描述说，中国学生的许多课程是专门为测试准备，而非学习。

        当然，中国考试带来的怪相还不仅如此。赵勇提到，当政府开始奖励新产品专利，中国的专利数量开始飙升，因为高中生若能收到专利提案，则可以获得大学招生加分。比如某学校一个初三班级就收到了超过20项专利，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在三年内注册了500项专利，甚至有的中学生都有了国家专利。对于这些专利的大部分，赵勇形容为“垃圾专利”或“小聪明”。类似地，当政府对科学论文的出版数量有所要求，科学论文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但很大一部分论文是“哄人”的。赵勇说中国有一个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这个产业专门致力于写作“科学”论文，就卖给学生和所谓“专家们”。

美国人的考试压力也很大

        最新一期的《纽约书评》刊登了丹妮·里威奇教授为赵勇新书写的书评，里威奇教授表示：“阿恩·邓肯、奥巴马总统和议员们都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学生不能超越中国学生？”

        在美国，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著名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NCLB）。该法案要求在2005—2006学年终，美国三至八年级的全部学生每年都必须参加阅读和数学的标准化考试。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教育改革计划“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 program）。

        据美国联邦教育部称这项耗资43.5亿美元的教育改革计划创造了联邦教育改革投入的新纪录。正如其名，这项改革计划将采用各州竞赛的模式，只有锐意改革的州才有资格从这43.5亿美元的“力争上游基金”中分一杯羹。无论是NCLB法案还是“力争上游”计划，都假定兼顾奖励与惩罚的考试体系和问责制能为学生和老师带来更好的成绩。但这在纽约大学教育学教授丹妮·里威奇（Diane Ravitch）看来都不奏效。

        里威奇教授在书评中写道，美国决策者和立法者如今深信提高考试成绩的最好方法是更加标准化的考试并提高考试难度。这起源于1983年,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当时，这份被学者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报告揭示13%的17岁青年在实际能力上还是文盲，学生的SAT成绩在下滑，大学需要给新生开设越来越多的补习课。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生的国际测试至今依然和高分无缘，但它在经济生产力、军事实力、技术创新或民主体制上却能超过其他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15岁学生的国际测试得分真的具有什么意义吗？

        尽管如此，美国教育界依然弥漫着一股危机意识。作为奥巴马政府计划的回应，2010年，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公布了《（州立）共同核心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终定稿。这份“标准”规定了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目标是他们高中毕业时为上大学和就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标准出台后，学生的考试能力得以“量化”。以纽约州为例，近70%的学生没能达到“熟练”阅读，包括95%的残疾学生、97%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及超过80%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

        在里威奇教授看来，《（州立）共同核心标准》好似一场赌博。“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会提高考试成绩、改善教育。”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学生和学校分别用更多的考试和问责措施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里威奇教授从赵勇的书中知道了一个令其震惊的故事，也就是“超级中学”、“亚洲最大考试工厂”——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这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校名取自它所在的小镇的名字。来自全国的学生来这里为高考做准备，而现在，小镇却因学校而声名远播。这里的学习任务是一般高中的三倍。早上六点半学生们都已坐在教室，直到晚上十点半才结束一天的学习，但那时他们还来不及做他们的家庭作业。高考时全国所有中学的风头都不及它：70辆大巴护送考生赴考、数万家长十里相送、警车护送开道。本不出名的小镇也一度被称为“高考镇”，和毛坦厂中学一样被神化。

        面对这些考试怪相，赵勇在书中反对美国把中国的教育弊端当做成功路径，放弃原先强调的创意个性而强调考试的“教育改革”。在他的设想中，学校就应该是鼓励探索的地方，而非服从于标准化考试。“如果西方国家担心被中国取代，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不要成为中国’。” 

        回到中国，去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蓝图，其中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显然，中国教育还有更长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