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雅图到北京：中国对亚太合作立场更加明确

        1993年11月20日，美国克林顿政府促成并主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西雅图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之作为一项机制固定下来，每年举办一次。今年会议在北京举办，这已经是APEC第二次来到中国。

        当时的美国政府之所以推出该项举措，主要有两大战略意图，就是既要加速乌拉圭回合谈判、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也要防止被日本等国设计的东亚合作“边缘化”，确保亚太区域合作在美国设计的轨道上运行。从成果来看，美国对APEC的投入基本达到了目的：一方面，乌拉圭回合于1994年4月结束，取得巨大成功，其后的APEC又为落实谈判成果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暂时解决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本来不包括美国在内）被并入APEC，参会各国领导人基本接受了由美国学者伯格斯滕提出的“亚太经济共同体”概念，克林顿政府继续加大对APEC的机制化建设的投入。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就在江泽民赴美参会前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刚刚于11月1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得到正名，载入党章和宪法。中国积极参加APEC相关活动，对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扩大市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西雅图会议提出的贸易自由化目标，以及随后完成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国内外两个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对于如何对待亚太合作和东亚合作这两个议题，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摸索之中。

        时光荏苒，21年后APEC来到北京，中国的名义GDP已经从当时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13年，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5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0%。在中国的前10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APEC成员。

        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亚太地区的经贸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中国如何发展、亚太区域合作向何处去这两大问题开始密切联动，中国对亚太区域合作、东亚合作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也更加明晰。因此，这21年来，尽管APEC本身曾遭遇许多挫折，但其促进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理念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与APEC得以聚焦一处。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出席APEC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要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以此带动建设各次区域经济走廊，进而打造涵盖21个经济体、28亿人口的亚太大市场，保障本地区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稳步提升太平洋两岸成员协同发展水平，实现一体化。2014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可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本届会议，就是要落实习主席和李总理关于太平洋区域合作的一系列倡议。

        但是，反观当前的亚太区域合作，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各大机制相互交织、相互竞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因为美国主导的APEC和IMF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引起东亚国家不满，东盟与中、日、韩等国开始加大对东亚合作的投入，形成一系列经贸金融合作机制。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号称“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对亚太区域合作造成冲击。美国已经从APEC转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对世贸组织多边谈判持消极态度。日本一面参加东亚地区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一面又忍痛参加美国主导的TPP，同美国艰难拉锯。东盟10个成员既要参与“东盟共同体”建设，又要分头去参加TPP和RCEP谈判。TPP和RCEP本身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而目前两者又都处于搁浅状态。这种复杂的局面令一些国家无所适从，不清楚美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亟待正本清源，重新确立方向。

        因此，今年APEC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研究、制定《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希望把多年前确立的长期愿景转化为有力行动。这将有助于厘清当前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机制的复杂局面，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