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1949》让具有共同回忆的人走到了一起

        台湾作家、媒体人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是在1948年12月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就在沉船发生前一个月，太平轮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有挥之不去的记忆。2000年10月母亲去世之后，张典婉开始寻找关于太平轮的故事，2004年底，她开始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2009年出版《太平轮一九四九》，2011年6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发行。 

        张典婉说，就算是1949年初，搭乘轮船从上海去台湾，很多人都是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像抗战时期迁往内地一样。在那样一个大迁徙的年代里，人们在上海码头相互告别，刚刚经过8年抗战重逢却又要分离。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1949年1月27日晚的那个悲剧，也随着时代巨变沉入了人们的记忆之中，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被唤醒。

　　从纪录片《寻找太平轮》的放映，到《太平轮一九四九》的出版，有着太平轮共同记忆的人们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在那几年，张典婉经常收到各种来信，“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遇难者家属、后人的来信。”张典婉说。她决定把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组织起来，尤其是那些遇难者家属和后人，要把他们带到海船遇难地点。2010年5月25日，通过各方奔走，太平轮海祭终于成行，“嵊运1318号”渔船停泊在东经122度、北纬30度附近的海面，白节山就在附近。海祭被定调为“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       

　　1949年1月27日半夜，太平轮在驶离吴淞口不久后在舟山海域与另一艘轮船相撞沉没，千人罹难，乱世中逃难船太平轮的沉没也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在基隆港迎接家人，在上海港送别亲人，船永远也等不到，也再回不来。这一段悲剧在最初的震惊、愤怒过后很快被1949大潮吞没，记忆留存在档案馆和受难家属那里半个多世纪。直到2004年底，张典婉、洪慧真开始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2009年《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历史记忆才重新被打开。

　　2009年，根据纪录片《寻找太平轮》留下的素材，张典婉写下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在2009年台湾陆续出了几本跟1949年有关的书，第一本是齐邦媛的《巨流河》，第二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第三本就是《太平轮一九四九》。不过在张典婉的纪录片和书中，政治成了背景。她对澎湃新闻说，她想描述的是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家庭的离散，记忆的离散。太平轮，一段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往事，它所引发的生死别离成为大时代的往事。有人在太平轮上出生，也有全家罹难，有人侥幸脱险，更多人带着心痛的记忆过了一生。有人一辈子渡不过海峡，踏不上台湾的港岸，更多人留在那里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9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我俩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记下了太平轮遇难后，她和丈夫在港口苦等友人《时与潮》总编邓莲溪在基隆登岸的情形。

　　1949，大逃亡、大迁徙的年代。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节节败退之后，南迁逃亡人潮穿梭于南方各大城市。他们从青岛、上海和广州上船，或前往香港或去陌生的台湾岛，登岸地点是基隆和高雄。根据当时基隆和高雄港的统计，1948年来台人数达138544人，随着大陆战局的明朗化，到了1949年达到224240人。迁台者涵盖大陆各省，职业遍布各阶层。当时往来上海与基隆的客轮以太平轮、中兴轮为主。1948年底，蒋介石已经开始做南迁准备。1948年12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黄金已经开始秘密运台。1949年1月5日，陈诚任台湾省主席，1月15日，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太平轮载重2050吨，自1948年7月14日开始，中联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坞公司租用，往来于上海和基隆，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轮共行驶了35个航班。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间，太平轮还临时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在辽沈战役中负责运送国民党伤兵和当作补给船。在太平轮运行初期，国共内战已呈白热化，通过太平轮往来上海与基隆的乘客主要是商人、游客、眷属和去台湾的公务人员。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淮海战役的失败，作为商务船的太平轮开始成为逃难船。中联公司是由一群宁波同乡集资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台湾综艺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

　　乘坐太平轮和中兴轮前往台湾成了台湾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作家夏祖丽是作家林海音的女儿，在澎湃新闻的一次采访中，她突然提到了太平轮，她回忆说，他们全家是坐了中兴轮来到台湾的，到台湾没多久，太平轮就沉没了。林海音在未完稿《基隆登岸》中写到他们乘中兴轮来台的情形，“基隆登岸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半的事。听说基隆到了，乘客都跑到甲板上来观看。远远地只见岛上一片绿树，基隆是个好天儿。五妹燕玢说：‘这就是台湾呀!’我们乘的是第五十六航次中兴轮，从上海到基隆。买的是二等吊铺，金圆券八十四圆五角一张，共买了四张，母亲、妹妹、我、八岁的祖焯、四岁的祖美、一岁半的祖丽。铺位从一O六到一O九。船票难买，捏着一把钱，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十一月九日才由承楹同学小贝介绍买到票，十号下午四时开船。”

        作家李敖的记忆里，从上海逃亡台湾的情形是这样的，“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近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书，终于挤上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逃难了。”李敖一家登上船是1949年5月10日。

　　张典婉对澎湃新闻说，就算是1949年初，搭乘轮船从上海去台湾，很多人都是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像抗战时期迁往内地一样。可这一别造成了上海基隆两地近40年的隔离。曾任蒋介石秘书的董显光回忆说：“留在上海的亲友到码头上送别，抗战8年彼此长期隔离之后，刚重叙又要分手，此次一别能否再见，谁也没有把握。因此，船驶离码头时，在暮色苍茫中彼此相向挥手，莫不潸然泪下。”

　　当时，从上海逃往台湾的船票一票难求，黄牛票是正常票价的数倍，但还是一抢而空，有时还得动用特权关系，于是客满与超载成了常态。1949年初，上海市长吴国桢还下令“查轮船载客额限制例禁甚严，近以日久废弛，主管者不加干涉，航轮这边唯利是图，不顾旅客生命安全，演成巨祸。”政府虽三令五申，但船运公司唯利是图多卖船票，旅客只要能挤上船就已满足。灾难还是发生了。

附：张典婉散文《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人都问我太平轮的故事，还会进行吗？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太平轮事件中滚动，未来还会往前走吗？     

        我总是沉默许久。        

        时光似乎又到童年时光，母亲坐在苗栗头份的果园小屋，外面是枝桠繁茂的葡萄树，深深浅浅的绿叶，在风中舞出一道美丽身影，母亲坐在深咖啡色椅子上替我绣书包，老旧的唱机沙哑着唱歌，我无聊地翻阅老照片，母亲说这是上海的院子，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她的钢琴老师，那张是外婆与她野餐的场景，不过我喜欢的是母亲抱着她的狗笑得灿烂，还有一张小狗追着小兔子玩的照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母亲坐着太平轮抱了两只狗与心爱的细软，到了台湾，从此太平轮成了她心中对乡愁的断裂，而我也从童年中听她谈太平轮，中年后在滚动太平轮的记忆中追逐翻腾，从纪录片到书的出版，成立太平轮纪念协会每一回的滚动，都有新的讯息出现，这些年也习惯了分享别人生命中的悲欢离合与散落的人生。      

        我常想如果没有去追寻这些故事与生命的碎片，也许太平轮是他们埋在心中永远的悲痛，第一次在香港见到生还者叶老，在熙来人往的尘嚣中，他精神奕奕，眼神锐利，回忆中看不见他情绪起伏，每年见他一次，他越来越老，独居的寂寞与孤单，似乎只活在回忆中，而我也不知道经过漫长一甲子，目睹世纪海难的幸存者，是如何坚强地在生命中面对爱情远去，人生脱离轨道。

        近几年从叶老晚辈那里得知，叶老在台湾，原来有一位来自福州老家的妻子，在台湾苗栗等他，太平轮事件后，叶老留在上海，在苗栗三义的妻子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改嫁他人后，生了三位子女，长子姓叶，妻子希望叶老不要无后，上世纪90年代叶老这位前妻，还从台湾到福州老家看望叶家亲友，今年在福州看到这张照片，心想网络恋情成为爱情的伊甸园年代，永恒与思念已经绝迹，这样的爱情却是因为一艘船难，隔着千山万水，让人从青春到老无法再聚。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没想到一艘船，一个黑夜，一个意外，让那么多故事散落在世界的角落。        

        相对于叶老的孤独，当年船难中年龄最小的生存者，也是当年唯二的女性王兆兰不会游泳，在海难中失去了母亲、姐妹与弟弟，到了台湾，反而在父亲与继母呵护下，活出精彩人生，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爱她的丈夫，四名子女的成就，让她感恩知足，虽然她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她仍然每周抽出几天时间，四处当志工服务别人，她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好。        

        《太平轮》出版简体版才一个多月，又有许多太平轮的故事滚动，在上海遇见拿着父亲唯一一张照片的包大姐，诉说着她当年只有三岁，每年过年大家欢欢喜喜，只有她们家是一些素菜上供，在父亲祭日的小年夜思念父亲。        

        在杭州小莫的外婆，当年与父母全家从上海到了台北市的大正町，原要安家落户，母亲要生产，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决定举家坐上太平轮回到上海，而下一班的太平轮，就再也没有到达终点。

        相信未来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出现，寻找破碎的记忆，似乎这也是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2011年8月2日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