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光明禅师研究中的若干遗留问题

研究西夏和蒙元的佛教文献史，都绕不开元初的光明禅师李惠月。不过，除了明末姚旅的《露书》提过他一笔之外，在传世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其人其事为学术界所知，也不是因为姚旅的《露书》，而是通过侥幸存留下来的一些印本大藏经零本和绀纸金银泥字写经。这些大藏经零本几乎无一例外（例外多半是由误传造成的）都是元初（约1277-1290）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雕刻的《普宁藏》，其上多盖有与光明禅师相关的三种印记，分别为汉夏双语印施者朱印二行，汉文印施记三行以及莲牌中的西夏文印施记四行。民国时期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用于配补的《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之后，还有一篇文字较长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正月的光明禅师汉文印施记（图一）。至于绀纸金银泥字写经，则为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唐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每册写经之后都附有李惠月作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四月八日的一篇内容相同的题记。

图一

归纳这些藏经印记和写经题记的内容，可知光明禅师俗姓李，法名惠月，陇西人氏，七岁遭掳（可能是遭遇蒙古兵燹），九岁出家，礼荷兰山（贺兰山）的藏明（一作道明）禅师为师。藏明姓平尚，应为西夏人，再加上其所居贺兰山向为西夏佛教中心，可以推知光明禅师从其所学者应为西夏所传某一系的佛法。此外，从西夏文印施记中称光明禅师为番国（即西夏）贺兰山某寺和尚，以及汉文印施记称他为河西人来看，他的民族和宗教认同也都是在西夏一边。李惠月此后先游塞北，后至江南，在福州路（一作福建路）和嘉兴府担任过僧官，印施过若干部大藏经（现存《普宁藏》零本应即出于此中），抄写了《华严》《法华》《圆觉》《梵网》《金刚》《起信》等经论。在抄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的时候，他似已从江南回到西北，担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此寺之详情待考）的住持。

中外学人有关李惠月的研究，汇总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所写《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41-147页）和《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185-207页）二文之中。我曾撰文指出杨绳信和李际宁把三行汉文印施记里的“李立叉”的“叉”误认为“义”，并提出“立叉”实即夏汉双语印施者朱印中西夏文“大德”二字的音译（《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三卷第1期，2011年7月，第136-137页；《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27日），但是一直未得机会全面讨论一下这条印施记。别看这条印记只有短短的三行字，但在李际宁的录文中却一直存在着三个长期未得纠正的错误。

按照李际宁上述二文，其录文当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零本《一切经音义》（唐玄应撰）卷十五至十八以及卷二十（善本书号04736；善本书号是我所加，李文均未注出，下同）、《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唐宝思惟译）卷上卷中合本（17968）和《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唐李无谄译）卷上（17969）而来，但未说明是具体根据哪部书而做出的。经我逐卷核对原书的缩微胶片，发现《一切经音义》仅第十七卷有夏汉双语朱印，缺其他两种印记，其余四卷之上三种印记全无（我印象中这四卷从字体上看似乎并非《普宁藏》，而是《碛砂藏》，详情待考）。至于另外两种《普宁藏》零本之上则三种印记俱全，而李际宁显然是根据《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做出了他的录文（图二），因为《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的印文与其有着明显的不同（详见下文）。

图二

李际宁的录文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也

按缩微胶片细核录文，会发现三个问题。第一，如上所述，第一行中的“李立义”的“义”当作“叉”。第二，第二行中的“十二大藏”，原文作“一十二大藏”，李际宁少录“一”字。第三，也是本文要特别指出来的一个关键错误，是第三行最后一字“也”。不仔细看的话，该字确实有点像“也”，但是细审之下就会发现，“也”字的横折钩之上只会冒出两竖，但该字竟有三竖冒出，而且相当于“也”字横折钩部分的折和钩，笔画都不明显。所以，这个字可能并不是“也”。其实该字印得有些漫漶，而且其下方似乎还有一字未能印出，只有残画存留（图三）。

图三

再看《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其上的三行汉文印施记从字体和版式来看与《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上面保存者几乎完全相同，应该是用同一枚印章盖上去的（图四）。全文如下：

河西李立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

图四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于李际宁录文“也”字的部分，这里却作“谨记”。仔细观察“谨”字，就会发现其上部与被李际宁录为“也”字者完全相同（参看图五，以及图六中的对照图）。所以，《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之上被李际宁认作“也”字者，其实就是“谨”字的上部，只不过在盖章的过程中，由于操作者用力不均、印面不平整以及吃墨深浅不同等原因，只盖出了“谨”字的上部，同时没有盖出下面的“记”字而已。与《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没能盖出第三行最后的“谨记”二字相对，《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也没能盖出第三行起首的“愿见闻”三字。

图五

图六

在李际宁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比如他为上海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018年12月8日至9日）上拍的光明禅师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第七十九卷（拍品号1646；此卷后来又上拍于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2020年8月17日举办的前奏·永乐夏季拍卖会，拍品号0768）所出特别纪念册《法宝光明顶礼供养》写的《西夏遗民李慧月的金银字写经》，以及他为同公司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芸编菁华——古籍善本专场”（2019年6月23日）上拍的光明禅师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第八十卷（拍品号1007）所出同名特别纪念册写的同名文章，在引用三行汉文印施记时都沿用了他以前的旧录文。可见他一直都没能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仅如此，在对金银泥字《华严》的题记录文时，李际宁也一直将“发辉之印”的“辉”（一作晖），以及“祖意教意”的第二个“意”，误写成“挥”和“义”。这些小地方都是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需要特别补充一下。几年前读《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7月，第31-33页）的时候，我看到书中所收成贤斋藏《普宁藏》本《经律异相》第三十九卷也完整保存有光明禅师的三种印记。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上的三行汉文印施记在字体和版式（尤其是使用了双栏）上与李际宁研究的国图藏本之上保存者完全不同，内容和字数也不一样（图七）：

河西李立叉光明禅师惠月舍

体己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

诸方见闻者生生见佛世世闻经

图七

这种情况说明，用于钤盖汉文印施记的印章应该是有多枚的，其印文的字体、版式甚至内容都不一定相同。这卷《经律异相》后来于2019年6月1日在中国书店2019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古籍善本文献专场上拍过，拍品号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