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七普”公报告诉你和没告诉你的

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图为2021年5月2日，上海南京西路，等候观光巴士的游客。 人民视觉 资料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的主要数据已于2021年5月11日发布。除了一次性发布八个公报外，国家统计局方面随后还以多种方式解答网民疑问，甚至在通报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许多有待解读的数字。

本文希望就其中一些数据给出解读，以便于读者理解，某个数字是高了，还是低了，正常水平如何，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一、 关于年龄构成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下同）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95%，比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2010年）增加了1.35%。

0-14岁人口总数可谓是5月11日发布会后大家最为关注的数字，因为25338万这个数字与统计公报中的历年（1996至2019年）人口出生人数总和不一致，网民对这部分人口到底应该有多少报以了极大关注。（自1998年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才出现出生人口一项，之前的年度统计公报中仅有人口出生率数字。这里的1997年出生人口数取自日后发布的人口统计年鉴。为行文方便，这里和下文统称为统计公报。——作者注）

国家统计局也专门回复了网民，解释了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根据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两次普查之间的年份开展抽样调查，非普查年份出生人口主要是通过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的。由于抽样调查误差的存在，在利用抽样比推算人口总体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反映在数据上就是部分年份公布的出生人口偏低。”

但这个解释尚不能解释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七普结果中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何会高于2010年进行的六普？只要观察从1995年到2019年的统计公报就能发现，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我国历年出生人口的趋势总体是下滑的（见图1）。去掉六普与七普时重合的0-14岁人口，2010年到2019年的出生人口总和为16306万，而1996到2005年出生人口总和为17934万，后者比前者要多出1600多万。

且由于六普时的总人口比七普更少，七普的分子（0-14岁人口）更低了，分母（总人口）更大了，那么七普的0-14岁人口占比，怎么可能会高于六普？

图1. 历年统计公报中的出生人口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厘清，普查人口、统计公报人口，这两个数字不仅来自不同的统计口径，就连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

比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5月17日分享的这么一组数据：2016年，原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是1786万人，根据普查分年龄人口数据修订后，出生人口为1883万人，增加97万人；2017年，原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是1723万人，修订后为1765万人，增加42万人。

从这组数据看，七普的低龄人口，应是高于之前历年统计公报对应出生人口的。

但这样的关系在六普时并不存在。从图2可以看到，六普发现的各年龄人口，尤其是在2003年之前出生的人口中，都要显著低于当年统计公报发布的人口出生数。例如1996年，当年人口出生数为2067万人，而六普时的14岁人口仅为1589.38万人，统计公报人口要比普查人口多出30%。

图2. 历年统计公报出生人口与六普对应年龄人口（万）

因此，我们就有了两组不同的普查数字：六普中，各年龄人口数要低于当年统计公报公布的出生数；而七普时两者的关系反了过来，各年龄人口数要高于当年统计公报中的出生数了。这么一低一高的关系，导致看起来不断下降的出生人口，却导致了七普中0-14岁人口占比要比六普更高的“反常”现象。

那么，普查人口和统计公报人口，到底谁更接近实际人口数量呢？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观察教育统计公报中的入学数。

例如在2003年时，当年的小学一年级入学人数为1856万，要高于六普得到的1589万，但又要低于1996年统计公报发布的2067万人。即使本世纪初教育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高报，考虑到高报入学人口的成本（参见《再论中国的生育水平》，作者陈卫，载《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以及后续初中入学数量的衔接，实际入学数也不太可能低到六普得到的1589万的水平。

因此，六普的0-14岁人口，可能是存在一定漏报的，而这使得六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值低于实际值。由于本次普查的新调查手段有效避免了漏报现象，我们在明年出版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可能会看到这部分漏报的人口被重新呈现在普查人口中，以至于出现七普0-14岁人口占比大于六普0-14岁人口占比，同时七普0-10岁人口占比又低于15-25岁的奇特现象。这与实际人口变动并无关系，只是调查的口径出现了变化。

二、 关于性别比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性别比变化是人口普查的另一项重要指标。“七普”目前公布的性别比数据包括总体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及20-40岁人口性别比。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在过去十年间，性别比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关于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五普（2000年）、六普的出生性别比都十分准确，值得参考。按照五普、六普对0-9岁人口的统计，1990-2010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将持续稳定在115-120之间（图3）。

图3. 五普与六普的性别比

教育统计数据同样可以佐证高性别比观点。从历年教育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年级小学在校人口的性别比，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出生的人口在小学时的性别比从112上升至116。直到2004年之后，出生人口的小学在校人口性别比才回落到115左右。

但在图3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处矛盾，这也是有关我国人口性别比的第二种观点：1991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口，在五普和六普中算出的性别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且六普性别比远低于五普。例如在五普中性别比高达113.48的1991年出生人口，到了六普中性别比降至105.88。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别比降低的现象？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教授史耀疆与其合作者认为，是低龄女童漏报导致了五普性别比偏高，而这些漏报女童在六普时被登记在册，因此六普的性别比更接近真实值。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与其合作者则认为，在六普中年轻女性重报更多，这可能会导致性别比在六普时偏低，因此五普的性别比更接近真实值。

那么，90后的性别比到底是多少，谁更接近实际值，是五普的高性别比，还是六普的低性别比？七普给了我们答案。5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通报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透露了一个数字：关于全国各个年龄男性人口合计比女性人口多三千多万，这些人口其实是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

七普所说的20-40岁人口于1980年到2000年出生，分别对应五普的0-20岁人口和六普的10-30岁人口。我们可以算出，在五普中，0到20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9，男性比女性多2103万人；而在六普中，10-30岁人口性别比仅为105.4，男性仅比女性多1109万人。这两个数字相差甚远，而七普20-40岁的性别比（108.9）和分性别人口差异（1752万）落在两者中间，而且更接近五普情况。

由于七普在年轻人口的漏报与重报问题上都有了较大改善，再考虑到男童死亡率较女童更高本身就会拉低青年性别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六普中的90后人口的性别比下降，更多的是来自女青年重报导致的性别比异常下降。五普数据与教育统计数据观察到的高性别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

90后的性别比上升迅速，那么，2000年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如何呢？我们可以目前拥有的信息进行倒推计算。使用2010年六普中的分地区分年龄死亡率与人口数不断向后推算，可以得到41岁之后的男性和女性人口在2020年的差异约为370万人，女性多于男性。而0至19岁人口的性别差异等于总人口性别差异减去41岁以上性别差异，再扣除20到40岁的性别差异，等于2108万人。这个差异比20到40岁的1752万大了20%。

而根据2019年人口千分之一抽样调查的分年龄性别比（图4），恐怕这样的预判并不夸张。可以看到，虽然低年龄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从5岁到22岁性别比都高于115。在如此高的性别比影响下，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可能将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婚水平最高的一群人。

图4. 2019年抽样调查所得分年龄性别比

三、 关于地区分布

七普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人口超过1亿人的省份有2个，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的省份有9个，在1000万人至5000万人之间的省份有17个，少于1000万人的省份有3个。其中，人口居前五位的省份合计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35.09%。

每当普查完毕，各地的人口抽样就会按照普查所固定的抽样框进行历年人口推算，而人口的变化使得该抽样框逐渐失效，每年推算时会累计一些抽样误差。这样推算九年后，各地推算总人口就和实际人口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个偏差会在下一次人口普查中体现出来，具体表现形式是普查公报公布的分地区人口与该地区在普查前一年报告的人口产生较大差额。

例如在六普前的2009年，上海市原本的抽样推算人口是1921万人，普查后才发现上海有2302万人，需要上调20%。在七普前一年的2019年，浙江省原本的抽样推算人口是5850万人，普查后才发现浙江省已经有了6457万人，需要上调10.4%。这些是上调的例子，反过来，2019年黑龙江的抽样推算人口为3751万人，普查后发现仅有3185万人，需要下调15.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上调”或者“下调”？由于历年抽样统计对人口自然增长估计较准，但对人口迁移把握不准，因此“普查数据与前一年抽样数据的差额”实际上反映出的更多是人口的迁移行为。我们使用六普、七普分省数据与2009年、2019年分地区抽样推算数据比较，可得到两组差额（图5）。

图5. 各省份五普与六普公报人口与普查前一年抽样人口差额

图5显示了六普与七普的分区域人口调整。可以看到，在六普期间，人口调整上升最高的是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三地普查人口都要比前一年抽样推算人口高8%以上。而人口调整最低的是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以及四川省，这些地区属于在六普前几年流出人口较多的地区。

而在七普中，人口调整上升最快的地区成了浙江省、广东省、海南省与贵州省，这些地区的人口向上调整幅度均超过了5%。而黑龙江、吉林和天津成为下调最大的地区，普查人口均比前一年的抽样推算人口低了10%以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省在六普和七普之间变化了人口“上调”或者“下调”的方向。比如天津，在六普时上调了5.4%，在七普时下调了11.2%；贵州省则相反，在六普时下调了8.5%，在七普时却上调了6.4%。调整方向的变化，呈现的正是不同地区对人口吸引力的变化，也是各地经济发展的一个良好指标。 

四、 关于受教育情况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

与2010年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这反映了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是七普最大的亮点之一，与2010年六普相比，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乘以人口总数，相当于十年间为9200万人提供了大学教育，平均每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为920万人，约为对应年龄出生人口的一半。

假如我们把受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大专及以上）、高中（含中专）、初中和小学四个类别，那么本次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人数最多的受教育群体是大学生，而十年前，北京和上海人数最多的受教育群体仍然是高中生。大学文化程度人士从原本的凤毛麟角、天之骄子，到现在成为北京、上海人数最多的一类受教育群体，说明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有长足提高。

将六普和七普的分地区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相减，我们可以做出图6：

图6. 各地区每十万人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增加/减少

上图呈现了全国与31个地区的教育分布变化。可以看到，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最快的是上海，每十万人增加了11979人。其次是北京，每十万人增加了10480人，光是增幅就超过了人群的10%。北京、天津和上海还同时是城市内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比快速减少的三个城市，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减少了每十万人3626人、2935人以及1933人。就连高中文化程度人口的份额也在减少，在这三个城市，可谓是居大不易。

从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减少看，云南、贵州和西藏名列全国前茅，分别减少了每十万人7936人、7061人和4482人。这几个地区的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显著，说明在这十年中，该三个地区每年有大量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获得了高中甚至是大学教育，正与我国过去十年坚定扫除文盲、发展高等教育的做法相吻合。

尤为有趣的是，北京市作为高中文化程度人口份额大幅度减少的三个城市之一，也同时是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明显增加的三个地区之一（另外两个地区分别是河南与湖北）。减少了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却增加了大学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北京的教育结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值得人们好好思考。

五、总结

本文从年龄构成、性别比、地区分布和受教育情况四个角度，讨论了目前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呈现的一些有趣变化。

目前公布的七普主要数据纠正了人们之前的一些误解。例如：出生人口到底有多少，哪一种性别比数据比较准确？七普数据目前能给出极具参考价值的解答。将六普与七普数据结合，本文计算了可能的人口流动变化方向以及受教育劳动力更可能的流动方向，一些结果可以印证我们的直觉，另一些却出人意料。待来年七普更详细的数据出版，相信我们能对目前我国的人口状况有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