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才开始写作，她的天真永不熄灭｜《早春》分享会回顾

原创 中信大方 中信大方

年近60才开始创作，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何以入选

“二战后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

她为何执着于书写

“被生活冤枉的人”？

在全新译本的《早春》中，

一个俄国版“娜拉出走”的故事

又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发展？

5月15日周六下午，《早春》译者黄建树、封面绘者顾湘及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肖一之和我们分享了这位58岁才开始写作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只为“失败者”写作的小说风格，以及《早春》这个译名的由来。

“我们这一代人

是要去写现代文学的人”

肖一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早春》的作者，从58岁才开始写作的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的作家身份很敏感。很多次她被记者采访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I'm not an old writer，I’m a writer who's old”，我不是一个老作家，我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作家。

虽然她年纪很大了，但在写作的道路上，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已经到了职业生涯晚期的作家，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她将近60岁才作为职业作家出道，但是在她非常晚才开始的写作生涯中，我们也仍然可以非常明确地把它分为两部分。在她前半部分的职业生涯中，她写的小说都改编自她的人生经历。《书店》就是以她的家庭突逢变故时，她去开小书店的经历改编的。

《书店》是她早期的作品，也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书店》一开始就入围了英国布克奖短名单。她连续几次入围布克奖，一直到1979年，她凭借《离岸》拿到了布克奖。这是英国文学评论图书界的最高荣誉。

当时大家觉得，她作为一位年纪很大的作家，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高点了。后来她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她晚期又创作了4本小说。

每一本小说都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间和一个不同的国家。她向所有的读者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她作为一个作家还在成长，尤其是她最后一本《蓝花》。

《蓝花》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讲述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诗人诺瓦利斯的爱情故事。如果大家读过诺瓦利斯或德国浪漫主义的话，会知道“蓝花”是一个常用的重要意象。她用这个意象写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后来也多次荣登各种榜单，获得了美国国家评论图书奖。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出身其实非常好，从小就在英国文化界的最顶端。她父亲是英国文化杂志Punch（《潘趣》）杂志的主编。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本杂志在英国都非常有影响力。

佩内洛普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风云人物，在学校非常有影响力。当时牛津大学的校报评选年度美人的时候，她连续好几年当选。还有一年，牛津有一个情人节诗歌大赛，题目就是给佩内洛普写信。

后来有人问她，文学理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她会非常明确地说，就是在学生时代，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她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不是读现代文学的人，我们是要去写现代文学的人。

因为她那一代以及比她稍微年轻一代的牛津学生中出了很多著名的现代作家，比如后来一度成为她同事的英国大作家拜厄特，也是她在牛津的学妹。他们那一代人本来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佩内洛普因为个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导致了她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跟梦想隔得非常远。

到最后，她完成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之后，突然又有时间来做自我，然后就重新有了作为作家出道的机会，所以她的人生经历给她的写作带来了很多奇妙的效果。

当大家想到一位老作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成熟的技巧和醇厚的人生体验，但你在菲茨杰拉德这位年纪大的作家的作品里，其实不太能得到这样的阅读体验，你反而会看到一种一直不会熄灭的天真的状态。

她的小说里有很多“对于天真状态的坚持”的描写。当然这种状态也导致她的小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的朦胧状态中。

她是失败者的小说家

肖一之：佩内洛普其实和我们大家更熟悉的石黑一雄一样，是一个有明确主题的作家。你读几本就知道佩内洛普其实喜欢写一类人，我们把她叫做“失败者的小说家”。

佩内洛普笔下的人物都不是人生过得很好、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人，或者说她写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那些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的故事。在她的访谈里，她把这类人称为“exterminatee”。英文把驱虫这个事情叫“exterminate”，她就把这些她笔下的失败者叫做“被清除的人”。

她其实有点自我代入，因为她觉得不管是她还是她丈夫，他们都是会被这个世界清除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其他成功的人一样，做到很多成功人士会做的事情。

他们都是一些很天真、很笨拙的人。佩内洛普觉得按照人类进化的自然选择，这些人的DNA是传不下去的，他们都是要被净化消灭的人，所以她管他们叫做“被清除的人”。

她的小说所描写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很笨拙的人。《早春》的男主弗兰克·里德，其实就是菲茨杰拉德笔下一个非常典型的失败者形象。

黄建树：《早春》的故事设定在1913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弗兰克是一个在俄国长大的英国人，他父亲从事印刷相关的行业。那个时候，在俄国的英国移民都已经嗅到了危机感，开始慢慢地想要离开了。

《早春》的故事实际上是风暴前夕俄国一些外国移民看起来好像很琐碎的生活经历。故事最大的波澜可能就是，弗兰克的妻子抛弃了弗兰克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别人私奔了。故事从私奔开始，到私奔回归为终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故事背后的波澜需要我们读者去慢慢体会。

肖一之：男主弗兰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好人”。这个人就是有什么规矩，他一定都会老老实实地照着规矩来办事。他会不停地陷入各种各样他不想做选择的困境当中，然后不停地面对这些事情。

弗兰克的妻子之所以会嫁给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他在英国学习印刷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妻子。她当时26岁，在学校教书，和自己哥哥住在一起。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想要找个借口离开自己的生活，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途径。

这时候，弗兰克出现在了她的生活里，让她有了去俄国的机会。他追求他妻子的过程其实是倒过来的，是他妻子一步一步地暗示他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两个人才结了婚，去了莫斯科。

这个小说除了弗兰克，其实还有很多别的细节。比如另一个工厂工人的事情，我读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如果生活中真的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不停地给别人讲述。

“去年冬天，印刷厂的一位机械工人在夜里去了离温达瓦火车站不远的某地，躺到了铁轨上。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妻子带着她的情人住到了他们家。可火车轴距的高度使得火车刚好打他上方经过，到头来，他毫发无损，倒像个醉酒的农民。四辆火车驶过后，他便起身乘有轨电车回了家，此后则如常工作。人的忍耐是否有个限度？这件事让这个问题没了定论。”

顾湘：作者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英国人印象中的俄罗斯人会有的一种非常冲动的情感。俄罗斯人一会私奔，一会自杀，一会又要表白了，像大学生对年轻女售货员的情感也非常激情。可能对于沉稳的英国人来说，卧轨自杀的情节在俄罗斯比较常见，但俄罗斯人确实是这种很容易动情感的人。

黄建树：因为像托尔斯泰，他们也总是在写这些，不断强化读者对俄罗斯人的刻板印象。

肖一之：菲茨杰拉德的历史小说很棒的一点，就是她会非常自然地把一些真正的历史人物毫不经意地丢到小说里。《早春》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存在，就是托尔斯泰。

书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塞尔温，是托尔斯泰的信徒，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想要拯救世人。他是弗兰克工厂的会计，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在小说的发展中，正在印他的第一本诗集，但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反转。

顾湘：你这么说我又觉得套上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笔下的很多人物道德感非常强，但可能行为上无法控制自己。《复活》也是这样一个道德感很强的故事，和塞尔温这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肖一之：读者可能会觉得塞尔温这个人特别爱聊宗教，总是在讲一些莫名其妙、很抽象的东西。到最后你会意识到，为什么呢？因为塞尔温就是弗兰克妻子的出轨对象。

他讲他为什么一直过不去宗教和道德的关口，因为其实他自己一直受到折磨，他想要坦白，但是他说不出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也是小说中另外一个失败的人。

我们刚才讲到托尔斯泰，《早春》的背后其实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你如果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会发现很多关键的地方都能对上。

早春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肖一之：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小说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早春”本身在这个小说中有蛮重的位置，顾湘封面画作的时间点也是非常明确地在描述早春。

我想问一下黄建树，你当时最后是怎么样商量定译名的？因为他的英文其实不是大家你提到早春可能想到的“Early Spring”，书名英文叫“The Beginning of Spring”，直接翻译过来是“春天的开始”。

黄建树：其实一开始我跟编辑有商量过几个来回，最偷懒的办法是沿用之前新星版，就是叫“早春”。她很多作品译成中文就是很妙，都是两个字，比如《无辜》《离岸》《书店》。如果把“The Beginning of Spring”翻译成“春天的开始”或者“春之始”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打破和谐感。

尽管“Early Spring”更像早春，但最后还是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关于春天的意象。翻译书名并不一定要追根溯源或咬文嚼字，还原“春天的开始”这样一个非常精细的细节。反而保持一个意象，沿循以前的翻译就可以了。

肖一之：我为什么会感兴趣书名翻译的问题？因为“早春”这个书名真的是在强调从冬天到春天的过程，其实也很像《离岸》的“既不属于河流，也不属于陆地”。“早春”是在讲你明确地知道冬天马上就要消逝了，但是春天又还没有彻底来到，这么一个刚刚开始变化的过渡瞬间。

这样的过渡状态其实也是佩内洛普最喜欢讲述和描写的一个状态。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中间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她在很自然地描写人物情节、讲述人物回忆的时候，关于春天的这么一个印象——

“在弗兰克还是个小孩、他们家还住在厂区里的时候，最先昭示春天到来的是某个抗议的声音，那声音由水发出，出现在从家里通往厂房的木头小径下的冻冰融化之际。那里的冰不会受到家中的火炉或装配车间的熔炉的影响，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挣脱束缚，可一旦流淌起来，它便化作潺潺的溪流，一整年的天平也由此开始倾斜。他的心常常因为听到那水声而怦怦直跳。自行车从棚屋里推了 出来，他从一个不再冻得硬邦邦的罐子里取出油，给车上油。几周后，杏树便会开花，整座城市也会热闹起来。”

你会感觉到她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事情，但是同时你会明确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自然力量，是一个不可以抗拒的规律，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在小说后面它其实也专门提到，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老好人而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能都没有规律，没有法则。莫斯科其实也没有法则，警察今天跟你说你可以走，明天又说你不准走。

但是她觉得自然在莫斯科、在俄国，它其实是一条规律，这是一个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永远会到来的规律。所以早春这个变化一定会到来。

当然，我们讲到春天就会有各种各样熟悉的意象，比如说周而复始，新生、重生、新的机会……的确，在小说的结尾，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内莉回来了。在第一章出走的妻子在最后一行回来了，作者写到这里就完了。

他们俩后来会发生什么？全部留给读者的想象。是不是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俩会有更多互相理解的机会？可能会过得更好？

但是你如果再仔细去想一下，这是1913年的春天，马上1914年就要一战了，他们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1914年夏天一战一旦爆发，英国俄国就会变成交战状态。他们如果是英国人，就会被驱除出境或者被逮捕。因此，有一个更大的历史框着他们好转的迹象，所以你很难说这是一个纯粹积极正面的结尾。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地方，是关于早春的一个仪式。我第一遍读完的时候，专门去问我一个在俄罗斯留学多年的同学，早春是不是真的会有开窗打扫这么一个仪式。

俄罗斯的冬天太冷了。那个时候的俄国还没有双层玻璃，所以俄罗斯人的方法是安装双层的窗户，分为内窗和外窗。过冬的时候，俄罗斯人就会把外窗装上，而且会用油泥和腻子把外窗封上。春天到来之后，俄罗斯的第一个仪式就是开窗。佩内洛普是这样描写这个仪式的：

“整个早上，院子里的杂务工都在将玻璃内窗上的油灰除尽，他一块接着一块，一片接着一片地做着这件事。布拉什尔因为他不见踪影了很久，发了疯似的，时不时叫上一阵子，可杂务工活儿干得很慢。油灰除尽后凿子上一丝刮痕也没有，这时他像个领主一样，叫人把刮下来的碎屑擦掉。外窗和内窗间的空隙变成了漆黑一片，躺满了死苍蝇。这些苍蝇也得清理掉，窗台得用软皂冲洗一遍。接着，屋顶上的擦鞋男仆得意扬扬地冲着还在门厅里的本喊了一声，震得外窗———其中一些死死卡住了———嘎嘎直响，等到窗户完全打开，响动声才停下来。整个冬天，这栋屋子如同聋人一般，变得内向起来，只听得见自己的声音。莫斯科的钟声、人声、出租马车声、出租汽车声在此时闯了进来，整个冬天都没听见这些声音，它们仿佛只留下了模糊的痕迹；随之而来的还有春风，比在街上时感受到的更加清新，风不断吹进屋里，它们来自依然银装素裹的北部地区。”

你可以看到，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甚至有那么一点宗教感的春天的仪式。我不太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仪式，但是我很好奇莫斯科的春天带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顾湘：又开心，又不是特别爽，因为街道积了一整个冬天的雪。雪开始融化的时候，街道像小河一样，有无数条小溪在街上。人走在街上，就像走在九溪十八涧，你要趟过一条一条小河。你也不知道那些小溪流会流向何方，但是这些小溪看上去特别活泼可爱，人心里会特别喜悦。

肖一之：这就是一个很开心的结局，虽然脚上趟水，但还是会感到季节变化。不管你这个人过得怎么样，像小说里头一样，但这个自然的规律是永远在的。

我们好像最后就从季节变化回到小说本身，我会觉得小说结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菲茨杰拉德式的结尾，你会看到不确定性，你会看到似乎可能的希望。我觉得跟希望相比，它更多还是落在可能性上。最后我们看到了主人公他又有很多决定要做，又有很多可能要面对。

然后鉴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可能最后也做不出什么好的决定来，更多看到的好像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但是我们在故事里可能会找到很多和我们自己的真实生活相映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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