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论中国的“进出开关”：中国人的世界观原本很普世

【编者按】

        闭关锁国,不是中国与国人的标签,海禁与贸易管制只是满清政府中后期的一项政策,相比漫长历史 中不绝如缕的内外互通的国策,这项政策原本算不得什么。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爆发了,最不封闭的 古老文明输了在封闭的那一瞬间。本文追昔抚今,内外并举,黄纪苏采撷出历史上中国内外互通的一些片段,非常细腻地评述这些片段中沉积的珍玩、古迹、事迹和心态,认为“进出开关”的形势变化与当今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南粤访古，“进”“出”“开”“关”这些字眼儿始终萦绕纠结于心。“进”是进口，“出”是出口，“开”是改革开放，关是“闭关锁国”。古代世界山阻水隔，彼此间的隔膜未必小于地球人对猎户座的生疏。同一个欧洲，金毛的北欧人，就曾被黑发的罗马人传为森林中的怪物。中国这边也是，成书于战国秦汉间的《山海经》记载了好多光怪陆离，简直就是“谣诼”的聚散地，搁今天早销号了。就说“奇肱国”吧，其实也就在云贵川一带，可那里的人民愣是比中原甚至荆楚的居民多只眼睛，少条胳膊。再如“头国”，据说位于昌明繁华的珠三角一带，其国民尖嘴溜下巴，扑腾着翅膀捕鱼捉蟹，跟鱼鹰似的。近处尚且如此，远处就不用说了。西方版的《山海经》说到东方人，也净是一年睡半年、或长了羊腿、或皮厚如犀牛之类的荒诞不经之辞。各处的人民各过各的，老子理想的“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以区域为单位的话，基本就是古代世界的写实。

        中国虽然地广人众，却早早“海内为一”，整合程度要高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区域，太行东西、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得以互通有无。司马迁曾感叹，“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各地物产，随着向钱冲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也不用领导指示，自己就运出去了，也不用政府规划，自己就送过来了。可以说，从中原向四夷八荒持续扩展的“中国”，其随之扩展的内部交换体系大体满足了这里人民奉生送死的基本需求，对外贸的依赖并不高。

        中国自近代被西方破门而入以来，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检讨，这检讨固然必要，但也有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把近当代的问题、近当代的答案强加给古代。成为价值观的“开放搞活”“走向世界”不但管着今后，还管了以往，成为一种“历史正确”，见门开着就点赞，见门关着就拍砖。至于进出开关背后的社会需求，反倒不大认真计较了。

        那么，古代中国都运进来、运出去了哪些东西，满足了哪些人的哪些需求呢？这个问题，以我极有限的阅读是回答不了的，只能说点浮光掠影的印象。还是顺着“丝绸”之路说。张骞“凿空”，是为了跟西域诸国建立对付匈奴的统一战线，着眼点在“国际政治”，丝绸贸易只是副产品。在丝路起点的中国，孟子当年谈起丝绸，就像赫鲁晓夫展望“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明天一样，那是理想社会里老年人都能享受的穿戴。而现实中，丝绸一出场就站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台阶上，为上层达官贵人所专有。根据汉初的政策，商人可以买卖丝绸却不可以穿戴丝绸。到南北朝只要有钱就能穿帛，但没钱的还是没戏，所以宋代仍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名句。

        再说丝路的另一头大秦即罗马，传说罗马人头一次接触丝绸是跟东边的安息即波斯人交战的时候：波斯部队在阳光下忽然打出流光溢彩的绸缎旗帜，罗马军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知道是什么神器，惊骇中兵败如山倒。丝绸初入罗马贵得跟黄金一样，逼得当地的能工巧匠将成衣拆成丝线，一件织好几件，在淫靡之风劲吹的罗马上层社会备受欢迎。这种薄如蝉翼、穿了真等于没穿的衣衫，罗马的贵妇人可以据理力争说她们确实穿了。据罗马的一位史学家说，这些风流娘们就像在卧室里一样在公共场合接待情人。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丝绸品由奢侈品普及为常用品，连搬运工都穿上了。而在同时期的中国，丝绸还没向“民庶以下”正式开放，这是值得玩味的一例中西差异。丝绸的涌入造成黄金的流出，耗竭了罗马帝国的财力。曾有考古学家检测了罗马酒器的含铅量，认为罗马亡于酒。也有史家认为罗马亡于绸。胡乱一听吧。

从丝绸之路出去的丝、瓷、茶都属日用之具。而进来的净是些海外的“异品”“殊玩”，只能满足社会金字塔“顶尖”（如今中国社会特别爱用的一个词）的奢侈需求，即《汉书·西域传》里说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庭，蒲梢、龙文、鱼目、血汗之马充于黉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这其中的“通犀”指犀牛角上从上贯通到下的白色纹理，应属玩家的说法，听着跟黑话似的。塔尖是塔身的人生榜样和奋斗目标，因此这种需求会从上向下有所延伸。三国时期孙吴的中书丞华举荐陆胤，夸他又能干又廉洁，“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为难得”，认为这样的干部应该上调中央，到大大身边工作。

        这次在合浦的博物馆里便看到一些来自域外的水晶、玛瑙、玻璃等器皿，美轮美奂，都是汉代当地领导干部的随葬。再说公元7世纪的丝路上，一雄一雌两只源自拂（拜占庭）的“子”即哈巴狗，摇着尾巴从中亚的康国跑向东土大唐，大概没用几个月的时间，它俩便跑到长安。它们跑进皇宫，跑入贵妃的怀抱，跑上皇帝的棋盘。后来，这“毛香足净”的汪星人从皇家跑向同城的寻常百姓家，却花了由唐至元明的整整六百年。“萌”的长征虽然过长，但总算跑完了。

        而中国古代许多产品，无论是自产的还是进口的，其自上而下的旅程磨叽来磨叽去，总在“顶尖”附近徘徊。忽必烈托马可波罗帮他寻找、能叼起大象的巨鸟，以及耶稣墓的灯油就不必说了。就说“胡旋女”（西域）、“昆仑奴”（东南亚及南亚）和“高丽婢”吧。“胡人献女能胡旋”，当然是献给大唐皇帝，不过唐诗里也有《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里面说的是胡腾儿，跟胡旋女基本一个意思。明初笔记里说蒙元“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类似今天中国的一些大款，家里讲究雇个菲佣，以及中国富婆在巴黎、慕尼黑逛街时身边带个东非俊男，比牵条德国黑贝还神气。丝路上运进来的这些东西，干民众鸟事儿？跟民众相关的如大米（康熙曾下令从泰国采买），贵了老百姓买不起，便宜了商人不爱运。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运出去的东西。早期运到罗马的丝绸就不说了。后来的茶叶在英国，不但普及到中产阶级，也融入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绿金：茶叶帝国》作者麦克法兰认为英国若没有茶叶就不会有工业革命，英国的殖民战争也没法打赢。那我也起哄跟上一条：没有茶叶清火去燥的功效、闭目回甘的讲究，也就没有渐进改良的“英国道路”，历史很可能由开膛手杰克、斯温船长率领，奔了另一个方向。还有美国，自从“中国皇后”号从中国运回琳琅满目的货物、赚的钵满罐满之后，据说该国每条小溪上能装四五个人的小船都准备扬帆远航Canton（广州，美国叫Canton的地方有好多）。在广大民众那里形不成需求生产和贸易，其规模和意义都很有限。而中国上层的奢侈需求，其核心在于稀缺，跟海不海外、奇不奇珍没必然联系，不用“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就用下图的这种方式也能解决。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以为我又是站在“民粹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古代中国，其实没那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地理上自居一隅，政治上自成一统，文化上自成一格，经济上对外部世界的“刚性”需求真没多大。对外需求没多大的时代，议论它开门还是关门，就没必要用诗朗诵的方式了。到现在连动机都说不清的郑和七下西洋，不仅迥异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跟张骞凿空、班超经略西域为“中国”扩容，恐怕也不能同时而语。乾隆的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俾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扣除那种扶贫口吻，应是丝路两边供求关系的真实写照。

        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必高估，但也别低估了。除了狮子大象，中国还从西北进口了以“玉花骢”、“照夜白”为代表的大量马匹尤其是战马，从西南、东南引进了棉花、花生、番麦（又称“珍珠米”即玉米）、番薯、番茄、洋芋（土豆）洋葱（据说原产地就在中亚，本来陆路传进来过，后来从欧洲那边绕一大圈从海上二次传入）以及南瓜、胡萝卜、辣椒之类。其中一些品种产量高而成本低，为中国人口至明清的720度前滚翻铺垫了跳板。

        还有一样进口货，我非要在这儿说说不可——茉莉花。这倒不是因为茉莉花茶（我不太喝茶），而是因为《好一朵茉莉花》。好听的歌可以改变人对世界的感受，要不那么多人带着随身听、以出世的神情走在尘世呢。我也是，回回听到这样的歌，平时看着多闹心的嘴脸都顺眼了不少。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理解丝路的意义，“物”之外还有一个“心”角度。从这个角度放眼，一眼就会看到云岗石窟、乐山大佛。汉末天下扰乱，生灵涂炭，社会无所规矩，人心无所依傍，这时空中传来梵响，佛教开始流行中国。在近二千年的时间里，华夏民众与西天来的佛教之间购销两旺，就其对中国人心及人生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佛教大概是古代中国对域外的最大一笔订单吧。

        中外相互需求总体上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官方对官方的“贡--赐”关系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山头，华夏占了一个。周边小邦以“天可汗”看中国，中国以“天朝”看自己，彼此形成所谓的“宗藩”关系。公元8世纪西域曹国国王在贡表里说“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赤忠，为国征讨”，充满了这种关系的语感——只是不清楚其中的“奴”字究竟是直译还是鸿胪寺胖翻译官的发挥（蒙朱玉麒、韩香教授赐教，正式文书的笔译当由中书省负责）。

        在这个贡赐格局里，“贡”与“贾”有时不分，一贡一赐之间，买卖往往就在其中了。例如，日本贡刀，成千上万把地“贡”，中国回赐不起，只好减少进贡的次数、压低贡品的价格。外藩进贡，天朝恩赏纸币“大明宝钞”，对方不干，非要铜钱不可，这分明就是商贸嘛。

        此外，古时出使四夷不像今天的访美而更像援藏，是苦差事，去的多为贫寒之辈，辛苦一趟利用职务之便做点生意，给家里弄点实惠也在情理中。但话说回来，既为“贡赐”，就不同于一般的贸易。贸易讲等价交换，而贡赐则“外交无小事”，讲的宗藩关系的大局、“四夷向化”的政治，因此薄贡厚赐是常态。

        我去年在山东德州，扒鸡没顾上吃，就寻寻觅觅跑去苏禄王墓，赶上人家闭馆，只好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包括这张照片上的石像生。史载大明永乐十五年，苏禄三王带着家小随从三四百口子“浮海朝贡，进金缕表文，献珠、宝石、玳瑁诸物”。明王朝按照满剌加（马六甲）王的规格接待，随后“并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住了一个月三王告辞，“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这样的活动虽然外交上有利，但经济上不划算，民委、统战部有积极性，但多了户部那边肯定阻力不小。所以天朝只好让外藩少来磕头请安。类似的厚往薄来在近现代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中也屡见不鲜，“头儿”不是那么好当的。

        宗藩关系的核心，是中心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本质，是文明的程度及规模。中国周边的藩属和非藩属，其实都是有待中国化——当然也包括“化中国”——的“化”外之地。近代以前异族入主华夏无不以夏变夷告终，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文明差距内化成的文明优越感，以今天的知识视野和道德标准看，有很过分的时候，但放在当时的世界观里则不足为奇。欧洲殖民者到了美洲，教会里也曾讨论过印第安人究竟算不算人。同样，《宋史·外国传》也说过菲律宾一带生民“袒裸盱眭，殆非人类”。中国古人的中国观与世界观基本重合，世界也就比中国大出一个荒凉的边儿。边上的人到中心来，跟刘姥姥领着板儿进大观园差不多，虽不会被尊重，但可以得实惠。葡萄牙商人本来不属华夏山头，属于跟华夏平起平坐的泰西山头，可也混在藩臣贡使里叩完头满载而去。

        等到18世纪末，泰西文明开始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力助推，显示出吞并宇内（全球化）的气象，情况就不同了。泰西山头的新班长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这边给人家发了个“英国贡使”的牌子一路举着不说，还要让人家给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双方就谈崩了。 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故学人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眼睛总是瞪着的。

        （本文授权转载自《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