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之外的真实欧洲：向右还是向左？

        用橄榄油和柠檬汁调味的生蒜——这份墨索里尼钟爱的菜谱最近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

        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混蛋，他的生活细节和嗜好往往都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留下的许多东西，就像橄榄油和柠檬汁那样停留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尽管法西斯的那段历史始终是欧洲的一大禁忌。

拉蒂纳，极右势力社会改造的试验田

        从罗马往南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拉蒂纳（Latina），一片夹在森林和大海之间的土地。这里号称有全意大利最肥沃的黑土，加上光照充足、气温高，最适合农业生产。在拉蒂纳地区的街道上走，你会发现当地人似乎对法西斯时期的历史并不那么忌讳——餐馆招牌上显示“始于1933”，路牌上贴着“1932年12月18日Latina”的小标语。同行的意大利朋友D是一位激进的左派青年：“哼，这里的人右得很，他们是法西斯时期政策的受益者。”

       拉蒂纳市的历史始于1932年12月18日。这一天，墨索里尼挺着肚子、两手叉腰在市政厅阳台上发表演讲。这座城市建立的背后，是一个工程浩大的开荒运动：从1928年起的十多年里，墨索里尼政府把大批生活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贫穷农户迁到此地，建造巨型水泵站，把超过两万公顷的沼泽地逐步改造成良田。这场垦荒运动的终极目的是让意大利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可谓是农业领域的民族主义。

        如今的城市景观，让人很难想见这里曾经是一片广袤的湿地，因毒蚊泛滥、疟疾蔓延而闻名，不适宜人居住。古罗马时期的多位帝王、后来的几任教皇，一直到征服意大利的拿破仑，都没能把湿地开垦工程进行到底。

        进入二十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与墨索里尼统治时期强大的政府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开荒运动得以完成。为了鼓励来此垦荒的农民，墨索里尼政府奖励每户家庭水牛两头、带院子和牛棚的二层小楼一栋。

        D带我们去看一栋废弃多年的小楼，窗玻璃早没了，但大半截纱窗还在，这是笔者第一次在欧洲看到防蚊纱窗，也算得上是能够立刻让人联想到沼泽地的唯一实物了吧。看完小楼，D不忘提醒一句：“你回去以后可千万别写一篇歌颂墨索里尼的文章啊！”

        从事农业生产的当地人很以这片肥沃的土地为荣。产于此地的蔬菜、水果销往欧洲各国，最远卖到俄罗斯。欧盟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让当地人颇为苦恼。作为先进生产技术的持有者，这里的农民早已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雇用罗马尼亚人或者印巴人为他们工作，更有甚者，干脆带着农业技术去北非当农场主。

        一位当地的农场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锡铁罐，里面装的一个个小颗粒全是番茄裸种：“这些来自中国的番茄种子最好，大小和我的机器匹配，价格还便宜——450克一大罐，也就100欧元，买两罐够我种一年！如果我买意大利品牌的种子胶囊，每年要花6000欧元！”如此说来，在巴黎超市里堆成小山的的意大利番茄没准还是中国血统。

        全球化归全球化，当地人并不会说英语，唯一能说的居然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他用带着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说：“香烟才是我的补药。”在澳大利亚开了大半辈子小酒馆，老人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

        年轻人更愿意待在当地从事服务业。走进一家披萨店，店员清一色年轻男性，全都留着浓黑的大胡子，让人以为误入一家清真饭店。胡子最茂密的小哥解释道：“我们是拉蒂纳大区胡须协会的成员。会长的胡子已经留了七年，我的胡子也留了五年了。”这种悠闲到无聊的生活状态让外来的我们心生羡慕。

        吃完饭，大胡子小哥递来账单：咖啡0.8欧元一杯，披萨7欧元一大张，这里的物价只有巴黎的一半。平和生活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当地的失业率逼近40%，年轻人甚至不愿意去大城市找工作。拉蒂纳地区是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党派——社会运动党（MSI）的大本营，当地人对于法西斯时代的态度，不像德国人对纳粹问题那样讳莫如深、严防死守，一贯的支持态度反而少了许多兴风作浪的意味。

        至于纱窗以及类似“1932年12月18日Latina”这样隐晦的法西斯主义标语，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外来者很难看出其中的奥妙。拉蒂纳作为历史上极右势力改造社会的试验田，如今已经归为平静。

在罗马和巴黎，那些大城市里激昂的社会运动

        而此时在罗马，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一部分人选择了走另一条社会试验的道路。圣洛伦索区（San Lorenzo）位于罗马市中心南部，以前是工业区，现在是大学城，一直以来就是左翼人士的聚集地。想看古罗马历史文化遗产的游客就不要来了，因为这里只有林立的烟囱、水塔和乱糟糟的街头涂鸦。

      2011年，圣洛伦索的居民们听说，位于Sanniti广场的Palazzo电影院将被改造成赌场，原定连续三日的反对集会，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为长达三年的占领运动。学生、艺术家、社会活动者、学术机构和当地居民在电影院里组织各类活动——音乐会、戏剧演出、放映会、亲子活动、学术演讲、研讨会等等。对此，开发商极为不满，转而诉诸法律，结果法院站在了占领者的一方，理由很简单，比起开发商的方案，占领者的行为是对公共利益的最佳实现。

        而在笔者生活的巴黎，类似的行动也不少见，“黑色星期四”（Jeudi Noir）就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这是一个专门占据闲置建筑的激进学生组织，其最著名的一次行动发生于2009年10月底：32名成员非法占据了一幢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私人豪宅。

        这幢豪宅始建于十七世纪，已被法国政府列为历史建筑。豪宅的可居住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推开窗户就是再“高大上”不过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豪宅的主人是一位时年87岁的老妇，住在附近的一家高级老人院里。1980年代初，她曾打算把这栋建筑改造成购物中心，改建工程因为不符合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而搁浅。从那时起，豪宅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黑色星期四”试图通过一场行为艺术般的行动表达他们的诉求：希望巴黎市政府能更多地回收闲置房产，将其改造成廉租房，从而缓解年轻人无法承受巴黎市区高额房租的压力。

        通常看来，这样的要求有道理又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在法国这个左派政治势力极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也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在2007年，“黑色星期四”就曾占据过巴黎2区的一栋闲置大楼，这幢19世纪建造的奥斯曼式建筑本是一家银行的房产，占据行动促使巴黎市政府把它买了下来，并改造成26套廉租公寓。2009年，“黑色星期四”对孚日广场大豪宅的占领行动声势浩大，多位左派政治领袖都去现场支持他们，比如绿党的杜弗洛（Cécile Duflot， 注：2012年至2014年上半年任法国住房部长）和社会党的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注:现为巴黎市长）。

        参观完罗马人占据的电影院，我想起2009年发生在孚日广场的这件事。结束了在意大利的短暂旅行，我回到巴黎，特意去孚日广场看了一眼，广场一角那栋曾经被占领过的豪宅依旧悄无声息地空在那里。事实上，巴黎法院并没有站在“黑色星期四”这一方，事件发生一年后，警察执行了判决，将占领者强行带离了豪宅。2014年的年底，豪宅前的孚日广场上弥漫着一种微醺的节日气息，围绕广场四周的长廊挂满了彩灯，橱窗玻璃里映射出来往行人的身影。豪宅背后的社会矛盾与豪宅窗下的美妙气氛，两者相隔仅一步。

        欧洲社会的文明与冲突，美好与衰败之间的距离有时也仅一步之遥。打开手机，国内的朋友们纷纷在朋友圈里转发有关到欧洲旅行的文章和美图：洁净的空气，保存良好的古建筑，悠闲文雅的居民，欧洲越来越成为一个与中国相反的存在。而生活在欧洲的朋友则在微信上留下类似这样的文字：“今天在地铁站口差点被人抢去手机，年底了，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在巴黎和罗马，占领建筑的青年人还抱着想与这个世界谈一谈的态度，而那些在大马路上抢东西的年轻人早就没有了谈理想、讲道理的耐心，只想着怎么在打折季到来之前迅速搞到一笔钱。试图用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思维已经渗入到社会的诸多阶层。

        无论是拉蒂纳居民对法西斯时代温柔地怀念，还是大城市里激昂的社会运动，亦或是凶恶暴力的街头犯罪，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视作一种呐喊，那么在这片喧嚣的背后，则是人们对欧洲社会难以阻挡的颓势发出的声声叹息。

（本文作者系留法学生。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走向极端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