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景南谈朱熹、王阳明研究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21-05-30 10: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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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景南(章静绘)

束景南(章静绘)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束景南先生长期从事朱熹与王阳明研究,著有《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朱熹佚诗佚文全考》等,近来他又陆续出版了《王阳明佚文编年辑考》《王阳明年谱长编》《王阳明全集补编》《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等研究王阳明的专著。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束景南先生谈到了他早年的治学历程,以及他对朱熹、王阳明的独到见解。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朱熹和王阳明的,能否请您谈谈?
束景南:我1968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先到大别山下的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两年,然后分配到离县城最僻远的一家农村民办中学当教师,当时真有一种像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的感觉。没有什么书可读,我就天天看我随身带的一部《阳明全书》。这时正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朱批王热火朝天的时候,农村社员与初中学生都不知朱熹、王阳明是何人,也要他们批朱批王,生产队社员进学校占领教育讲台,他们给学生上鲁迅诗文课,把“俯首甘为孺子牛”解释为“政府里养着一条小牛”。有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初一学生不大爱说话,忽然在学校操场的花坛边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还有不少学生跑来问我:王阳明是讲良知良心的,现在人心很坏,人究竟有没有良知呀?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从《阳明全书》中寻找答案。学校里什么书都没有,但却有一部给教师查字用的《康熙字典》。八年来,我就利用这部字典逐渐读懂了《阳明全书》。发觉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错误很多,阳明生平留下大量空白,有些离奇的神话故事不足为信,要准确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必须首先把阳明一生的行事搞清楚,由此渐渐产生了要为王阳明写大传的念头。在农村,十年来我没有学术研究的条件,转向搞文学创作,熟悉农村生活,写了一些小说诗歌,这也为我后来写《阳明大传》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写作基础。《阳明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阳明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您在南京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后来是如何想到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
束景南:原来我虽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但是喜欢哲学,尤其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这也训练了我的理论思辨能力。研究朱熹、王阳明这些思想家,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是无法开展研究的,就算掌握了资料,还是很难深入分析,提出新的观点。等到我去复旦中文系读研究生,开始既想研究朱熹也想研究王阳明,后来还是打算把王阳明研究往后放一放,先把朱熹研究清楚。实际上,这是受到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的影响。他是陈寅恪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在他的指点之下,我读到了陈寅恪先生那部《柳如是别传》。此前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中国学者写出一部像样的思想传记,陈寅恪先生写传记的独特的理念与方法给了我巨大震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收集资料、考证史实、写惊天大变局时代下的人心变迁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写人的“心态世界”的传记理念。我也读到了理查德森那部四卷本的《毕加索传》,从中完善了我的这种思想传记写作模式。现在有些学者研究朱熹,仅仅只是依靠《朱文公文集》与《朱子语类》,把朱熹作为一个哲学符号来研究,试图把他的思想概括成几条观点或者总结出某个体系,这样写就太过干瘪了。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历来都是有问题,无论正史上记载的儒家人物传记,佛教、道教人物的传记,都是写得含含糊糊,真假难辨,我就是努力想要突破这种传统的传记写作模式。
另外,蒋先生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到他家里去上课的。他对我讲,你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必须先过古文字关,不然,读不懂先秦的材料。蒋先生给我开了一门古文字课,我花了两个学期认真研读《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学习甲骨文、金文,为今后的古文献解读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您在收集、考证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有篇报道说,您是苏州大学图书馆里翻查古籍最多的人。
束景南:1981年我到了苏州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整整翻查了三年资料,然后开始动手写《朱子大传》。你提到的这话,应该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的,因为我当时每天步行一两个小时去图书馆里看书,记得在那里看书的人并不多,就几个而已,我在馆里一看就是一天,弄得两手油墨黑黑,他们都看在眼里。不过,我主要翻查的是与我的研究兴趣有关的宋以后的古籍,苏州大学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也并不全,后来我还经常去上海、南京图书馆去翻查资料。
事实上,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比如说,朱熹有一位弟子叫陈淳,也是著名的理学家,陈淳的文集是研究朱熹的必读之书。清代一位著名的朱子学家王懋竑写过一本《朱熹年谱》,他认为《家礼》一书不是朱熹所写,这个说法在清代已经成了定案,后来学者都沿袭他的说法。实际上,只要去仔细读一下陈淳的文集,就能找到《家礼》是朱熹所写的确凿证据。这说明,就算是王懋竑也没有认真去查阅相关著作。而我则是花了大力气去收集、发掘朱熹散失的诗文。现在《朱子全书》已经出有二十七卷,第二十六卷就是我做的朱熹散佚诗文的辑考,从而厘清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朱熹早年的行事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而我则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朱熹早年曾经向一位道谦禅师学禅,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过去谁也讲不清楚。我找到一篇朱熹写的《祭道谦禅师文》,证明它原在《道谦禅师语录》中,那么朱熹向谁学禅就很明白了。又比如,朱熹年轻时写过一本《曾巩年谱》。曾巩既是知名的古文家,也是一位有了初步理学思想的思想家。朱熹年轻时不仅学习曾巩的古文,还受曾巩的思想影响。因为这本《曾巩年谱》已经亡失,有的人认为朱熹二十多岁时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而我从《隐居通义》中找到了朱熹为《曾巩年谱》写的序和跋,也就坐实了此事。除了对朱熹散轶诗文的辑考,我还研究、考证朱熹一生的行事,写了两卷《朱熹年谱长编》。在此基础之上,我才写了一本探究朱熹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的《朱子大传》。可以说,做到了对朱熹的全面研究。《朱子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

《朱子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

《朱熹:“性”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朱熹:“性”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您长期研究朱熹,这对研究王阳明有哪些启发?
束景南:我是以研究朱熹为起点进入王阳明的研究,把朱子学的研究与阳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所以,对朱子学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促使我理性地审视传统流行的对阳明其人及其思想的种种错误说法。比如说,我系统研究了朱熹的心性思想,发觉朱熹主张心即理的同时也主张性即理,这与王阳明的主张是一致的。基于我之前所搜集、考证的资料,我对朱熹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做了全面探讨,发觉朱熹思想晚年并没有向陆学转向,证明程敏政、王阳明说的“朱子晚年定论”是错误的。而朱熹早年出入佛老、向道谦学禅的全过程,对我探讨王阳明早年沉溺禅道、向尹真人学静入窈冥的修行也有很大启示。
王阳明学说曾被视作邪说,他多次遭到诬陷中伤,死后还有“学禁”冤案,迫害阳明、禁锢王学,到底是为什么?程朱理学和王学在您看来,有什么区别?
束景南:明代统治者是尊信程朱理学的,永乐年间曾敕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程朱理学立为官学,禁锢天下士人思想,陆九渊的心学被视为禅学,连带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也被看成异端邪说,遭到禁锢。像嘉靖皇帝就自封为尊崇程朱理学的道统皇帝,他亲自作了《敬一箴》,御注范浚的《心箴》和程颐的《四箴》,命天下学校都刻石立碑尊奉,把宣扬良知心学的王阳明视为“邪说憸人”,制造“学禁”,禁锢王学,甚至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阳明冤案,将阳明迫害致死。
其实,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性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认为心即理、性即理,只是在儒家的心性道德论中,朱熹更注重“人性”的研究,阳明更注重“人心”的研究。他们两人思想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上,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朱熹则认为理在心中,理又在物中;在工夫论上,阳明主张向内心求理,致良知以复归心体;朱熹则主张不仅要向内心求理,还须向外格物穷理。这是儒家心性道德论思想体系中不同派别的观点矛盾,谁对谁错,都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您一直在说,要为王阳明正名,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哪些地方是真实的?
束景南:王阳明的一生与王阳明的思想都是十分复杂的,历来由于资料缺乏几乎很难弄清。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阳明生平的行事经历十分复杂,留下很多谜团、迷案、空白;另一方面,阳明一生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十分复杂,他对自己的心学思想的论述是非常玄奥难解的。我主要从开拓新资料入手,通过实事求是的考证,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和思想的真义。如王阳明早年思想的演变十分曲折隐晦,我在《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中,整整用了一卷篇幅(“走向心学的觉悟之路”)讲清了阳明从沉溺佛老到回归孔孟儒学、又从孔孟儒学向心学思想转型的全过程。又如五百年来流传着一个神话,阳明被贬龙场驿,大太监刘瑾派了两个特务追杀他,阳明不得已投海,遇神获救,之后逃入武夷山,遇到了猛虎不吃他。我从考证史实入手,证明这些全无其事,是阳明在《游海诗》中的虚构。特别是阳明的平定宸濠叛乱,历来误说、诬说很多,可以说是一团迷雾,我尽可能挖掘了阳明平宸濠叛乱的所有相关资料,全面考察了阳明平叛的全过程,破除了各种误说、诬说,揭明了事件真相。再如历来人们爱讲阳明的“龙场之悟”,把龙场之悟说成是心的一种神秘的“开悟”“悟道”状态,甚至认为龙场之悟就是良知之悟。我挖掘考察了所有阳明在龙场的资料,证明阳明的龙场之悟是对易简直截的心学本体工夫论之悟,既不是神秘的心的开悟、悟道状态,也不是良知之悟。由此我进一步提出,阳明一生心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上有四大心悟:乙丑之悟(心学之悟)、龙场之悟、良知之悟、天泉之悟。还有就是,历来人们都根据“王门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来认识阳明的良知心学,我详细考察了阳明晚年的思想状态与动向,指出阳明的心学教法从“王门四句教”走向了“王门八句教”,扬弃了“王门四句教”。
正是因为王阳明其人及其心学思想,五百年来留下了太多的误说、迷案、空白,所以我认为如今的阳明学研究首先要为王阳明正名,必须扫除一切历史的偏见,还阳明及其心学的本来面目。我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提出了十大新说新考,并在《阳明大传》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论,自信都是有理有据的,有助于今人对王阳明及其思想作进一步的思考。目前人们对阳明学的研究总体上是正常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是将阳明的心学思想破碎化,不是从总体上把握阳明心学体系的精粹及其人文精神,而是从阳明文集中找出一两句话,或取出一两个故事,随意解说,乱加发挥,越说越玄;二是好主观自我诠释,不顾王阳明思想的本义,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王阳明,各种各样的所谓“诠释”“阐释”千奇百怪;三是庸俗化,如把阳明心学说成是成功学,说掌握了阳明的什么“四个字”“一句话”,就可以终身享用,战无不胜,把阳明当作偶象来崇拜,搞祭祀大典等;四是神化阳明的倾向又有所抬头,称颂阳明是“神奇圣人”“千古一圣”,把阳明心学看成是万能万用的“神学”,阳明心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旧相信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中的阳明神迹与神化故事等。《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过去皇帝不让王阳明讲学,但是王阳明的心学传播得越是广,影响很大。这个学说为什么那么有魅力?关于王守仁、阳明学说中,有哪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方?
束景南: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实际是一个解决“人”自身的存在问题的人文学思想体系,良知心学所以有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强烈的解决人“心”问题的人文精神。我曾经说,人自身作为“此在”存在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人性”的问题与“人心”的问题。儒家的思想本就是解决人“性”问题与人“心”问题的心性论的道德哲学体系,由孔子开其端,如果说朱熹的“性即理”与“复性”的性学是主要旨在解决人“性”问题的思想体系,那么阳明的“心即理”与“复心”的心学就是主要旨在解决人“心”问题的思想体系。朱熹格物穷理的“性一分殊”与阳明致良知复心体的“心一分殊”,在儒家的心性论哲学体系内构成了互补共进的关系,两者并不截然对立。阳明说良知即心,所谓良知,就是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实际上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知善别恶,为善去恶,日用即道,百姓日日在用其道,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阳明只是把它从生活中总结出来,上升到了哲学自觉认识的高度,并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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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朱熹,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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