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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镇何以孕育北周、隋、唐三代皇室?

童岭
2015-01-08 15: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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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拓跋部:在胡、汉之间挣扎蜕变

        1980年7月30日,由呼伦贝尔文物管理站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443)的石刻祝文,共19行201字,讲述的是五胡中最后一支向南越过长城的鲜卑拓跋部之早期历史。石刻祝文为汉字魏体,古朴苍然。所谓太平真君,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段石刻记载,与传世史籍《魏书•礼志》的文字大体吻合。

        五胡部族纷纷南下,最后一支踏入中原大地的,却最终拿走了盘中所有的美食,那就是鲜卑拓跋部。

        如果再把视线拉到平行的欧洲史上,恰好类似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下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原是西日耳曼的一个部落,公元4至5世纪南下后,成为日耳曼诸国中的强者。但是,与墨洛温王朝开启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不同的是,北魏却让中国土地上的所有人看到了形成新世界帝国的曙光!

北魏“龙骧将军”印,藏于上海博物馆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代(315—376)至北魏(386—534)”,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皇权强化与部落解散的趋势。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断然实行了“部族解散”的改革措施,以往统领部族的君长大人,一应被纳入国家的皇权之下——事实上,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其中还有往复的情形。比如从“代”国到“北魏”过程中,那被前秦灭国的十年隐忍期。

        对于鲜卑拓跋部来说,具有入主中原决定性意义的一役,是公元395年在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大败同为鲜卑族的慕容氏后燕。此后,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笼络了华北第一流高门崔氏等汉人士大夫。依靠谋臣崔浩的睿智加上鲜卑骑兵的勇猛,北魏依次攻破了柔然、夏(匈奴)、西秦(鲜卑)、北燕(汉族)、北凉(匈奴)、鄯善、焉耆、龟兹……其中,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实现了华北中国近百年不遇的再统一,所谓的“北朝”于斯成立。

        此后,拓跋焘对汉族王室的“南朝”虎视眈眈,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北魏,一度将兵锋直捣扬子江北岸。北魏从诞生开始,似乎就决定了今后必然成为南北中国最终的统治者。

        随着国家的稳定,拓跋焘开始禁止游牧民自由移动,规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定居。这样就再次强化了汉族式的皇权。

        ——似乎胡、汉二元的世界,终于走向了完美的调和。

        但是,至今令史学家困惑不已的是,功高无比的崔浩,却因为修国史事件,被一门族杀。这事件牵涉到几乎所有的华北汉族高门。虽然历来有诸多种解读的方式,我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胡、汉二元世界在走向崭新的一元化过程中的剧烈阵痛。

        包括此后汉族士大夫向鲜卑皇室提出的均田制、三长制等等,均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这其中体现了一种包括民族、阶层在内的、全面的平等原则与贤才原则,无疑对此前汉族的九品中正制是巨大的反动。后来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多少都可以从北魏这里找到影子。

        北魏中后期登场的转折性人物是孝文帝拓跋宏,他将胡、汉一元的努力,激烈地推行下去。值得一提的不仅仅是他迁都洛阳、禁胡服、说汉语等等,而是所谓的“定姓族诏”——将鲜卑等胡族贵酋,纳入汉族式的六朝贵族制中。

        比如规定汉族第一级为“四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有时还加上赵郡李氏,成“五姓”;对应的胡族第一级为“八姓”:穆氏(丘穆棱)、陆氏(步六孤)、贺氏(贺赖)、刘氏(独孤)、楼氏(贺楼)、于氏(忽忸于)、嵇氏(纥奚)、尉氏(尉迟)。括号内的原本是鲜卑复姓,后一律改为汉式的单姓。这“四姓”和“八姓”可以和帝室通婚,享有莫大的荣誉。这一直影响到了此后的大唐帝国,比如唐传奇《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郑生,就是荥阳公的儿子;又比如《古镜记》,就与太原王氏有密切联系。

        简而言之,孝文帝就是企图将胡、汉二元化,一统于汉族式的贵族制;这既不同于五胡十六国初期的胡、汉分离制,也不同于早期秦汉帝国的胡、汉差别制(“内”中国而“外”夷狄)。就这样,令人振奋地、似乎离建立新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孝文帝仅仅三十三岁,就病逝于南征萧齐之役中。他力图将胡汉二元世界整合成新的“中华式帝国”的努力,在他死后,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反弹。这种反弹的激烈程度,一如当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激烈,或者用“悲剧”二字来形容它亦不过分。

六镇之乱与河阴之变

        让我们把叙述的视角,略微回溯一下。在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之前。呈弧状分布而拱卫旧都平城的,是位于其北方,今内蒙古境内的“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所谓“镇”,是不同于州、郡等普通行政区域的特别军事区,同时也是北魏帝国北方的前线基地。在“镇”里面,驻扎着鲜卑族的嫡系子弟部队,以及融合于胡族的北方汉人。

        其中,我们要详细说一下武川镇。武川镇位于黄河倒U字型大拐弯的东北方,也是阴山山脉的北麓。现今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武川县,据说境内至今还有蒙恬建筑的秦长城遗迹。这里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通向戈壁的深处。此地的年平均气温只有3℃,夏天滚热的沙尘铺天盖地,冬天的最低气温一度达到过零下30℃。就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为了生存与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帝都洛阳所无法想象的“安全共同体”,休戚与共,坚不可摧。

        如前所述,原本出任六镇军士的,大多是鲜卑族的嫡系部队,因为能够担任六镇卫士,绝对是胡族的一种光荣。但是,随着迁都洛阳,旧都平城渐渐被遗忘,原本担任第一线防卫重任的六镇将士,地位也慢慢下降,最终沦落为与发配边疆的囚徒一样。不满、愤怒、怨恨,在六镇镇民中急速堆积着。

北魏武士俑,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史称“六镇之乱”(523)的反旗,第一波是由沃野镇的将士——破落韩拔陵扛起的。从他的名字看,是南匈奴的后裔。熊熊燃烧的愤怒的火焰,一下子几乎波及北魏所有的州郡。汉化了的洛阳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镇压六镇的起义。于是,世居北秀容(山西)的契胡种大酋长尔朱荣,自行组织了强大的契胡骑兵,镇压了起义的同时,也把持了北魏的朝政。

        据精通北族研究的马来西亚学者卓鸿泽氏考证,契胡是与鲜卑关系密切的一支种族。尔朱荣进入洛阳后,抓住了太后等皇室,将他们投入滚滚的黄河中,又接着屠杀了朝臣二千馀人,史称“河阴之变”。——这也可以同六镇之乱一样,解读为胡族对于汉化政策的深深不满吧!

        回想一下,孝文帝汉化改革,在他去世之后不到三十年,北魏即在剧烈的变荡中瓦解了,因此清乾隆帝深深以为,孝文帝是一个不孝之人。但这,或许就是在期待能够统和胡、汉二元世界的新势力出现前夜的必经之途吧!

阴谋家登场了

        继尔朱荣之后,两个巨大的阴谋家登场了:怀朔镇的高欢,与武川镇的宇文泰。

        高欢,虽然有一个汉式的姓名,但应该是鲜卑系。而且高欢自己也有一个鲜卑姓名——贺六浑。他率领被契胡镇压的原六镇叛民约二十万,揭竿自立。同时,高欢还颇有心计的利用汉人贵族与契胡的仇恨,拉拢了一大批汉族名门。高欢将北魏的一个皇室拉至邺城,史称“东魏”(534—550)。这个被拥立的东魏皇帝,不久后就禅位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洋,即是“北齐”(550—577)。

北齐怪兽,邯郸市响堂山石窟

        然而不久之后,当初锐意调和胡、汉的东魏-北齐,很快也走上了变质的老路,帝王与门阀贵族勾结,不再理会一般胡、汉民众之疾苦。那么,最后能够期待的新势力,就只剩下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了。

        宇文泰,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其势力主要来自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他退至关中,拥立北魏另一位皇室建立了“西魏”(535—556)。最引人注目的是,宇文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府兵制”,将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为主体,融入关中的贵族势力,分为“二十四军”。核心层由“八柱国大将军”把持,和宇文泰一样,同属武川镇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同时,利用诸如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大力提倡贤才主义,罢黜以往的门阀主义。据说,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的祖型,就可以一直追溯到西魏呢。

        宇文泰死后的第二年,“北周”(556—581)成立。在北周政权的前期,宇文泰的儿子并没有使用“皇帝”,而是依旧使用了五胡十六国时代流行的“天王”称号,这颇值得注意。

        在此插上一句,当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帝都洛阳,到了东、西魏分裂之后,已是荆棘荒野之地,到处是狐狸的巢穴,让人无法想象此前的繁华与荣光。一位叫做杨衒之的北魏旧臣,见到往日旧都之满目疮痍,忍不住写下了千古名作《洛阳伽蓝记》。

武川小镇连出三代皇室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和宇文泰一样出自武川镇;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出自武川镇。隋、唐两帝室的先人,而且都同为“柱国大将军”。更有意思的是,杨家有一个鲜卑名“普六茹氏”,李家也有一个鲜卑名“大野氏”。漠北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的胡汉混合军镇,居然连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陈寅恪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关陇集团”,所谓“关陇”,是指渭水盆地一带的关中地区,以及李唐自称陇西成纪等地。但是其源头,应该是远在渭水之北的——“武川”。

        而在隋、初盛唐时代,对内、对外(东亚、西亚)之政策,做出决定性策略的,也往往就是这些“武川——关陇”集团的上层成员。

        这样一来,统合胡、汉的新势力,缔造了一个统合胡、汉的新国家。

        西魏-北周一开始的实力并不如东魏-北齐,但宇文泰断然与门阀旧制度一刀两断,向贤才主义靠拢,使得优秀的人才,不论是贵族、庶民,也不论是鲜卑、匈奴,还是汉人,都得到了较为均等的入仕机会。有趣的是,在所谓的“后三国时代”——北齐、北周、梁陈鼎立的情况下,文化上出于最偏僻的北周,却孕育出了产生下一个伟大时代——大唐帝国——最直接的种子。

唐“帝王狩猎纹”银皿,波斯萨珊朝,日本个人藏

        从五胡入华开始,匈奴、鲜卑、氐、羯、羌……轮番给奄奄一息的旧中华帝国注入了大量的强心剂,最后终于在西魏-北周那里,完美了统合了胡、汉二元世界,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崭新的帝国:大唐帝国应运而生。初唐的第一名君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过: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如一”的思想,可以视作北朝至大唐帝国时代总体的心理。为大唐帝国在东亚世界展开华丽篇章的功臣里面,就有突厥人、契丹人、铁勒人……

        对于内部业已整备完成的大唐帝国来说,急切地飞向“世界帝国”,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新渴望。三国以来对外发展几乎停滞的时代宣告结束。伴随着中国进入中世的黄金时代——大唐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的倭马亚帝国……同样进入亚欧大陆大角逐的时代。东、西世界两相竞赛的时代让人兴奋不已。

        
        (本文与图片均摘自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商务印书馆,2014。标题均为编者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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