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吗？

【编者按】

        长久以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一直被禁锢在意识形态的坚冰中：完全的赞美或彻底的憎恶成了看待它的两种思维定势，而关于它的神话则世代流传。所以托克维尔会说，“从未有过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所以布罗代尔会说，“法国大革命既使20 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革命的欧洲，又使其成为一个无休无止的反革命的欧洲……大革命几乎像圣经似的瞩望着20世纪。”

        半个多世纪之后，法国政治生活的变化以及大量学者的工作为这段历史带来了新的视角，它不再被过度地神圣化或妖魔化。比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雅克·索雷，就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中，展现了新颖的观点及其引发的争议，洗清了覆盖于大革命之上的意识形态尘垢，让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以本来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拷问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出版）中关于大革命是否是一场文化革命的章节。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大革命造成了政治和社会断层，但与此同时，它并未破坏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延续性。近年来，这种观点被大幅修正，该时期的精神变革得到了更多关注。那么，大革命是否真的在法国实现了去基督教化，是否动摇了传统的家庭和道德秩序理念，又是否创造了新的法国人呢？        

大革命是否将法国去基督教化了？

        让•德•维基埃里（Jean de Viguerie）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的研究揭示了革命对教会迫害的有效性。到了1799年，只有零星的地区还保持虔敬，那里的人因为信仰而生活艰难。相当部分的人口已经停止日常宗教活动。与1789年相比，在西北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区，复活节领圣餐仪式的参与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周日工作开始成为惯例。许多教堂重新开放后仍然无人光顾。拉梅内（Lamennais）认为，1808年时宗教已彻底毁灭。

        那么，上述证据是否“确证”大革命在去基督教化上取得了胜利呢？维基埃里认为，在大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到一股将信众和教士们相隔离的力量，阻挠他们参加圣礼。他认为这背后是一套有序而高效的迫害制度。

        不过，这些说法低估了天主教会对大革命的反抗，如针对反教行动而爆发的起义，秘密教会及其神甫的活动，以及圣事的施行等等。因此，未受洗礼的婴儿的比例非常小。同样的，人们在艰难环境中运用了极为巧妙的方法来举行弥撒。世俗人员经常行使神甫的某些职责，他们的创举显示了其对宗教集会的依恋和对教会的强烈感情。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教徒的反抗和教士的牺牲，数以千计的人因拒绝违背良心宣誓而被处死。这一切显示了法国天主教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用来回应刽子手的是祈祷和虔敬。把殉教者们的英勇行为仅仅看作是少数人之举似乎有失公允，因为它的背后是大部分民众对政府反宗教政策的普遍不满。正是这种集体态度注定了教会的重建和信仰的回归。

        认为去基督教化运动在民众中取得成功是把它从未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它了。这场资产阶级行动没有在民众中取得什么反响。耶稣形象在18世纪法国的演变显示，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神圣政治观得到了延续。许多基督教徒受过启蒙精神的熏陶，1789年的动荡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欢迎。

        富歇曾经就此谈到，认为将上帝之子钉上十字架的正是贵族。宪政派和拒誓派拥有相同的信仰，而雅各宾派也没有忘记坚持福音派的平等主张。在无套裤汉中间，对拿撒勒先知的虔敬并没有因为对马拉的忠诚而消失。热月事变后，对这位神圣立法者的推崇与日俱增，甚至将其作为一切制度的典范。        

在社会习俗和集体心理领域是否真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呢？

        就像两位历史学家所说，“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无疑将有助于做出更正确的评价”。这是一个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并存的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并不能消除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力量。昂热的真理并不适用于马赛，大革命来临时的法国存在着多种宗教模式，它们的主要分歧来自精英和大众、城市和农村，或者也可能是男人和女人间的对立。

        上述多样性决定了各地对大革命的反应有所不同。在大革命中有接近4万名教士或修士遭到驱逐，这些人回归后促成了和解并致力于教会重建。在各种渎神舞会和无情的迫害行为面前，人们坚持举行传统庆典，并为保留星期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按照启蒙思想绘制蓝图的过程中，大革命迫使天主教和民间文化走到了一起。革命者把一切宗教活动都看作迷信，导致淳朴民众和教士们联合起来对其展开激烈的抗争。朝圣的礼拜堂成了拒誓派的教堂，而布列塔尼的宗教剧则扮演了礼拜仪式替代品的角色。民间自发为大革命中的殉道者封圣，并将其和被认为能治病祛灾的圣徒埋在一起，成了新的崇拜偶像。

        另一方面，流亡中的拒誓派则继续着各主教区的管理工作，很快便组织起传道团，并为这个遭遇浩劫国家遇到的教务问题提供解答。这些工作为罗马天主教会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作为农村地区对去基督教化运动的抵制形式之一，即使没有崇拜、圣礼仪式和教士，法国人仍然在家中坚持宗教生活。

        对于教会来说，制订中的重振信仰计划、开始流行的宗教复兴神话以及新成立的修会都是好消息。而在大革命面前，妇女们则从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最终，在拿破仑任命的宗教部长波塔利斯（Portalis）的手中，教会开始了缓慢的重建。虽然社会影响有所削弱，但教会重新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英美历史学家们十分关注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延续，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大革命时期得到保留或重新出现的传统元素作用的结果。一些革命崇拜可以在1789年之前的宗教仪式中找到影子，比如由反伏尔泰的护教人士构想的美德女神节就是一例。

        这些“头戴花冠的贞洁少女”试图以道德效用的形式将天主教保留下来。这项18世纪末的创造以类似卢梭笔下的田园少女形象出现，令基督教捍卫者们大为赞许。通过对当时社会共同价值的推崇，她将传统宗教和新的思潮联系了起来。       

革命崇拜和基督教有关吗？

        革命崇拜的相当部分都是由此类朴素基督教思想发展而来的。作为情感的信徒，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正统中也有上述护教者神学的印记。诚如约翰•麦克麦纳斯（John McManners）所言，革命宗教仅仅诞生于1791年与天主教断绝关系之后。但是它身上带着启蒙时期的天主教的烙印，这一天主教对于拿破仑的行为也不陌生。对道德化礼拜仪式的需求持续了整个大革命时期，与含糊的去基督教化概念相比，前者更为重要。

        农村地区对大革命的反抗，特别是在西部和中部的博卡日和一些零星地区，主要源于传统堂区扮演着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作用。教会在这些地区得以保持支配地位正是得益于这种社会基础。1789年的革命只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一次小小危机罢了。农村密集的教士网络为民众信仰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

        对于农民文化来说，信仰是其唯一可能的融入社会和自我表达的手段。农民们围绕着自己祖先的墓地，奋起抵抗大革命对本堂区的压迫。大革命影响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崇拜场所极为忠诚的小小的自治群体，他们将之视作自身存在的象征。

        在心理和精神上，他们的集体认同感来自活人和死者的共处，而教堂和墓地则是其实现场所。他们内心深处对宗教的依恋体现了这种情感。他们把堂区神甫视作集体认同感的象征。而为了讨好他们，教士们也默许了当地时有发生的杀婴和性侵害行为。教士们本人也是农民，必须遵守这些习俗。和道德上雄心勃勃的反天主教改革运动一样，大革命在堂区内部结构中所显示的这种集体认同感面前失败了。        

法国大革命瓦解了传统家庭吗？并没有，而是为法国增加了130万人

        大革命导致法国人口一度出现下降。不过，尽管避孕术开始被试探性地采用，出生率仍然势头强劲并弥补了战争造成的损失。人口数开始持续增加，新生儿总数同样如此，共和二年的出生人数（超过120万）创下了纪录。更多的人在这一时期选择婚姻以便逃避兵役，由此抬高了出生率。虽然法国的人口略微老化，并且增长率不如邻国，但并不意味着大革命是一场人口灾难。

        历史学家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大革命期间出生率是否受到遏制。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的确减少了，但就像雅克•杜帕基耶（Jacques Dupquier）所言，因为婚姻和生育数量的上升，大革命为法国增加了130万人。

        他认为，直到督政府末期，由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法国人口才出现马尔萨斯趋向。革命领袖们全都是人口主义者，支持成家立业。出生率下降和该时期的社会现象（宗教传统的动摇、平等原则的宣扬、资产阶级精神的传播）间的联系只是或然的。安德雷•阿尔芒哥（André Armengaud）注意到，旧制度末期经济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快速增加，当时的人（甚至是农民）很可能也明白这一点。大革命并没有推动城市化，它结束时留下的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大量的年轻人。

        唐纳德•萨瑟兰认为，农村年轻人开始大量接受节育正是出现在大革命时期。长久以来，面对贫困他们只能推迟结婚年龄。不过在大革命之前，婚龄已经有了下降之势，1789年后更是大幅降低。与此同时，此前仅在西北部或朗格多克部分地区被采用的避孕手段开始普及。

        18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传统家庭道德的瓦解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每名已婚妇女生育数量的减少，在接受《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地区尤为明显。1793年后宪政派教会被毁，而后来在《教务专约》下新建的教会则面临重重困难，这导致宗教约束被放松，夫妻在对待性的态度上更加不受宗教约束。这种变化削弱了天主教对婚姻的控制，四旬斋期间禁止举行婚礼的传统也不再被遵守。

法国大革命期间谁在提出离婚？几乎都是女性

        从1789年到拿破仑时期，关于家庭的政策并非一以贯之，菲利普•萨尼亚克（Philippe Sagnac）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指出，它经历了三个完全矛盾的时刻。制宪议会只是因为其他改革的需要才涉足其中，特别是教士阶层的分裂，这迫使它开始关注公民档案的管理。不过，议会只是满足于将婚姻变成法律上的民事契约。由于大量教士拒绝宣誓，立法议会不得不将公民档案的管理世俗化。1792年9月20日通过的这项法令修改了结婚条件，并第一次肯定了离婚权。

        就像雅克•戈德肖所说，离婚并非针对天主教的武器，而是一种提高社会道德的手段，以消灭感情破裂后产生的丑闻。此外，制宪议会建立的家庭法庭在处理纠纷时取代了父亲的绝对权威。立法议会则取消了父母为训诫未成年子女（21岁以下）而将其囚禁的权力。这些初步的改革措施都还是小心翼翼的，离婚法令是个例外。

        国民公会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夫妻平等，但还是继续为离婚提供便利。1793年，它宣布非婚生子将享有与婚生子相同的地位，并提出了继承平等的原则。《民法典》延续了公民档案、婚姻和离婚管理的世俗性，但在执政府时期伊始，它便以权威原则为基础重新调整了家庭关系。

        未婚女子不再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地位，婚后则将被置于丈夫的绝对权威之下。在法律上她们不被视作独立的，即使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也只是傀儡和从属。这种对丈夫的依附要求在大革命期间没有先例。她们必须时时追随丈夫，不能参与对公共财产的管理，处处须征求丈夫的许可。这些规定把这些对女性的限制推广到全国，而先前实行习惯法的地区完全没有这些限制。非婚生子被赶出家门。离婚权险些被取消。

        此后，我们很少看到两厢情愿的离婚案例，性格不合成了离婚的主要理由。所有的相关立法都体现了两性不平等的原则。妇女被禁止将异性陌生人领进家里。妻子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丈夫可以通奸为由将其关入教养院。反过来，丈夫只需支付罚金就能堂而皇之地和情人在自己家中同居。如果他撞见妻子在通奸并将其杀死，他被认为情有可原；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妻子则不可原谅。

        阿尔贝•索布尔认为，虽然《民法典》在上述问题上较大革命期间的法令有所倒退，但影响不大。作为大革命的象征，它强调了纳税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把关注点全部放在财产上。

        从遗产和男人对妻儿的权威等角度来看，它体现了传统家庭的理念。遗嘱自由被重新确立，而长子有权获得一半的财产。这部法典代表了一种限制体制，其背后是抑制性道德观。

        除了对人权的司法表达之外，它还承认人与人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财产上。它尤其关注地产的转移，并对1789年宣布的自由原则做了一系列限制。它延续了大革命初期人们关于司法一致性、权利平等和对个人保护的意愿。但出于对财产保护的考虑，它在关于家庭的内容上加强了家长制社会的色彩。

        比如，被抛弃的妇女无法再提出离婚。拿破仑和他的立法者们将用于治理国家的服从和等级思想移植到了法律中来。为了社会的利益，法典还规定，家长有权要求获得带国王封印的惩戒书，凭着它可以将不良少年送往指定的改造所。

        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1792年所确立的离婚权的影响。他们发现，除了巴黎等几个城市，离婚流行的区域非常有限，这一制度并没有被法国人的民情接受。在他们看来，婚姻的首要考虑仍然是经济因素而不是个体满足。

        罗德里克•菲利普斯（Roderick Phillips）在分析鲁昂的案例时指出，大革命前夕夫妇分手的数量有所上升。他发现，在大革命期间提出离婚的几乎都是女方。涉及的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女性，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她们无法再容忍农村的传统家庭结构，开始反抗婚姻霸权引发的虐待。虽然遭到了这些女性所信奉宗教的反对，新的法律却满足了她们的社会和物质需要。这种情况似乎也出现在梅茨、图卢兹和里昂等城市。多米尼克•德赛尔蒂纳（Dominique Dessertine）认为，在里昂出现的一种全新行为中可以看到妇女对自由和平等的憧憬。

        在遭遇《民法典》的当头一棒之前，这种憧憬也完全没有得到大革命的支持。无论大革命想要建成何种模式的社会共同体，父权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歧视都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在这点上，启蒙主义者观点一致。要求真正和完全两性平等的女权主义不可能有市场。女性无法行使某些基本职能，这总被认为是其地位使然。        

大革命改变妇女地位了吗？

        大革命并没有对女性在法律上低人一等的状况做出大的改变。许多妇女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提出恢复自己的权利，甚至给出了如何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案。

        然而，虽然参与了革命进程，她们的呼声仍然无人理睬，而1793年11月，革命政府甚至禁止她们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女性公民只被视作生育机器。与旧制度相比，新政权仅仅满足了她们很小一部分希望，大革命彻底让她们的梦想破灭了。在源远流长的反女性主义左右下，大革命又为女性贴上了邪恶和歇斯底里的旧标签。

        女性的失败却是性别歧视思想的胜利。西耶斯早就表达过这种思想，从1789年7月开始，他就一直反对妇女和儿童参与公共事务。女性在旧制度下一度享有过的投票权现在也被剥夺了。显然，绝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歧视妇女的主流观念。

        演绎大革命跌宕起伏的是一面背景不变的银幕，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家庭保守主义。《民法典》中关于妇女天然比男性地位低下且从属于后者的内容只不过是卢梭《爱弥儿》的老调重提。虽然吸引了妇女的参与，并对女权运动表示过肯定，大革命最终还是让她们延续着屈从地位。

        欧尔文•赫夫顿将该现象放在平民阶级经济生活的具体状况中加以分析，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处境。女孩们最关心的是通过组成新的核心家庭来摆脱贫困。

        为此，她们必须积累起一笔小小的资本。在农村或城市的工厂充当仆役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在城市人口中，这些来自农村的“女仆”一直占比至少10%。她们艰难地把薪水积攒起来，希望十五年后借此成家。她们的雇主也不富有，经常会解雇她们导致其流落街头。有时，这些女孩的生活非常不幸，但凭借着毅力、坚韧和运气，她们最终有可能在家乡或城里步入婚姻。城市出生的女孩们不必面临那么大的物质困难问题，并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在农村工作的已婚妇女来说，婚姻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她们在其中扮演着首要的角色。她们完全不是专心家务的女主人。那些在工厂中全职受雇的城市妇女，由于工作太忙，她们甚至没有时间给孩子哺乳，只能将其交给乡下的保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完全不是卢梭式的田园场景，而是劳动妇女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家庭经济模式。在法国各地，劳动妇女承担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量。正如在勒维莱（Le Velay）花边女商贩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有时妇女才是家庭收入的来源，凭着才干和勤勉，她们成了真正的一家之长，与懒惰的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许多男性从事季节性工作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经济意义上的女性家长现象。这些家庭中，女方对如何养家糊口拥有决定权。当丈夫去世后，她们很乐意继续这项工作。而如果是她们先丈夫而去的话，后者常常会把孩子扔给救济机构。

        对法国一半的家庭来说，为了维持经济平衡，7岁以上的家庭成员都必须参加工作。我们看到，就业和生计危机很容易就会让这些家庭陷入困境。从许多方面来看，贫困问题也是家庭问题，因为婚姻会创造出更多穷人。

        在这点上，妇女不仅是家庭的核心，还必须为求生使出权宜之计。为了生存，她们与来自私人慈善机构的教会工作人员合作，组织孩子们进行流浪乞讨。贩卖私盐或者去城里卖淫也是平民妇女们在危机时期的求生手段。这就是绝大多数劳动妇女的生活现实，在整个大革命期间都将继续如此的命运。对于一直在努力避免自己脆弱的家庭陷入经济灾难的她们来说，大革命只是又一次战役罢了。

        从人民的视角看来，大革命让法国家庭的生存条件变得更糟。对于城市女工尤为如此，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她们承担的责任比自己的丈夫重得多。直面饥寒交迫现实的首先是她们。而在大革命期间，常常可以看见她们站在暴动人群的最前方。发起大型示威活动的大多是女性。

        不过，让传统经济下贫困家庭陷入窘境的也许正是旧制度的覆灭。废止盐税后，20万靠贩卖私盐为生的布列塔尼亚家庭该怎么过活呢？在许多城市，教会机构的破坏意味着公共慈善难以为继。奢侈品行业的危机同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革命政策在救济问题上的失败为这一切雪上加霜，在恐怖统治下，等待着穷人的只有贫困、疾病和通胀。他们的妻子大多对大革命及其社会承诺期待良多。有些还成了革命的狂热信徒。因经济问题而幻想破灭后，她们转而成了新制度政策的坚定反对者。

        面对严重的生计危机，她们的神经濒于崩溃。有时，限价令迟迟不来，而即使发布后，花上几个小时排队的仍然是妇女们，还常常一无所获。1795年，在一场漫长的饥荒后，共和国带给她们和儿女们的只有死亡，而富人们却在大吃大喝。这让她们如何不怀念旧制度，因为后者至少还会组织救济。

        共和三年，在救济机构几乎绝迹的那些法国城市，穷人们很可能正痛苦地回忆着“哲学家的慈善”。最后的一波妇女抗议活动引发了巴黎的芽月和牧月事件，与此同时，在鲁昂、贝藏松和沃苏勒出现了和平呼声。

        从此以后，我们看到的只是默默忍受、自杀潮和平民天主教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股复兴热潮的影响范围以及妇女（甚至包括城市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她们中的某些人在不久之前还是反教主义和去基督教化运动的支持者。梦想破灭后，她们抛弃俱乐部，回归了教士和教堂。革命灾难结束后，这些重新皈依者开始为自己曾参与过的亵渎行为赎罪。宪政派教会不幸成为了驱魔运动的首选目标。

        欧尔文•赫夫顿注意到了这股前所未有的民众信仰力量，此后它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怀旧和本能情绪之中。虽然有时它将白色恐怖统治视作神性起源的表现，但更普遍地，它代表了回到令人怀念的过去的愿望。

        在几乎整个18世纪，人们都没有经历过像大革命所带来的这般战争和饥荒。它们在摧毁宗教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经济基础。从此以后，与官方的自由宏论相比，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将更加关心自己的家庭。而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人的观点无疑比当时的小众知识分子，或者更小众的从新制度获利的名人们的观点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