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 | 曾亦:中国改革的公羊学分析

澎湃新闻记者 张博

2015-02-06 16: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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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发轫,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曾亦的访谈,访谈稿已经被访者审阅。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亦,山羊胡,黑框镜,春夏秋冬穿对襟中装,说话语调慢慢悠悠,学生称其“曾夫子”。
        现任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曾亦,本科毕业于复旦国政系,硕士博士都毕业于复旦中国哲学专业。谈及自己走上儒学之路的关键转折,是在他本科二三年级的时候,听了谢遐龄老师讲《论语》和《文化哲学》的课,“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以后要走的路了。他后来也成了我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
        曾亦的博士论文研究宋明理学,之后专攻经学。近年则以其对政治儒学和康有为的深度思考和鲜明立场,活跃于儒家学术圈。
        一边是课堂上带领学生研读儒学经典的他,以知识性的传播为主,绝少涉及自己的思想。他还在家里设有读书会,带学生读典籍,自认比给博士生上课要更细致和深入,像是“入室弟子”。每周一次,每次数十人,已坚持十五年,前后参加学生已满百。“我最初举办读书会时,就约束大家不要讨论思想,而以文本的阅读和诠释为主。因为思想上的争论,最后往往会落入无谓的意气之争,乃至导致团体的瓦解。”
        另一边是密切关注现实政治,思考经世致用之学的他。访谈中他对政府动向的了解,对历史政治和现实外交政策的解析,都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曾亦的《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于2011年甫一问世,就被解读为“为君主制辩护”,更有人生发“保守者归来”之感。他和郭晓东合力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则记录了2011年一场儒家的讨论会,其中关于婚姻制度、男女两性关系的部分近日被放到网上,引发潮水般的批评。面对种种争议,儒者曾亦会如何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为读者一一展开。访谈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公羊学即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

        澎湃新闻:请问您近期主要的学术关心是什么?
        曾亦:我近段时间主要在和郭晓东合写《春秋公羊学史》,大概一百万字,已经快写完了,2015年应该能出版。这是纯学术的方面。另外我有一种很强的现实关切,主要体现在我对康有为的研究上。

        澎湃新闻:如果对儒学知之甚少的读者问“什么是公羊学”,您会如何回答?
        曾亦:公羊学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这几年政治哲学很热,而在儒家各种理论中,与政治理念和制度建设这些现实问题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公羊学。其他各种经典,对政治问题的讨论,不过只言片语而已,远不如《公羊传》那样系统和有解释力。公羊学的那些理论,譬如通三统、三世说、夷夏论等,即便放到今天,还是非常具有解释力的。
        像“通三统”,就是讲一个新的王朝如何处理和前面两朝的关系。比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如何对待民国?其实几十年来,我们的态度是不断在改变的:在夺天下的时候、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国民党完全是负面看待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国民党的功劳,评价越来越高。
        如何对待过去的历史——这一问题和现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澎湃新闻:所以您选择研究康有为和公羊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是什么呢?
        曾亦:一方面是学术上的关心,康有为是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关心改制或变法的问题。所谓变法,其实是出自公羊家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即孔子改制。改制,实际上就是变法。当年孔子改制,他面对的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从周公、孔子到汉初,长达数百年。通过这样一场变革,中国才进入到之后我们看到的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状态。而这个主要是通过孔子改制完成的。
        那么到了晚清的时候,当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中国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康有为要变法,背后最深层的意思实际上是:面对西方如此巨大的冲击,他想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做一个折中损益,即确立中国今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而康有为讲的变法,其实是下一个改制的开始,最终将确立以后中国几千年的道路。不论是邓小平的改革,以及今后儒家的努力,都应该纳入这一历史过程之中。我觉得,这样一种努力可能要持续数百年,应该成为政府和无数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
        澎湃新闻:您大概也注意到了2014年政府在诸多方面对儒家的推崇和强调。请问作为儒家学者,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曾亦:我感觉到去年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对儒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肯定。那么在这种肯定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他是肯定了儒家作为一种治国之道。而这一点与以前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肯定儒家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其实和汉武帝当年“独尊儒术”性质是一样的。不再只是说儒家里面有些好的思想,可用来作为教化世道人心的一种资源。他的提法里对儒家政治方面的强调才是关键,这标志着儒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治国之道,开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第二,他10月份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里提到的几个词,完全是公羊学的术语。这在以前是很罕见的。比如说“更化”这个词,这几年儒家都喜欢讲的。还有“衰乱之世”、“升平之世”,这正是公羊家讲的“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尤其是晚清公羊家喜欢讲的。
        这样看起来的话,上面对于儒学的关注跟我们对儒家的期待,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一般来说,学界会走得更激进更快一点。但这一次发现,政府与学界几乎走到一起来了。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多年在复旦和同济教授儒家思想相关课程,与社会上的儒学爱好者也有接触。依据您的亲身感受,国内接受儒家、儒家获得发展的土壤是越来越好么?
        曾亦:应该是越来越好。并且民间土壤的发展先于官方的推动。因为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国学班,包括老板总裁的国学班之类,早在好多年前就热了。有些人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有些是为了人生解惑。

        澎湃新闻:不过听起来这些民间自发的儒学热和官方层面在推动的是两回事?
        曾亦:完全两回事。目前对儒学的发展趋势,实在是众说纷纭。我知道澎湃之前有期采访中,就有人说如果政府号召全国信儒家,他就会反对。可要知道,儒家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像清末民初,由于政府不支持儒家,儒家很快就垮了。儒家毕竟不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
        这不像基督教,最初完全是民间信仰,被迫害了几百年,还能顽强生存下来,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但正因如此,没官方的承认,就永远是被迫害的命。
        儒家不同于基督教,不需要烈士,只有贤士君子。如果儒家老是立足于民间发展,做些国学普及活动,实在是太低层次了。

        澎湃新闻:那官方真的推行起来,你们不会有担忧么?
        曾亦:很多人是这么担忧的。像当年董仲舒有一个再传弟子,叫眭孟,他把公羊家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了很极端的运用,结果被杀了头。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你只要走政治这条路,是免不了的。我觉得儒家在介入政治时,也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既志存高远,又恪守本分。就是张横渠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任重道远。
        但无论如何,儒家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民间性。应作为一种精英性质的学说,要充分进入公共活动的领域。否则,就像明清时的各种民间教派那样,沦落成秘密团体,甚至是邪教了。太民间了反而容易被镇压。

        澎湃新闻:所以您认为是少不了官方的支持的。
        曾亦:我认为,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现在正是儒家重新解释自己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时机。儒家不会一味复古,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孔子不是恪守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对旧制度进行损益变革,如此才能构建一套垂于万世的大纲大法。这就是儒家讲的“与时俱进”。
        你看我喜欢讲男尊女卑,又称赞君主制,好像要一味复古似的,其实,我绝对不是人们误解的那个意思。在学术上,我是试图理解这些内容在古代的合理性,并挖掘出其中“尊尊”的精神,进而考察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表现;在思想上,则探究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合理运用和表现形式。
        儒学的精神本就是讲变通的,孔子讲改制,康有为讲变法,都是要变的。我知道不可能回到过去,一定要有所变通。而有些人貌似比较激进,反而显得迂腐。

邓小平的改革可以理解为接续康有为改良思路
        澎湃新闻:您在书和文章中多次流露:未来中国道路的构建,一直是您的核心关怀所在。请问您对内政、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未来道路的思考,哪个比较有心得呢?
        曾亦:当前儒家圈中,对此有明确完整构建的大概就只有蒋庆了吧。我说说外交吧,因为这和公羊家讲的“内外学说”或者夷夏理论比较有关。
        按照公羊学说,世界分成中国、诸夏和夷狄三个层次。这种划分,也体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比如二战以后,出现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带着一帮盟国,争夺世界霸权。苏、美两超相当于公羊学讲的“中国”;他们各自的盟国,不论是“卫星国”还是“仆从国”,相当于同文同种的“诸夏”;各自把对方视为威胁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的夷狄。
        目前,中国外交上处于相对孤立的局面,真正很铁的,或者说盟友,都很少。中国想要真正强大,光拥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不够的,要有一帮兄弟。那么这个盟国,或者说诸夏圈在哪里呢?按照公羊家的理论,一定要在同文同种的国家里找。从前我们习惯讲第三世界是天然盟友。但第三世界大多是亚非拉国家,既穷,又和我们的文化和人种完全不同,他们对我们能有多大用处?很难说。现在中国外交很大的难题,就是处理南海以及和东亚日韩朝三国的关系。这些国家在传统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里,其实可以算作是和中国同文同种的。中国今后不仅应该和他们搞好关系,还应纳入我们的盟国圈,就像美国和西欧的关系那样。
        这个观点我在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和当地华人交流过。马来西亚的华人比重,在东南亚是仅次于新加坡的。当年康有为去马来西亚时,特地在一块石头上题词“勿忘中国”。当地华人对大陆心心念念还是有向往的,又无法融入当地以马来人为主的社会。因为华人常存“勿忘中国”之心,故影响了作为马来国民对政府的忠诚。就在2012年,温家宝访问马来西亚接见当地华人社团时,特地要求华人要向当地政府效忠。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肯定不会跑到美国对华人这么讲。其他地方的华人都多少能够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马来不一样。马来西亚的华人不仅说汉语,学校也用华文授课。
晚清公羊学代表人物康有为。
        另外我再说说对当前改革道路的思考,近来我关于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近代以来,一般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从孙中山开始到毛泽东,这是革命的道路。当时的左中右各派思想其实多多少少都带有革命的色彩,都是革命大潮中的思想片段而已。从辛亥革命到1978年,长达近七十年。
        第二种是从康有为晚清变法开始,到晚清新政,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可以理解为是接续康有为改良思路的,走了大致五十年。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把这条改良道路向上追溯到洋务运动,这样算来,就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了。这条改良主义道路的特点,我认为主要是回归传统,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我们现在讲保守主义,首先要保守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基本框架,因为无论怎么改革,也不能像前苏联那样,把中共坐天下的格局给改变了。如果不坚持改革的保守主义内涵,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搞成前苏联那样的革命了。就像康有为当年搞改良就始终强调要对政府效忠,所以他和孙中山革命党不一样。这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涵。保守的另一个含义——革命往往是疾风暴雨式的,会把过去的传统全部摧垮,但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得比较稳,也走得比较慢,每一步看准了再走。我认为中国今后的道路也还是要走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

        澎湃新闻
:儒家学者内部现在其实也很多元。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光谱中的位置?
        曾亦:任何一种思潮内部其实都是可以分左中右的。我原来是偏“左”的。像二十几年前大家都在讲民主自由的时候,唯独我就是反对的。后来到儒家的圈子里,我也是偏“左”的,主要是指我认同这一点:共产党建立现代中国的这一功劳不容否定,以及肯定毛泽东的开创之功。实际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是可以把毛泽东看成是本朝太祖的。儒家讲“祖有功”,我是在毛泽东有建国之功这点上肯定其为太祖的。至于国内的“左”派,则是在“有德”的角度肯定毛泽东的,这就太“左”了,不是我能同意的。

        澎湃新闻:但是因为您在《共和与君主》那本书中主张回到康有为,提倡君主制,所以也有不少解读把您归为保守主义?
        曾亦:这个……我个人认为我是偏“左”的。但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偏“右”甚至是极“右”,因为他们觉得我既然赞成君主制,那么就是极“右”。另外,近来我从公羊学的角度肯定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也算是“右”的表现。

        澎湃新闻:是的。
        曾亦:但是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和国家划等号的。所以现在的“左”派很多是有国家主义立场的。而自由派比较强调站在个人的立场。因此这么分的话,我是偏“左”的。

中体西用:可以海纳百川,但道统在孔孟那里
        澎湃新闻:我发现儒家内部对其它主义的容忍度也不一样。像我们之前采访过的白彤东和方旭东两位老师,就比较偏自由派一些。但有些儒家就认为儒学应该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知曾老师怎么看?
        曾亦:方旭东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而白彤东带有点国家主义的立场。还有秋风这两年变化得比较快,使得他以前的有些朋友都不能适应。我是每碰见他一次,就发现他的立场更加向儒家靠一些。
        我自己是一直主张中体西用的。在我看来,其基本内涵应该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其它各派学说只要能为我所用,就都可以用,无论是儒家还是儒家之外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包括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可以用。
        还有一个意思。我有一些“左”派的朋友说,他们也讲中体西用。那么他们讲的和儒家的区别在哪儿呢?他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中体西用的一个体现——从毛泽东开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之后的结果。那这个就和儒家讲的有根本的区别了。
        关键在于,儒家在讲中体西用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道统”的观念。像“左”派你要追根溯源的话,最后还是要追到马克思那里去的。但中国的道统,你最后只能追到孔孟那里。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当年有过一个很好的表述。本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但他到了晚年,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是在孔孟道统里面的。也就是认为,孔孟这一道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他的那个时代,就表现为三民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形态。但源头只能在孔孟那里,而不能找一个西方人来认祖归宗。
        所以在我看来,不论儒家内部哪一派,他至少都得承认中体西用的这两层意思: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可以海纳百川,什么都能吸收;但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个道统,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当然具体的理解会有一点区别。

        澎湃新闻
:那您说的“道统”是指什么呢?
        曾亦:所谓“道”,就是指先王之道,即古代圣贤们引导中国人民走的道路。历代的圣贤们,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再到孔子、董仲舒、朱熹,最后是康有为,他们对这条道路的开拓和探寻,就构成了“道统”。孙中山认为自己是接续这个道统的,那就可以考虑放到这个道统里。如果像“文革”那样批周孔,不论“左”派怎么讲“中体西用”,也就不在这个道统里了。

        澎湃新闻:儒家在对什么是道统上能达成共识么?
        曾亦:儒家对于接续孔孟道统,应该没有什么异义。但是,到底哪些人在这个道统里,则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我推崇康有为,但当时很多人就批评他是“貌孔心夷”,就不能算在这个道统里。但我认为,康有为在晚清那个背景下主张变法改制,是真正理解孔子的,是“圣之时者”,当然在这个道统里了。因为孔子的精神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为不同的学说,不能一味拘泥于既有的学说。
       (未完待续)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儒家,曾亦,康有为,君主制,改制,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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