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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再挑“颜色革命”论战:这是政治问题非学术问题

刘瑞复/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2-06 23: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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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关键腐败分子吓人……”

        2014年12月6日,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环球时报年会上表示,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王占阳当时指出,颜色革命是外来词,更像一个话语圈套。“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这个议题很丧气,相当于林彪当年说红旗可以举多久,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两个月后(2015年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头条位置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颜色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篇署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的文章,对王占阳教授的观点进行了逐条批驳。

        文章开篇即称,王教授看法的谬误不仅仅在于其轻佻的、颐指气使的口吻和架势,更在于对“颜色革命”的认识,同党和人民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背道而驰。对此,有必要谈谈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

        以下为全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认为:所谓的“颜色革命"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直接指向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完全有悖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当香港“占中运动”风头正劲之时,王占阳教授在2014年12月6日的《环球时报》年会上,谈论了所谓“颜色革命”问题。王教授看法的谬误,不仅仅在于其轻佻的、颐指气使的口吻和架势,更在于对“颜色革命”的认识,同党和人民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背道而驰。对此,有必要谈谈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颜色革命”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颜色革命”是个引喻性词语,不是学术上可以精准定义的概念。西方把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以所谓“非暴力”方式挑战国家政权的街头运动,称为“颜色革命”。这种概括,往往以花或颜色为标志。在苏联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玫瑰花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天鹅绒革命”;在原民族独立国家,有“茉莉花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等等。这些国家,既然是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何以频频插手、干涉内政呢?究其原因,在于寻找并扶持遂其所愿的亲西方势力和代理人,从而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和地缘政治布局。“颜色革命”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违法颠覆活动,实质是改变或篡夺现行合法政权,目标则是推翻国家政权。革命从来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但上述“颜色革命”,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没有形成同原有政权有原则区别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我国,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妄图制造“颜色革命”,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直接指向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完全有悖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很显然,“颜色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存在“概念”如何理解、怎样下“定义”的问题。然而,王教授却说,“颜色革命”“不能简单否定”,而是“需要重新界定”,因为“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就全崩溃了”。同时,他还歪曲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提出“蓝色革命”、“红色革命”、“粉红色革命”等新术语,并提出要研究这些概念同“颜色革命”的异同,诱导人们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纳入“学术”问题轨道进行争论。这不是混淆是非、把水搅浑、转移目标吗?

第二,“颜色革命”问题,是法律问题,不存在所谓“诉愿”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颜色革命”无论采取暴力的、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都必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从“颜色革命”的策划、组织到实施,都是施行违法犯罪的过程,其聚众危害国家、妨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财产和权利等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王教授却说“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所以“革命是有合理性的”。这里,王教授明显混淆了阶级界限、颠倒了敌我关系,把“颜色革命”说成“人民革命”,谋求在虚假的道义制高点上笼络人心。近年来,新一届党中央总揽全局,抓铁有痕,人民是满意的、高兴的。而王教授却置党爱人民、人民爱党的基本事实于不顾,恶意挑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公然鼓吹“颜色革命”的“合理性”。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地要一块一块地犁”。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存在各种社会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毋庸讳言,被“颜色革命”裹挟的人群中有各种社会诉求。但任何国家的“诉愿”活动,都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可以通过各级组织、信访、媒体等表达,渠道也是日益畅通的。而“颜色革命”不过是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所谓“合法诉求”的迷惑性,对广大群众进行蒙蔽和欺骗。

第三,“颜色革命”问题,是实际的、现实的问题,不是主观臆想的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特别是“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得手”,使一些人忘乎所以,把目标对准中国。但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斗争中,我们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居安思危,以百倍的警惕防患于未然,当然包括防止“颜色革命”。由此可见,“颜色革命”是一个实际问题、现实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防止“颜色革命”,也不是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者“在天堂里喝啤酒”那样惬意和超然。

        王教授说,“社会政治清明、政治平等、大家富裕,就不需要担心颜色革命了”;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这是臆想和猜测。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党一贯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担心”知识分子搞“颜色革命”的问题。离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别有用心的。防止“颜色革命”是完全正义的事业,如同对待任何坏事一样,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根本不存在“担心”的问题。但王教授一会儿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又说“中国离颜色革命并不远”,这不是要党和人民解除思想武装又是什么?

        社会腐败黑暗—“颜色革命”合理—“颜色革命”不远,这就是王教授关于“颜色革命”看法的中心逻辑。王教授通篇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表述,模糊了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斗争,模糊了对“颜色革命”的警惕。这确实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既然“颜色革命”是这个花、那个花,不知王教授把自己臆想的中国“颜色革命”栽上个什么花?是不是罂粟花?

        罂粟花虽是美丽的,结出的却是罪恶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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