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京官时入不敷出？看清代官员的收入制度与廉政建设

曾国藩。

        曾国藩在做京官的十多年间，其生存状态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窘”，而窘的原因是因为穷。

        在入京为官之初，作为翰林的曾国藩每年的法定收入是120多两白银，而官服、住房、出行、应酬等各项支出，每年要有600多两白银，赤字将近480两。即便后来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经济压力仍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所以，十多年的京官生涯，曾国藩考虑最多的应该就是钱从哪来。

        曾国藩弥补赤字的方式，和其他京官没什么不同，外官的馈赠（夏天叫冰敬，冬天叫炭敬，临别叫别敬）和借贷成为他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外官的馈赠，曾国藩和别人一样十分渴望，但他也有自己的矜持，尤其是30岁之后开始“学作圣人”，他对自己的修炼变得严格起来，立志不以做官发财为目标，在个人修养上则近乎严苛，甚至去拜客时多看了主妇一眼，也要在日记中对自己痛加责备。

        理学修养使得曾国藩在晚清官场贪风横行中得以保持清洁。然而，低薪制带来的更多是整体性腐败。在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曾国藩，也看到了晚清官场的生态、社会生活的很多潜规则，而且透过曾国藩的个人账簿，一个帝国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底薪制和腐败现象之间的联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宏杰毕业于财经类专业，却一直对历史抱有兴趣，希望写出好看而又具有启发意义的严肃历史作品。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作品受到来自普通读者和学者两方面的肯定，所以后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破格收他为博士生。拿到学位后，张宏杰又前往清华大学做博士后，合作导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        

曾国藩不是完人        

        澎湃新闻：你此前就写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进入学院进行学术研究后，也把论文选题定为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曾国藩身上有什么吸引你？

        张宏杰：对曾国藩个人还是比较有兴趣。原来我写过的一些书，像《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像皇权专制、官本位啊，这些负面因素很多还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或者说残留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时代离得太远，很多东西其实已经不起作用了，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食人生番，就没有必要去鞭挞。但是我们看明代的君主专制、官僚制度，能够感同身受，因为这些制度的基因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还存在着。所以以前的作品都是批判这些东西。

        而曾国藩是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他的为人处世、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生命力的侧面。这是我关注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澎湃新闻：所以你很大一部分作品关注的都是明清，也主要是因为离得近，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张宏杰：对，明清奠定的基本的社会架构，应该说一部分还在今天运转着，我们今天很多的社会规则跟明清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包括官场的行为方式、老百姓面对权力面前的心理结构，跟明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澎湃新闻：这次新出的《给曾国藩算算账》，加上此前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都可以说试图还原一个公众熟悉的历史形象，用你的话说就是“去熟悉化”。其中要去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原来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是两极的形象。

        一极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是千古完人；一极说他是汉奸、卖国贼，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身上没有一点好处。所以这个“去熟悉化”，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自然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本身曾国藩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30岁之前他是有很多毛病的，是个庸人，后来开始“学作圣人”，才修炼自己，人格上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另外就是说曾国藩也不是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你看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也是犯了很多错误，晚年洋务运动中他也是有很大局限性。包括我关注过曾国藩对风水、相面、算卦这些神秘文化的兴趣，这都是体现他思维的局限性，这样写出来的话，是更可信、更立体、更有温度的。

道德无法整体上约束腐败

        澎湃新闻：读过这本新书后，对曾国藩在京官时期的最大印象就是“穷”，但是社交支出仍占了总支出的1/5，是除了日常开支外的第二大开支。为什么社交应酬对曾国藩这么重要？

        张宏杰：应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应酬等社交礼仪都很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都比今天多。特别是过去官员有座师，就是科举考试录取他的主考官，还有官场上的同年，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同学，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要经常走动。传统社会的理解比今天要繁复很多，所以这方面要花很多钱。

        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是一个特别喜欢交际的人，他的人际交往面比平均数要高。而刘光第和李慈铭的交往为什么少呢？刘光第的经济特别窘迫，除了工资外，完全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所以他在别的方面支出也很少，像他吃老米，老婆成天穿着破旧的衣服，这在其他官员那里也是看不到的。刘光第不是传统京官的典型代表，他是远远低于一般水平的。李慈铭虽然也很穷，但是他仍然比较专注于个人享受。

        澎湃新闻：除了曾国藩外，书中举了那桐、刘光第、李慈铭三种不同类型的京官，横向对比京官的经济生活情况，可以说除了满族官员那桐外，其他几个汉族官员的例子，收入都非常低，无论是中层还是高层，这是汉族京官的普遍生态吗？

        张宏杰：打个比方，如果晚清的京官官场是一个光谱的话，把那桐、刘光第、李慈铭、曾国藩放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光谱。刘光第是最穷的那一级，那桐是最富的那一级，曾国藩是在中间偏穷，李慈铭则是中间偏奢靡的。所以我选取了这四个人，希望在整体上做一个呈现。

        京官的收入低，支出大，是明清两朝的普遍情况。满族京官也不见得个个都很富，少数在户部等肥缺的是富的，但是并不是所有满族官员都能搞到肥缺，而且除了极少数肥缺是固定给满族官员外，很多肥缺也是在满汉之间交换的。

        所以京官的低薪，不能说是民族上的差别，而是明清两朝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就是京官薄俸制，收入远远不及支出。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化的，虽然整体上京官都很穷，但是当中有一些人握有的权力很大，运用权力去营私，这样也有一小部分京官收入很高。

        澎湃新闻：俸禄过低，所以曾国藩早期也对灰色收入充满了渴望？后来，曾国藩“学作圣人”，对自己进行道德上的严格要求，使他在贪风中保持了清洁，但是面对制度上的缺陷，通过道德感召来制约官员的行为可行吗？

        张宏杰：曾国藩倒是谈不上对灰色收入有多么渴望，冰敬、炭敬在那个时候是官场上的惯例，连皇帝都承认，算不上灰色收入。

        道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起作用，但是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只有在曾国藩这种立志要在人格修养上进行极大的自我完善的人身上，才会发生作用。打个比方，人群当中，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可能只占10%，属于特例和少数，大部分人在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情况下，就会谋取灰色收入，这是大部分人的常态。

        澎湃新闻：你讲薄俸制带来贪腐横行的同时，也催生出清官文化，这不矛盾吗？

        张宏杰：低薪并不见得必然导致腐败。在同样的低薪制度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做清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做贪官。但是清官永远是低薪制度下官场中的少数。从大概率上讲，低薪制容易诱发贪腐，当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水平时，80%的人可能都会去搞搞灰色收入，做个庸官。

        为什么明清的清官文化会特别突出，就是低薪制导致了这部分不愿贪腐的官员生活特别悲惨，所以才被拔高出来。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个清官，叫曾秉正，他做到三品，告老还乡时还是掏不起路费，实在没办法，就把自己四岁的女儿给卖了。然后朱元璋知道之后，没有因此而反思自己的低薪制，反而对曾秉正处以宫刑。这也说明传统社会对低薪制缺乏反思能力。        

低薪制是明清腐败的根源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朝和宋朝中后期官员俸禄水平比较高，那么以宋代中高层官员为例，高薪是否有效缓解了官员的贪腐？

        张宏杰：宋朝的高薪制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像你说的北宋中期以后，薪俸制度经过了几次调整，才比较高，但也主要是在中高级官员中。北宋的中高级官员薪水比较高，生活比较舒适，朝廷对他们的实际支出考虑得比较全面。所以北宋的文臣很多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中前期的官风是比较好的。另外，北宋的百姓生活也比较稳定，没有爆发过大的农民起义，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北宋的高薪养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北宋的高薪养廉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局部的，只有中高级官员是高薪，剩下的广大的低级官员是低薪制的。州县级的官员，在宋代叫选人，就是中央官员的候选，占了整体官员队伍的4/5，他们的收入仅仅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我们看宋代的史料中，有着大量的低级官员抱怨收入过低的记载。

        另外一个特点是宋代的地方吏员是无常俸的，就是说，基本是没有工资的。政府征发平民做吏员，代替劳役，无偿给国家做贡献。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就相当于放任这些吏员去谋取灰色收入。所以宋代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吏员腐败也是最为严重的。而且宋代的吏员腐败是整体现象，不是个别情况。

        这种部分的高薪养廉制，结果就是到北宋末年中高级官员也沦陷了。因为官场的腐败有传导现象，吏员整体腐败之后，各种奇形怪状的现象就出来了，然后开始贿赂州官县官，州官县官也跟着大面积腐败，接着就继续贿赂上司，这样一层一层传导，腐败在北宋末年就变得普遍化了。除此之外，北宋早期一些具有制衡作用的“祖宗家法”受到了破坏，特别是宋徽宗经常使用“御笔手诏”，不经中书、门下等机构就独断颁布旨意，打破了之前对权力约束的制度。

        因此我们无法说北宋的高薪养廉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我们只能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是不能成功的。一方面是腐败的层层传导，一方面是权力失去约束。

        我认为，高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特别是现代社会，高薪一定要跟权力的有效约束，跟政府施政的高透明度结合起来，养廉才有可能成功。你只给官员高薪，而没有有效的检查制度，高薪只会助长他们奢靡的欲望。

        澎湃新闻：雍正推出地方养廉银后，地方的贪腐是否有所改善？

        张宏杰：雍正的养廉银制度，在雍正当朝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知道，雍正朝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最成功的朝代之一。反腐成功不光是因为雍正这个人特别的刻薄，喜欢抄家，更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养廉银制度做基础。

        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一年的合法收入只有100多两白银，但是他们的支出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他们的家庭往往都是大家庭，生活水平都很高，这要花很多钱。另外更重要的是，清代的总督和巡抚要承担很多本来是国家应该承担的支出，比如说他们起码要请十来个幕僚，替他们处理文件和事务，这些幕僚的工资都很高，每个人一年至少要1000两白银，另外很多编外的书吏也要他们来开支，甚至给皇帝送奏折的费用，也要督抚拿自己的钱往里面填补。

        所以督抚每年要花掉至少1万两白银，但是国家只给他100两的工资，这样每年就有1万两的亏空。时间长了就形成陋规，靠下级官员过年过节送礼来弥补亏空。雍正看到这点，于是就搞了养廉银改革，地方官员你跟我实话实说一年到底需要多少支出，然后根据支出和级别给予养廉银。通过养廉银改革，就革除了陋规，所以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很多人在反对高薪养廉时，举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最后也失败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养廉银制度的失败，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后来在执行上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乾隆年间把这个养廉银给定额制了，每个官员的养廉银固定化。但是雍正的养廉银制度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官员的实际支出发生浮动的话，养廉银发生浮动。

        乾隆喜欢把什么都给固定化，但是从雍正到嘉庆时期，清朝的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这种情况下，养廉银按理也应该上浮三倍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乾隆和嘉庆没有这个意识，拒不调整，这样收入和支出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巨大差额。没有别的办法，陋规又死灰复燃。

        所以我们说清朝的养廉银改革，不是单纯的制度上的失败，而是后来执行上的失败，实际上乾隆已经把这个养廉制度破坏了。我们不能用这个例子来否定高薪养廉的有效性。

        澎湃新闻：那么中国古代的官员低薪制度，主要是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吗？

        张宏杰：对，低薪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财政支出负担不了。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规律，一个是从秦朝到清朝，官员的总数是不停地增加，另外一个是王朝建立之初是精兵简政，但是到了中后期机构就开始叠床架屋。过去的财政收入农业税占大头，财政的汲取能力很差，负担不了所有官员的高薪，只能负责部分中高级官员的高薪。

        澎湃新闻：如此说来，低薪制和财政紧张的症结在于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

        张宏杰：官僚数量和机构的不断膨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古代的官僚系统自身有不断膨胀的冲动，利益集团滚雪球越滚越大。另外一个传统的官僚系统是皇权的延伸。随着君主专制历代的发展，明清的君主专制比汉朝的时候要严厉很多。然后不停地分设机构，让官员之间相互制约，防止对皇权构成挑战。本来是一个官的职责，分成三四个，所以造成了官僚系统的不断膨胀。

        所以官僚系统的膨胀，实际上是皇权不断强化的一个表现。君主专制强化的趋势不改变，低薪制也无法改变。所以为什么明清两朝的官员的薪水是最低的呢，就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君主专制最厉害。

官本位导致官员家庭财富暴涨

        澎湃新闻：曾国藩的出现，是家族几代努力的结果，而曾国藩的发迹，也确实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曾国藩做京官时期，并不是直接的财富给予，而是身份的改变，曾国藩父兄成为绅士，进而通过干预地方事务，获得权威和资本的积累。官员个人虽然可能不贪，但是对于全力支持其入仕的家族，是不是很难约束他们的行为？

        张宏杰：古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县级以下政府，地方绅士往往起很大作用。很多地方司法纠纷，都是通过绅士来进行调解的，这个调解是要收取报酬的。地方绅士在地方资源当中有很大的支配权。绅士的唯一标准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人做官，做的官是多大。中国传统社会从秦汉以后，逐步进入到“官本位”社会。所以曾国藩的父亲和兄弟介入地方事务，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常态。

        家族晋升为绅士阶层后，开支相应也要激增，所以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唯一能搞到钱的渠道，就是通过自己是翰林弟弟的身份，到各地帮助解决纠纷，收取回扣，所以他做了大量这样的事情。现在新闻中落马官员也是因为家族仰仗官员的权势，谋取财富，这和古代是完全一样的。

        澎湃新闻：湖南湘乡曾家的崛起，不是千百年来的孤例，比如宋代四明史氏也是在史弥远崛起之后不断膨胀的，为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事在中国一再出现？

        张宏杰：因为中国古代是超经济强制社会，永远是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刻意防范经济权力影响政治权力，所以才把商人阶层列为“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个等级，还要限制商人阶层的消费。相反一个人只要获得了政治权力，就能够保证他们的经济权力获得扩张。像明朝官员的土地是不用交税赋的，所以农民就投靠过来，把土地献给他们，不用交税。所以政治权力自然就会带来经济利益。

        在曾国藩家族来讲，曾国藩本人不是一个特别放任家人谋取这种收入的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他的家庭从早期很普通的家庭变成后来的豪富之家。这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