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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市民眼中的绿地为何没那么多?用大数据讲述城市意象
对城市意象和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爱好者不会陌生。
凯文•林奇于上世纪60年代在MIT设计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方式来研究人对城市空间的感知。与一般调研不同,他的调研不仅局限于访谈,而是创造性地采用了“心灵地图”的方式,给每一位街上的受访者纸笔,并让这些非专业人士画出他们各自记忆中的城市。有趣的是,当这些地图被整理归纳在一起之后,他发现了多数人的绘制(以及访谈中提及)的共性规律 。通过波士顿、泽西市、洛杉矶三个城市极少数量的样本,他归纳出了五种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元素,后人也称其为“城市意象五要素”——节点(node)、路径(path)、地区(district)、边界(edge)、地标(landmark)。

实际上,五要素的说法看似抽象,但它就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存在。在上海,相信在多数人眼中,外滩是一个大规模吸引人气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典型节点(node)。作为步行商业街,南京东路就可被理解为一个路径(path)。地标(landmark)通常有非常独特的外形,且形象深入人心——相信多数上海市民对此都会想到东方明珠。边界(edge)主要在人们脑海中起到限定地域空间的作用。作为划分浦东、浦西的地理要素,黄浦江尽管不是上海的地理边界,但在人们的感知中,它就是一条清晰的边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恰恰印证了这一概念的存在。地区(district)这一概念比较抽象,它可以很大,也可能很小,其范围在每个人心中未必统一。比如,当有人提到“人民广场那儿,有什么美食或商店?”时,这里的“人民广场”并不仅指“广场”本身,而是包括了周边的商场等,至于到底哪些店一定属于这一范围,不那么明确,可“人民广场那儿”这一概念却牢牢存在于每位在上海生活的市民脑海中。
这五要素几乎成了当时和之后城市设计中最为经典的理论源头。林奇本人在80年代回顾城市意象的文章中也承认,当初通过为数不多的样本所提炼出的城市意象,其合理性居然在很多地方都得到验证,是一个奇迹。
不过有一点可能被多数人忽略,在回顾中,他更多表达了因人们误解他的研究而来的失望:他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城市意象研究,促进更多城市学者、规划师来关注城市物质空间与人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但恰恰相反的是,他的初衷并未达成。在那之后,并没有多少人去钻研这两者的关系,人们反而直接利用五个要素进行设计,再也不关注人的感知。在很多后人眼里,这五个要素成为城市设计的工具、法宝和捷径。
我们不妨重新回到研究城市空间与个体感知的方法论上,这也是本文希望传达的意义。
大数据与城市意象
大数据这个概念,在过去一年里被翻来覆去地炒,作为信息时代的旗帜性关键词,很多城市研究者对它寄予厚望。但在城市规划领域,它真正的作用、性质、地位,还都未得到明确解答,一切尚停留在摸索状态。
关于大数据的定义、特点,有很多很详尽的书籍。我想说的是,这玩意儿是否可以运用于城市空间与个体认知这一关系的研究中?
受到DUSP-CRE的Albert Saiz教授在其HBS的毕业论文中运用城市照片点密集度分析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启发(后来我也做了他的研究助手,帮他下载了很多世界全域的照片),我想到,利用城市照片共享平台,来进行这一研究。

C-IMAGE:找到市民心中的城市意象
在选择数据源方面,我选择了全球最大的两个在线照片供应商——Panoramio和Flickr。前者是谷歌地球的供应商,其出现最多的地方是Google Earth(话说最近他家pro免费真要点个赞),后者则是雅虎的招牌照片交流平台。本文运用的所有照片数据,都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拍照后上传网站公开的。无论一个池塘,一幢高楼,一个街边小店,还是一场比赛,这些点点滴滴,既是个人对城市空间的私家记忆,更是城市中市民集体对这个城市留下的印象。这是这些照片可以作为城市意象研究的基础。
其次,通过网站接口,我以城市行政边界为单位,开始了照片数据的下载,一共下载了26个不同城市的数据(主要是pano的数据,它的照片更偏风景,适合研究城市意象),主要数据包括照片的地理坐标信息、上传时间、标题等。因城市规模、能级不同,不同城市的照片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少则如波士顿的26000余张,多则如伦敦的210000张。

新发现的意象与传统的意象
下面就是两者的直接对比,左图是Panoramoio(红点)和Flickr(蓝点)的叠加图,而右图则是将林奇的城市意象叠加在波士顿地图的结果(和地面路网吻合度极高,足见其当时绘图的严谨精致)。

1)找到节点(node)的对应,Copley Square




篇幅有限,仅举一例。纽伯瑞街(Newburry Street)这条街道在林奇的城市结构中并未显露。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一些先锋唱片业自发集聚,在这条街道两边产生了一系列与唱片相关的商店。再后来,这里慢慢逐步演变成波士顿非常重要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条街道的产生在我们的城市意象照片中得到了呈现。

C-IMAGE深度挖掘:根据意象把城市分类
从更本质的角度讲,利用照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绝不仅是局限于在某一城市中照片点集的空间聚类,更重要的在于照片拍摄的内容。
我们利用Scene Understanding,将数据库中的图像信息进行了处理。简而言之,就是让电脑为我们把所有下载下来的城市照片按拍摄内容全部归纳、整理、分类出来。在计算机可识别的102类场景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7种基本的城市视觉感知要素(以伦敦为例):
1) 绿色视觉意象







当我们把这些城市的“C-IMAGE”都揭示出来之后,可以发现,不同城市呈现出一些各自的特点。由于绿色视觉意象(绿色)和高楼视觉意象(黄色),这里姑且以这两种颜色作为区分城市类型的主要标准:
A类,绿色视觉意象(绿色)占据主导的城市,比如热带的新加坡,以及东欧的一些城市如布拉格等。这些城市或多掩映在绿树环绕中,生态、景观宜人。




在分类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有意思的这样两个城市——东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同样承受着大量人口压力、用地紧张,尽管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上看,上海并不比东京的绿地率少多少,但是在我们的C-IMAGE的对照下,东京实在是比上海绿得太多太多了。
我们的城市绿化、城市公园到哪里去了?这种视觉差别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因为这两张图本身,并非城市用地,而只是被市民感知并记录下来的、关于城市的印象。瞧瞧左边的东京,各种开放绿地(且不论是景点还是公园)在城市中心遍地开花,且有连绵趋势;而再瞧瞧右边的上海,大片成规模的绿地在郊外,可达性差,而市中心的零星补丁不成体系,完败于黄色的高楼视觉意象。
如果放大一点观察,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在很多东京的公园绿地中,夹杂着紫色或者粉色的斑点,这些斑点正是人群活动的照片。而在我们的绿地中,有时候甚至只能看见一片黄色(高楼视觉意象),比如陆家嘴公园,这样一个被“掩埋”的公园,又怎么会给人留下绿色的视觉意象或活动的动力呢?

再回到规划层面,上海的绿地其实是严格按照其绿地发展规划建设的,但正是由于依赖用地指标数字,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感受,才会留下这样很多的“不可感知的绿色空间”;反观东京,在其规划中确实更多强调了绿地空间如何组织利用,在周末,绿地被用以举办各类活动,因设计者更多强调考虑其使用功能,才会营造出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绿色城市的意象。他们的绿地可能不多,但利用得好,利用得充分,自然会给这个城市、这里的市民留下绿色的印记。
关于这些城市颜色、意象的图片,还有很多故事,这里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后记:大数据之我见
利用大数据来做城市研究,如今已经发展得火热,优势自然不必多说。我这里却想从个人感受出发,泼一点冷水:1) 数据采集的口子有可能被进一步收紧,尤其是国内,而数据的定价权则被BAT等大公司垄断;2) 大数据是面向过去的研究,而规划是面向未来的手段。用过去计算将来,并不严谨,这也解释了现在国外学府热火朝天开展大模型运动的浪潮——原因在于,学者寄望于统计学,在城市规划中运用大数据的方法;3) 各种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城市管理工具,意味着城市发展的理性、客观,也同时将吸收更多公众意见——这种放权于民的手段,或许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
我的一系列研究几乎完全依托于个人兴趣。从开始写代码的蹒跚学步到后来自己研究各种软件、程序语言,再到后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各种功能的转变,尽管旅途坎坷,但确实感觉乐在其中,懵懵懂懂中,似乎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与技术。如有谬误,多谢各路高人指点。
[作者毕业于MIT城市规划系,现就职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邮箱:lyons66@qq.com。作者在这里感谢导师Jinhua Zhao和Brent D Ryan的细心指导,也感谢重要战略合作伙伴Bolei Zhou (MIT计算机科学PhD在读 http://zhoubolei.com)http://cityimage.csail.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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